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谢辰生忆与徐森玉、汪庆正师生往来情谊

2021年是知名文博学者徐森玉诞辰140周年、汪庆正诞辰90周年的纪念之年。问起百岁高龄的谢辰生老是否还记得两位先生，他很畅快地回答：“当然记得，那可是老熟人了！”再问他大概是什么时候认识来往的？他回答：“那可早了。得有好几十年了！”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近期回忆了与徐森玉和汪庆正先生的交集，包括谢辰生协助办理为北方大学购买图书的相关事宜，在徐森玉的引荐下帮郑振铎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帮忙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及在与汪庆正相识后的故事及书信往来。

徐森玉是中国文博、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京沪两地的文物布局，乃至海峡两岸的文物分布，都有他的努力与谋划。谢辰生能够结识这位前辈，源于自己的堂兄谢国桢。

徐森玉

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别署瓜蒂庵等，出生于河南安阳，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嗜诗词书法。曾参加五四运动，成为爱国团体“敬业乐群会”的会员。随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吴北江（闿生）学习诗古文辞，1925年夏以榜首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孟森、李济、赵元任等名家学习古代历史文化，同期学友包括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陈守实等。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后，随梁启超前往天津，协编《中国图书大辞典》，同时担任梁思达、梁思懿的家庭教师。1932年起任教于中央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等，1949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57年调至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

谢国桢的父亲宦游安徽砀山、山东济南等地，沾染旧习颇重，只想吃喝玩乐，有了外室之后，对安阳家中的妻小不管不顾。谢国桢的成长、学习资用，常得叔父谢宗陶照拂。成年之后，谢国桢对叔父谢宗陶的子女照顾有加，对幼年失母的谢辰生尤为关照，后来更是直接担起了养育谢辰生的责任。

20世纪30年代，受惠于梁任公的交情，谢国桢到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及明清史的研究。谢国桢在北平图书馆供职10年之久，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徐森玉对他很是关照。“平馆之年轻馆员，多得森玉先生教诲，如谢国桢曾于平馆任职编纂兼金石部收掌。森玉先生于公暇，每携其出游，且于其著作多指导之功。”徐森玉常携谢国桢外出赴宴，谢国桢也常于家中宴请师友，常随谢国桢生活的谢辰生很自然地得以结识前辈徐森玉，时常可以听其教诲。

1946年春，谢辰生的大伯父谢宗夏在安阳病危，谢国桢从北平经解放区到安阳省亲。谢国桢路经解放区是通过周扬介绍的，因为独生女儿谢莹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艺术组织“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第二队”，光复以后，谢莹随剧宣二队的人回到了北平，他们的人经常会住到谢国桢小水车胡同的家里，周扬也曾来过家里，受到过谢国桢的热情招待。谢国桢经过邯郸时，遇到旧识范文澜（时任北方大学校长），得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受到他们的殷勤招待，还为他医好了病，谢国桢感戴不已。北方大学图书紧缺，受范文澜校长和杨秀峰主席的委托，谢国桢答应到上海为北方大学购置一批图书。

料理完丧事，谢国桢即带着投奔延安未果滞留在安阳的谢辰生由郑州迂道上海，让谢辰生协助办理为北方大学购买图书的相关事宜。

上海博物馆给谢辰生的邀请信

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玉请兄弟二人吃饭。此时，徐森玉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的代表。徐森玉约请郑振铎作陪，因谢国桢与郑振铎也相识，且长时间未曾见面。席间，郑振铎谈到自己近来实在是太忙了，除了要帮助国民政府接收文物，办《民主》周刊等进步杂志和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民主活动之外，还要编辑一些文物方面的书籍，很需要一个人帮他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但又苦于没有资金雇用。徐森玉老就说：“这不是有个年轻人嘛，他可以给你帮帮忙，也不必非要给什么薪金。”还问谢辰生的意见，谢辰生当即回答：“太愿意，太好了！”郑振铎当时已是名声在外的大学者，高中还未毕业的谢辰生，对大名鼎鼎的郑振铎自是很崇敬与向往。郑振铎看谢辰生是谢刚主的弟弟，家学渊源，想来应是有一些文史功底的，便欣然同意，让谢辰生第二天就去他家里报到。徐森玉老说：“我也有工作需要这个年轻人帮忙，不能都到你那儿去。”最后商定，谢辰生半天在郑振铎那儿帮忙，半天儿在徐森玉那里帮忙。

20世纪50年代，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会议

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几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12月奉蒋介石和行政院的指令，改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为主任，著名学者陈训慈、马衡、李济、梁思成为副主任，各界知名人士朱家骅、王世杰、俞大维、张道藩、顾树森、蒋复璁、袁同礼、徐森玉、张继、李书华、傅斯年、沈兼士、刘敦桢、张凤举、贺昌群、张政烺等26人为委员，下设京沪、平津、粤港、武汉、东北五个区办事处，后来曾到日本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的王世襄为平津区办事处的助理代表。“清损会”除负责接收敌伪图书文物外，还承担清查各地文物损失的任务，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被日寇破坏和巧取豪夺的文物情况，以备中国政府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时索回或以等价实物赔偿。经过调查，“清损会”分类编制了《战时文物损失目录》，为使通过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的《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的交涉依据更为确凿，急需编制《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而“清损会”京沪区代表徐森玉，正是编目工作的主持者。谢辰生到徐森玉处，就是帮忙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也是谢辰生与文物结缘的第一项工作，从此目录编制开始，除了抗美援朝的三年，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文物工作。

《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 

谢辰生为《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前言 （一） 

徐森玉当时还任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工作很是繁忙，他请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馆长、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具体组织实施编目工作，吴静安、程天赋（女）、谢辰生三个年轻人参加编纂，办公地点就在古柏路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徐森玉的办公地点在富民路的裕华新村，离合众图书馆很近，也就百米左右，可以经常过到合众图书馆来指导工作。

谢辰生为《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前言（二）

谢辰生为《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前言（三）

经过九个多月的辛苦努力，终于完成了1400多页、180万字的煌煌九卷本《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全书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载录图书的书名简称、页码等，还编制了详细的索引，以便于使用者查找。

谢辰生为《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前言（四）

据顾廷龙在1981年国家文物局油印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跋中回忆：“参考书既备，先生（徐森玉）乃延聘吴静安、程天赋、谢辰生诸君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阅月而蒇事。吴、程二君因事先去，编录校订则以谢君之力为多……此目成，目录复写九份，森玉先生携往南京，计送教育部二份、张道藩一份、傅斯年一份、李济二份、森老自留一份、合众图书馆留一份、余亦留一份。余所留者，即刻印此书之底本……傅斯年盛赞此目不仅在外交上可供依据，而在学术价值上亦为重要贡献。后李济与盟军接洽，而盟军则以需要提供时间地点却之。”

依据清晰、考订详尽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辛苦完成，谢辰生自己感觉对文物知识熟悉多了，将编制好的目录交到教育部以后，谢辰生就到郑振铎那里，全天帮忙做事了。

谢辰生为《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前言（五）

在上海为北方大学购置的图书，转交给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运回解放区后，谢国桢滞留上海，供职于上海大中银行，兼为开明书店编写书稿，常与徐森玉、郑振铎、冯贞群等文化名人来往。谢国桢在上海的住所距静安寺庙弄不远，谢辰生每天往来郑振铎家里很方便。在郑振铎家里除整理资料外，也做一些琐事，如下厂印书、借取款、送信等等。当时也没有什么薪金，就在郑振铎家里吃饭，每月郑振铎给他些零花钱。

东庙弄居所中，一楼有个房间，是郑振铎会客的地方，也是他的书房。谢辰生每天来，就是在这个客厅办公，所以郑家来来往往的人谢辰生都见过。郑振铎会客时，谢辰生大都在一边旁听。郑振铎也常派谢辰生去给徐森玉、马叙伦、叶圣陶、周建人、郭沫若、翦伯赞、赵朴初等人送信。

徐森玉年长郑振铎17岁，但二人可谓忘年之交，来往密切。郑振铎称徐森玉为“徐森老”“森老”，他们二人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等都是秘密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是多方寻访、购置散落在沦陷区的珍籍善本，避免流失海外。徐森玉曾致信蒋复璁，建议重庆当局对在古籍抢救工作中表现卓越的郑振铎予以适当奖励和补贴。郑振铎在给蒋复璁的婉拒奖金信中写道：“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

郑振铎家中常备丰盛的酒菜，席面就设在客厅里，郭沫若、茅盾、王伯祥、徐森玉、叶圣陶、巴金、曹禺、王辛迪、李健吾、钱钟书、夏丏尊、王统照、翦伯赞、唐弢、靳以、艾芜、柯灵等人都是家宴上的常客。谢辰生的午饭、晚饭都是在郑振铎家里吃，经常随他们一起吃饭，和这些文人都熟稔。

后来，郑振铎出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徐森玉参与筹备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全力以赴开展文物征集工作，两人的交往依然密切，书信往来颇多。在文物局的人事安排上，郑振铎曾一度写信邀请徐森玉北上担任文物处处长职务，但未能如愿。随郑振铎到文物局工作的谢辰生，一直见证着他们之间的密集往来。

谢辰生写给汪庆正的书信（一）

谢辰生和汪庆正的相识，则源自于徐森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森玉负责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汪庆正20世纪50年代即进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之后成为徐森玉的学生，作为郑振铎和徐森玉各自的业务秘书，谢辰生和汪庆正的来往自然较多。20世纪80年代，汪庆正就担任了上海博物馆副馆长，20世纪90年代又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谢辰生则一直就职于国家文物局，二人的业务往来不断，私下里也会经常有书信来往。

谢辰生写给汪庆正的书信（二）

1985年春季，谢辰生组织、协调的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前往上海开始鉴定书画，至1986年上海的书画鉴定工作基本结束，在此期间，谢辰生与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傅熹年等常驻上海，与马承源、汪庆正二位馆长的来往尤多。

汪庆正

谢辰生写给汪庆正的书信（三）

1991年的往来书信，可以见证谢辰生和汪庆正的情谊。信中言及的是谢辰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撰写的前言一文。谢辰生一直从事的是文物行政管理工作，很遗憾未能从事研究工作，这篇文章他自己很重视，所以才在信中写道“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名义写的文章”。他写信请马承源、汪庆正二位好友提出修改意见，二位馆长也分别回信提出了恳切意见。

谢辰生一直很钦佩富有能力的学者，徐森玉和汪庆正师生二位都是学养深厚的学者，一位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前辈，一位是享有声誉的好友，至今无忘。

谢辰生先生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