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威胁的政治地位：为什么印度富农们拒绝改革？

编者按：与西方世界对于“本次印度农民抗议是完全属于贫困农民的抗议”的认识不同，来自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富农群体——贾特人“不畏艰险”地组织并参与了农民抗议。这些农民担心新的法律将帮助大型农业企业破坏目前由国家主导的农产品收购体系，并最终导致他们依赖的价格支持体系被瓦解。而印度农业的市场化，可能会危及到贾特人身为富农阶级、代表印度传统地主与种姓残余势力的政治地位。本文作者萨尔瓦多·巴本（Salvatore Babones）是外交政策专栏作家，也是悉尼独立研究中心的兼职学者。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

2018年，数万名贫困农民涌入印度各地城市，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他们的直接要求是提高其农业产品的价格以及免除他们的债务贷款。随着2019年选举的临近，专家预测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会在选举中遇到严重的问题。莫迪向农民提供了有限的价格支持，但在贷款豁免问题上保持了立场。相反，他承诺在选举后实施结构性改革。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则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所有农业贷款”，这一昂贵的解决方案被经济学家斥责为“民粹主义的魔杖”。

莫迪

当考验来临时，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一年后，莫迪政府终于回应了农民的担忧，通过结构性改革，让农民在其家乡以外更广阔的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价格，从而永久提高农业收入：而这些目标则需要通过2020年农业法案来实现。2020年9月，这三项法案在印度议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被强行通过，几乎没有机会受到适当的立法审查，并在上议院引发了混乱。但与街上的景象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莫迪的农业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它也吸引了印度一些最富有的农民走上德里街头，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没错：印度国内较为富裕的农民，或者至少是来自印度境内农场规模最大、农场收入最高地区的农民。

与活动人士和支持抗议活动的西方名人试图让我们相信的信息不同，自9月以来，大多数新法律的抗议者并不是被边缘化的、自给自足的农民，也不是被债务和绝望逼到自杀边缘的农民。相反，他们代表的是印度传统地主与种姓残余的政治势力，他们同时获得了大量补贴。这些农民担心，新的法律将帮助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破坏目前由国家主导的农产品收购体系，并最终导致他们依赖的价格支持体系的解体。他们要求政府废除改革，并要求政府保证未来会继续对农产品作出价格支持。

争论的中心是莫迪的三项新农业法。第一条表示，允许农民在他们认为可以得到比当地政府经营的市场所提供的价格更高的情况下，把农产品卖到当地以外的地方。第二条（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条）：允许农民通过提前销售农产品来达成合同农业——这种做法在西方非常普遍，但在印度却很敏感，因为面临被滥用的风险。第三条则是允许私人经销商建立大规模的仓储业务，并且不用担心因囤积食品而被起诉。

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将印度农业从地方管理的农村经济转变为现代国家工业。这些改革将允许小农户专门种植利基作物，并通过大型批发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随着农民转变为企业家，这也将带来新的风险。但是，不论是改革的风险和回报，都不会立即影响到抗议农民的生计。他们的补贴和支持结构将继续存在，至少目前如此。但是，改革将打破农村的等级制度，破坏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威胁到统治了印度西北部两个多世纪的政治集团的权力基础。

2020年12月5日，印度东部城市伯蒂亚拉，由农业法改革引发的印度农民抗议仍在继续。

德里的农场抗议者主要来自贾特人社区，这是一个横跨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东部的种姓群体，在印巴分治前覆盖了印度旁遮普省的整个地区。贾特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和军事种姓，类似于中世纪英国的约曼农民。在现代印度，这种联系依然存在，不管他们是否从事农业工作。贾特人都主要集中在哈里亚纳邦（那里的贾特人主要是印度教徒）和旁遮普邦（那里的贾特人主要是锡克教徒），而大多数穆斯林贾特人现在则生活在巴基斯坦。

贾特人在印度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他们集中在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加上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使他们在这两个邦的地方势力极大。现代民主印度不按种姓报告人口数据，但信印度教的贾特人大约占了哈里亚纳邦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信锡克教的贾特人则占了旁遮普邦人口的五分之一还多。在这两个邦内，贾特人构成了最大的单一种姓群体。

据估计，在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东部，贾特人分别拥有约四分之三和五分之四的农业用地。在这两个邦，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农民都被认为属于贾特族。农场抗议者声称，他们在1月26日的共和国日集会上动员了20万辆拖拉机，这证实了抗议者中普遍存在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因为很少有印度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来从事机械化农业。即使在今天，一位典型的印度农民拥有一头牛的可能性仍然是TA拥有拖拉机的10倍。

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收入是印度最高的，这两个邦的农民的平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接近附近北方邦邻居收入的三倍。他们还获得了大部分的政府支持。他们90%以上的农地都覆盖着大量的补贴所提供的灌溉。而政府几乎以远高于市场水平的最低支持价格购买了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农民的全部粮食产出。结果就是官方囤积了大量的小麦和大米（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其中大部分最终都分发给了印度的穷人——或者干脆在粮仓内腐烂。

长期以来，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贾特农民一直在游说印度政府维持一个既浪费经济又破坏环境的农业系统。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吱吱作响的轮子”会被上油，最明显的问题先得到关注。印度最富有的农民大张旗鼓地要求政府出台保障他们生计的政策，这一事实不足为奇。他们说服了蕾哈娜（Rihanna）、格蕾塔·汤伯格（Greta Thunberg）和米娜·哈里斯（Meena Harris）等国际名人和活动家来支持他们的事业，这可能有点奇怪，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当西方的权威媒体不加批判地相信“贫困农民”的说法时，结果就成为了纯粹的误导信息。有文章表明，印度人民党的新农业法威胁到了多达8亿人的生计。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52%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的国家，只有6%的人口积极反对莫迪的执政表现。理论上，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穷人而言，他们能敏锐地意识到政府的政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资产，默认的假设是大多数印度农民相信新法律实际上会帮助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

印度最贫困的农民需要改革，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获得的政府高额补贴，而这些补贴有利于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贾特农民。他们被迫以现货价格将产品卖给当地的中间商，因此无法在家乡以外的地区销售产品。他们也缺乏进行融资和期货市场的渠道，而这些是大多数西方农民视作理所当然的管理工具。新法律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为少数实际获得补贴的的农民继续提供最低支持价格。

然而事实仍然是，成千上万的农民（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涌入了这个国家的首都，封锁了道路，扎营，有时还与警察发生冲突。面对官方的谴责和感染新冠病毒的威胁，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即使政府试图通过关闭手机和互联网来抑制抗议，他们仍然找到了组织和沟通的方法。他们甚至冒着可能被指控煽动叛乱、判处长期监禁的风险。如果不是他们认为存在真正危险的威胁，那又是什么能够激励这么多人如此“不畏艰险”？

2020年4月21日，印度北方邦，农民收割小麦。

但贾特人走上街头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威胁。而是他们政治权力遭到了的威胁。印度人民党的农业改革将赋予较小的、较贫穷的、低种姓群体权力，为他们的农产品提供绕过长期建立的渠道的新销路。贾特人在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地位目前可能是安全的，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改革可能会把他们从娇惯的农业贵族转变为依赖福利的农村农民。他们自然倾向于去阻止自由化的时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让它倒退。对他们来说，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一条出路，摆脱他们目前陷入的依赖循环。

按照印度农村的标准，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传统贾特人土地所有者可能很富裕，但他们发现自己在印度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越来越被边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低种姓和外姓城市人加入21世纪的信息经济，贾特农民却被留在了农场里。反映出这一点的是，贾特人活动家甚至游说表示政府应该承认该种姓是正式的“落后阶级”，应该在大学录取和政府就业方面采取平权行动。在政府补贴泡沫的笼罩下，他们的持续繁荣越来越依赖于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这种地位正在慢慢消失。

为了平息抗议者的恐惧，莫迪提出将改革推迟18个月，这是徒劳的。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尤其是那些抗议的贾特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在改革中加入一个过渡计划，为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富农提供一条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些农民在机械化方面领先全国，并雇用了数百万来自邻近邦的移民劳工。他们拥有印度农业成功所需要的现代管理知识。他们应该领导改革，而不是抗议改革。现在，莫迪和印度人民党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办法让他们参与进来。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原题为：India’s Rich Farmers Are Holding Up Reforms Designed to Help the Poor，作者Salvatore Bab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