母校厦大百年

原创 维舟 维舟

俯瞰厦大 左下角是芙蓉湖一角，前景的古典建筑是男生宿舍芙蓉二，这张图未能将厦大最代表性的上弦场、嘉庚楼群纳入进来

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始建于1921年4月6日，明天正是她的百年校庆。对国内那么多历史更悠久的高校来说，这点历史似乎可说浅短——老实说，我刚入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连我高中就读的崇明中学，都还比她早六年诞生。

也是后来了解得多了，一点点复原那个年代的画面，才意识到那有多不容易。的确，她不算很早，但也并不晚了：1922年，全国也只有31所大学（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考虑到上海大学、云南大学都是1922年建校的，那厦大至少也能排进前30。

但更重要的是地理分布：当时国内大学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而闽广以至南洋一带，几乎是大片的空白。中山大学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建校，号称“台湾第一学府”的台大始建于1928年，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马来亚大学迟至1949年才开学。港大虽然1912年就开学了，但初期规模极小，1916年第一届学生仅有23人毕业。

可以说，直到现在，除了对岸之外，厦大在周围600公里半径内仍然没有能并驾齐驱的竞争对手。这一点甚至对厦门这座城市的发展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因为到了城市竞争的年代，有没有一流大学直接关系到能否留住人才、带动技术创新的新增长点。如果不是因为厦大的存在，很多高级人才根本就不会到厦门来。

不同时期厦门的影像，从鼓浪屿眺望对岸厦门岛，这也是最经典的角度

然而在历史上，厦门虽然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是仅次于上海、广州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中心，但在文化上却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别说与本省首府福州相比瞠乎其后，就算同在闽南的泉州，也自认人文深厚得多。

历史学家许倬云1927年因为父亲调任厦门海关监督，也随同前往，后来他回忆说，“泉州人一向看不起厦门人，他们自认为有文化，厦门人没有文化”。著名作家冰心是福州人，1931年应聘于集美师范大学，她也说：“厦门在当时，文艺空气非常沉寂，真有点像沙漠似的。”不难设想，在厦大创办之时，厦门乃至厦门人在文化人心目中的印象，更好不到哪里去。

当时闽南风气保守，治安很差，厦门一带耕地又少，土产不富，唯一的出路就是下南洋。社会学家陈达在《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记叙自己1930年代周游各地，“知南洋迁民的社区，历史最久而人数最多者在潮汕及厦门近处”，厦门集美村有2500人，在下南洋之前，往往“结队入海为盗”，对岸的海澄县（今漳州龙海）县长，不得已想出一个“以土匪治土匪”的办法——委任一个有势力的土匪当区长。

但陈达也说，当时集美村周围三里内就有多达六所学校，“内中幼稚园的房屋与设备，在国内他处尚不多见”，他因此赞叹独资创设集美学村的陈嘉庚与普通下南洋后发财的华侨眼界不同。

我没见过有人将陈嘉庚与张謇做对比研究，但他们之间的异同其实是很耐寻味的：他们都意识到要重振家乡面貌，也都深知实业和教育的重要性，但张謇作为晚清科举状元，注重的是南通整座城市的现代化，教育只是其中一环，而陈嘉庚学历浅短，在厦门偏重的却不是投资工商业，而是倾注于教育。其结果，南通成为当时的“模范城市”，打造了工业基础，但陈嘉庚却留下了一所一流大学。

1984年发行的陈嘉庚诞辰110周年纪念邮票

校主陈嘉庚，现在大抵作为“爱国华侨”和“厦大创办人”被世人所记住，但他本人其实并未受过多好的教育。他小时只在私塾读过八年书，17岁就辍学出洋，自述读报也只是“一知半解”，在南洋经商时更无暇顾及求学。

1912年他38岁，回厦门老家开罐头厂，发现按说民国肇造，万象更新，但乡下却是私塾大半停歇，而新学堂则腐败难救，村里十多岁的孩子尚且裸露着身子成群游戏，“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由此才下决心先办师范学校、小学，再办中学、大学。由此也可见，他虽是商人出身，但办学理念其实是源出儒家的政治哲学：教育是重整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手段。

在这一过渡时期办教育绝非易事，当时有人慨叹教师“身份之尊崇，等江河日下；教育之计划，如昏夜之难明”。1925年全国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仅占2%，而军费占45%，因而当地各地教师工资都不高，偏僻小学教员一个月的薪水约7-8元，上海浦东甚至有低至年薪40元的，而当时上海工人的月薪平均6-12元。虽然大学教师会略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相比起来，厦大在1921年建校之初开出的月薪可说相当之高：校长500元，专任教员及科主任220元以上，因此聘来32位教员，外国留学者有16人，另有洋人数位。鲁迅、顾颉刚等著名文人学者当时能愿意来厦大这么一所偏远的新学校，恐怕薪水的丰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厦大标志性的建南楼群，共五栋，兴建于1950年代初，陈嘉庚督造，出资人则主要是其女婿、新加坡橡胶大王李光前

不仅如此，厦大还是国内第一家为学生提供免费米饭、菜汤的高校，陈嘉庚虽是商人，但他秉持着私塾式的理念：要让贫寒子弟能吃饱，不在学生身上赚钱。早在1917年创办集美师中学校（集师范、中学于一身）时，他就决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可见厦大是沿用了师范生的标准。

这样办教育是无底洞，需要投入很多很多钱。陈嘉庚起初的想法是办慈善式的：1919年他倡办厦门大学时，认捐开办费100万元（预计最初2年开销），另加日常开支300万元（日后维持12年开支）。

当时南洋富侨回居鼓浪屿者不少，“资产千万元以上者三人，百万元以上者更多”，本来“料无难事”，然而他三次募捐均告失败，慨叹：“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若夫血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

那时还是他生意最风生水起的时候，据说仅1925年就赚了800万元，于是自己掏出了这400万元。但到1933年，受大萧条的冲击，他财力大大削弱，终于宣告破产。

1937年，他不得不接受国家教育经费资助，厦大由私立改为国立大学。1950年，新加坡颁布法令，禁止回访中国的华人再回来，他因为查看厦大重建状况而去了趟中国，却被拒绝再次入境，自此再未踏上新加坡的土地。

陈嘉庚生前捐建大批校舍，但从未以自己名字、祖先、产业或籍贯命名，1996年厦大75周年校庆时，决意在校区中央的芙蓉湖边新建五栋大楼，以“嘉庚楼群”命名，以纪念这位校主

厦大的校址，最初是郑成功屯兵的演武场，此后充作阅兵场，近代厦门开埠后又兼作洋人的跑马场、高尔夫球场（近些年厦大开高尔夫球课，一度舆论哗然，倒也可算“回归历史”），但建校时这2200余亩地大抵都已是“不毛之公共山地”，背山面海，风景绝佳，只是公私坟地密集，耗费很大力气才逐一迁出。

草创之初，最难的还是师资和学生。虽然老师可以高薪聘请，但学生却不能这样。1922年秋出任厦大校长的林文庆，召集诸生口试英语，发现连“你从哪里来”、“你的姓名”这类简单问题尚不能作答，厦大为此“函告闽省各公私中学，从速改善，免致贻误青年”。

林文庆是新加坡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1887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的中国人，后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外科硕士，受聘于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他善于将西学素养和儒家思想合璧，以英文翻译楚辞《离骚》称颂于当时。陈嘉庚选择他出任校长16年（1922-1937），本身就可见这位校主期望的是新旧结合、东西合璧式的人才。

然而，当时国内已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这种理念其实已经比形势慢了一拍。林文庆作为一个对国内变化不甚了然的海外华人，实际上也难以适应和驾驭这一潮流。1924年，厦大爆发学潮，其结果，欧元怀等三百余名师生出走上海，将“厦大”倒过来，另建大夏大学，这就是后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华东师大正是在大夏的原校址上建立的。

厦大校园中心的“三家村”，这里原先还有少数当地居民住的“东边社”，但我入学时已迁走

厦大建校之后，就开始对闽广、南洋一带产生影响，不仅历年的捐款大多来自海外华侨，南洋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也向来是国内最强之列。。历史学者陈毓贤 （Susan Chan Egan）1946年出生于马尼拉，她回忆自己当时所上的灵惠中学教师“大多是厦门大学出身的”。直至现在，华人华侨子弟入学，也一直是厦大的传统之一，2016年厦大的第一所海外分校就开在马来西亚。

不过大体而言，厦大在教学重心上，似乎也隐隐延续着“实业报国”的信念。陈达在1935年就观察到，厦大特别注意三点：对于自然科学设备务求充实；对于海产的研究务必努力；对于海防的管理务求格外注意。确实，化学化工学院、海洋系等一直是厦大的传统强项，在我读书时，厦大的5个院士里，有4个出自化学化工学院，尤其是因为出了卢嘉锡这样的人物——他1934年毕业于厦大化学系，1981-1987年间任中科院院长。

我就读时，厦大在全国高校中的排名还是第18，但近些年似乎已略有下降。这也不意外：虽然福建就这么一所211高校，厦大也从不缺钱，但对很多高级人才来说，厦门毕竟仍算是一个小地方。近些年来，厦大的出名，好像渐渐地不是因为其教学水平，而是“中国最美校园”的名头了。

这二十多年间，厦门人口从160万暴增到了430万，市府也雄心勃勃想“再造一个香港”，但对我来说，还是不由自主地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清楚在当今的竞争环境之下，厦大的前景其实也有赖于厦门城市发展本身，另一面又怀念以前那个更平静的厦大校园——不仅是游客，商品经济、意识形态都在不断渗透入侵它。

一百年过去了，厦大还是那个厦大，只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像我这样的校友看待它的眼光变了：它还是那个重整社会秩序的摇篮吗？抑或是一个抵挡各种外部力量冲刷的最后港湾？当然，也许它从未真正成为前者，也无力成为后者，在这一点上，它和所有中国的大学有着同样的命运。

原标题：《母校厦大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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