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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料”?胡适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解释之失
1922年,胡适撰成《章实斋先生年谱》,梁启超对此书评价颇高,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梁氏如此溢美,可见《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当时声誉甚隆。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胡适对清代学者章学诚所提的“六经皆史”之论进行了一番解释,将之理解成“六经皆史料”,胡适缘何作如此理解?是否偏离了章学诚的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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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六经皆史料
胡适在书中谈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时,他言“我们必须懂得,‘盈天地之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条子目”“其实先生(章学诚)的本意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以子集两部推之,则先生所说‘六经皆史也’,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胡适的话很明确,他认为章学诚所说的“一切著作皆史”不过是“一切著作都是史料”,既然如此,那么六经亦包含在这“一切著作”之内,故而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在胡适这里自然可以理解成“六经皆史料”。
十分凑巧的是,胡适此时正在倡导整理国故运动。1919年,胡适撰写《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首次提到“整理国故”这一概念,为整理国故运动之肇端。1922年,他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中,讲到“研究国故的方法”时,提及章学诚:
现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他做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言之,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来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兴趣。
胡适再次强调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进一步表示“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要以历史的观念来看旧书。1923年,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说:
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所以我们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历史文化,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胡适将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通称为国故,并且要“拿历史的眼光”加以研究,这些学问中自然也包括了六经。他进一步说:
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
也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国过去的学问不过是“整统一切材料”,胡适的这番理解俨然与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解是高度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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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在对《诗经》的理解上,胡适一以贯之,亦将之视为研究历史的材料。1925年,胡适在武昌大学(后并为武汉大学)演讲《诗经》时称:
《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
显然,胡适要去经典化、神圣化,只是将《诗经》作为社会史、政治史抑或文化史的历史材料。胡适之所以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提法演绎成“六经皆史料”,与其发动整理国故之事是密切相连的,甚至可以作如此理解,胡适欲借章学诚之口为整理国故运动振臂疾呼、摇旗呐喊。
胡适的支持者与批评者
胡适“六经皆史料”的提法在当时是有不少知音的。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事,方志,谱牒,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
梁启超对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深表赞许,他的看法与胡适是一样的,即强调拿历史家的眼光看以往之一切史料,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亦是“六经皆史料”。
胡适的高足顾颉刚则颇得其遗韵,他视经学的材料为历史的材料:
我始终认清一个目标,知道他们治经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
他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解与胡适一样,将六经视为学问的材料,研究经学只是考古,不是希圣:
自从清代的朴学施下了实地的功夫,考究一番,始晓得“垂教万世的经书”乃是“一代典章的史书”,然是部史书,则所做疏解、考证的功夫当然与史学无异。章学诚处此潮流,奋其裁断,所以说“六经皆史”“集六经之大成者不在孔子,而在周公”。看六经是学问的材料,不拿学问当做六经的臣仆。拿从前对于经学的界说根本撤消,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说得明明白白。
梁启超、顾颉刚都不约而同地将六经视为研究历史的材料,这与胡适对“六经皆史”的解释完全一致。按照他们的思路,既然是史料,六经成了过去之物,只是作为整理、研究的对象罢了。
胡适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亦遭致了时人的批评。钱玄同在1922年的日记中就回应了胡适所提的这一问题:
适之据章氏《报孙渊如书》中“六经特圣人取此种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数语,谓“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字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
钱氏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胡适“六经皆史料”说的不然,乃“有增字解释之失”,跟章学诚《文史通义》全书并不相合,钱玄同接着说“章实斋决非‘一切著作都是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因为他要‘方志立三书’,因托‘志’于《尚书》、《春秋》,托‘掌故’于《礼》,托‘文征’于《诗》耳”。钱氏的意思是,章学诚所言的“六经皆史”并不是胡适所言的史料,而是充满了寄托,实则是蕴藏着经世之意。
梁启超的弟子姚名达,在为胡适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亦表达了其不满:
若以今语译之,则实斋所谓比类之书,正吾人所谓史料。史虽不离于史料,而史料终不可以史学之称。而胡适之先生著实斋年谱,释实斋“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则于史学、史料之分际尚未能深察。读古人书,心知其意,古若是其易易也哉?
姚名达将史学、史料分开,史学不离史料,而史料并不能完全代表史学,批评胡适未能将两者深察,他言“其意以为史之所载,皆人事之实迹,古来之法存焉,道寓于法,非有二也,道法存于史,非史载之外别有道法也”,姚氏觉得史中有道法。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文中则说:
此四字(六经皆史)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如胡适之,都看错了。他们都很看中实斋,但他们对实斋所说的“六经皆史”这一个“史”字,都看不正。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这岂是章实斋立说之原意?章实斋所谓《文史通义》里所谓的“六经皆史”,这个“史”字,明明有一个讲法,即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一篇文章名《史释》,正是来解释这个“史”字,并不像我们近人梁、胡诸氏之所说。
钱穆批评梁启超、胡适对“六经皆史”的看法,并且引用《文史通义》中《史释》加以驳斥,他继续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同经致用,施之政事”。钱穆从经世的角度来理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与胡适“六经皆史料”的说法截然异趣。
钱玄同、钱穆都从经世的角度来看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亦即六经是可以资于世用的。而姚名达则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六经皆史”,以为史中有道、有法,二者实则可以归为一类,即六经不是史料,能与人事发生关联,具有其内在的价值。
胡适解释的偏离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草创于1788年。此年,他在给孙星衍的信中言:“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持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尔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正式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的这两段文字十分洗练,要理解“六经皆史”,我们先要理解章学诚眼中“史”的意义。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释》中专门对“史”做了一番解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章学诚对《周礼》中“史”的观念加以梳理,很明显,在他眼中的“史”乃职官之史,而守掌故,“以法存先王之道”,其落脚点在于道。他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中继续论述“六经皆史”: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存有司,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
从章氏这段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典章事实是器,非常重要,可以“即器而明道”。他进一步表示,六经亦皆器,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於《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
章氏强调“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此与其“即器而明道”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同时又不能“道不明而争于器”,对于史而言,不能安于掌故,他在《文史通义·言公》中说:
《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於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
章氏指出“作史贵知其意,非同於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也就说史家著作中蕴藏褒贬,并非掌故,而要明其中之意。
要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乃是六经皆自史出,史守先王之政典,以此存先王之道,史不仅要守史职,还要明史意、存史道。胡适将“六经皆史”解释成“六经皆史料”,明显偏离了章氏的本旨,不仅没有注意到史职,更将史意、史道完全淹没了。我们一方面要理解胡适将章学诚抬出来的本意,是为了发动整理国故运动,遂将“六经皆史”加以演绎、引申,另一方面亦要理解胡适对“六经皆史”解释的偏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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