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民不服从｜为什么他宁愿进监狱也不愿纳税

原创 劳拉·达索·沃尔斯 理想国imaginist

电影《三块广告牌》

提起亨利·戴维·梭罗，你会想到那本著名的《瓦尔登湖》和书中令人向往的隐居生活；

提起“圣雄”甘地，你开始温习历史课上学过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提起马丁·路德·金，你的耳边可能响起那句“I have a dream……”

等会儿，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先来回忆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记叙的一段“小插曲”：

一天下午，来到这里第一个夏天快要过去了，我到村子里那个鞋匠那里拿一只鞋，我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如同我在别的地方阐述过的，我没有缴纳税金，或者说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威，因为这个国家在参议员门口像买卖牛羊一样买卖男人、女人和儿童。

——《瓦尔登湖·村子》

由于拒绝向美国的奴隶制政府缴人头税，梭罗被当局投入了监狱。尽管只被关押了一个晚上，却由此催生出他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观点之一：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何为“公民不服从”？简（cu）单（bao）地概括就是面对不合理的法律或规定，公民可以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说“我不遵守”。极度反对奴隶制度的梭罗，“一刻也不能承认那政治机构同时是我的政府，也是奴隶的政府”。这一理论发轫于梭罗的一篇演讲，完善于罗尔斯、阿伦特等思想家，又被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付诸实践。直到今天，你仍能在国际新闻上看到它的影响——缅甸，正经历着一场对抗军方政府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劳拉·达索·沃尔斯的《梭罗传》一书中，记载了“公民不服从”是如何诞生的。读完这篇文章，你也许可以瞥见瓦尔登湖畔那个小木屋里，思索着正义、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梭罗的身影。

梭罗与“公民不服从”

选自《梭罗传：完整的一生》

[美]劳拉·达索·沃尔斯 著，钱佳楠 译

01

“公民不服从”的缘起：

为什么梭罗宁愿进监狱也不愿缴人头税？

梭罗现在站在职业的十字路口。他把一大摞新写成的手稿带离瓦尔登湖，文章的量足以让格里利开心好几年了。但是，如果说他不会听从爱默生的建议，他也不会听从格里利的。“你这样要十年才能出书。”格里利警告说，催促梭罗给他一些更短的文章，并且与此同时建立声名——但是梭罗的书桌上放的是《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的手稿，一本很厚的书。

尽管他可以写一篇短文章寄给格里利，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脑中想写的这篇文章是《抵制公民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最终这篇文章会发展成《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为他赢得全世界的赞誉和骂名。

左：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

右：《瓦尔登湖》最初的封面，由梭罗的姐姐索菲亚绘制

1848年1月26日，在用攀登卡塔丁山的经历逗乐学园听众的三周之后，梭罗再次登上学园讲坛，这次终于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他宁愿进监狱也不愿付人头税（对此深感不满的爱默生此刻还在英格兰）。梭罗把最新的讲座命名为《个人对政府的权利和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他有这么多想说的，以至于三周之后他又回到讲坛讲了余下的部分。

他的反缴税同僚，布朗森·奥尔科特，赞誉梭罗的演讲为对“聚精会神的听众”做了“令人尊敬的发言”：墨西哥战争，塞缪尔·霍尔被驱逐出卡罗莱纳，梭罗因拒绝纳税而入监，霍尔为经历相同遭遇的奥尔科特缴税，“都和我们切身相关，它们得到梭罗的深思熟虑和清晰陈述。我非常欣赏他的这一行为”。

对于这个讲座，除了奥尔科特的反馈外只留下了另一个声音：一年之后，伊丽莎白·皮博迪问梭罗，她是否能在她的新刊物《审美文稿》（Aesthetic Papers）的创刊号刊发这份讲稿。可以，梭罗回答说，尽管他来不及做很多修改，而且他要求讲稿必须在创刊号全文发完，不要留到第二期连载。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份刊物第一期之后就倒闭了，从来没有第二期。因此，在1849年5月14日，《抵制公民政府》问世了，不过很快就销声匿迹。评论本来就不多，而且都对此表示不予理解。

伊丽莎白·皮博迪（1804-1894）

一位评论者嘲笑说，这位作者万事都听信《新约》，除了那些关于尊重并服从权威的丑陋箴言。另一位则认为梭罗的文章是这份“古怪”文章集锦里最怪的一篇，不过，“他写出了他的心声”。还有一份评论采取了完全蔑视的态度：“如果诚挚祷告，他可能会成为更好的臣民，不然就去法国旅行吧，把他的《抵制公民政府》讲给那班红色共和党人听。”即便如此，当梭罗的这篇散文以新标题《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于1866年重新刊发时，它制造了一个新词，促发了一场运动，而且最终给梭罗带来国际声名。

02

如果社会不允许，

个人如何保有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的权利？

在梭罗于1846年7月被捕和1848年冬季的两场讲座之间，他对被自己信任的人民伤害的那种感受慢慢发酵成对民主政治的核心疑问：个人要如何才能保有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的权利，如果社会不允许这种权利，或者更糟，社会在积极地摧毁它？正如奥尔科特对讲座的反馈所显示的，1848年冬天，梭罗直接地为朋友发声，而且把他的抗议扎根在康科德的政治现状里。

讲稿本身已经散佚，但是从1849年5月的这篇散文可见，在某个阶段，即便梭罗的论点还是针对当时的人和事，但是他不断扩充了论点，涵盖了各种相反的观点和不同的反应，他后置了个人经验。

梭罗开篇便引用了奥沙利文《民主评论》的标志性座右铭：“政府管得越少，则越是好政府。”——这是向他那些和平抗议的师长奥尔科特和莱恩致敬，这两位是加里森“无政府运动”的追随者。但是就在这里，梭罗做出惊人的转折：他拒绝他们对政府的拒绝。

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

“但是，说到实际的，作为一个公民，我和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同，我要求的不是即刻无政府，而是即刻有个更好的政府。让每一个人说出，什么样的政府能够得到他们的尊重，这会是我们取得这个愿景的第一步。”在这里，他反思的是爱默生的观点，爱默生嘲笑说抵抗公民政府的人无法自称是其公民。

梭罗的回答经过细心推敲：正是“作为公民”，他才重申了对政府的需要，但是反过来政府却只在递给他一纸税单的时候才意识到他的存在。因此，作为公民的他有权利（而且有道德责任）来发声。这就是为什么税收才成了反抗的关键：税收是公民权的标志。因为这样，每张税单只给公民留下两个选择：缴税和拒绝缴税。这两个选择必须经过慎重思虑再做出，也就是说，这不应该是不假思虑的习惯，而应当经过有意识的思考——经过良心的拷问。

面对公路税，梭罗是认可的，所以他自愿交付，但不是人头税：既然只有付这项税的人才能投票，这不仅是公民权的标志，也是维护公民权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爱默生的反对意见（付税相对无害，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税收用于“恶作剧”）站不住脚：“即便我可以，我也不想去追溯我支付的美元的去向，以至于到它是买了一个人还是一把杀人的步枪——钱是无辜的——但是我想追溯我的效忠将会产生的结果。”梭罗拒绝的是效忠：“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政治机构同时是我的政府，也是奴隶的政府。”因为他的效忠只是怂恿同一个政府奴役民众，射杀墨西哥人，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这是梭罗列出的三项具体控诉，每一项都是国家层面支持的暴力，且每一项暴力行为不仅有悖他个人的良心，也有悖更广大公众的良心。符合良心的行为要求使自己与国家割裂开来，至少直到国家终止这些罪行。

左：阿莫士·布朗森·奥尔科特（1799-1888）

右：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

一直到这一刻，奥尔科特或许会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以《抵制公民政府》为题刊发的文章也反对奥尔科特的观点。奥尔科特的“不抵抗”哲学要求对法律的服从，以神圣的爱来回敬暴力胁迫。对于这一点，梭罗听取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意见，后者从奴隶到自由人的自我转变完全仰赖他对来自奴隶主科维（Covey）的一顿鞭打的拒绝：“我的抵抗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颤抖得像一枚叶片……他问我，我是否真的坚持反抗。我说是的，不管有什么结果。”为声援道格拉斯的行为，梭罗重提了威廉·佩利的文章《论服从公民政府的义务》（On the Duty of Submission to Civil Government），这是哈佛的必读篇目。

梭罗用道格拉斯的例子来反驳佩利，他指出强加于每个哈佛学生并且广泛散播于康科德精英阶层的致命错误观念：良好社会的终极图景是能平稳运转的社会机器。梭罗的文章标题已经显示了他的驳论姿态。当这个平稳运转的邪恶政府制造不公，公民的道德义务不是服从，而是抵制：“如果我不正当地从一个溺水者那儿夺得一块木板，即便我自己会淹死，我也应该把它还给他。按照佩利的看法，这不符合权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挽救自己的人必将失去生命，也应该放弃木板。这个民族必须停止蓄奴，停止对墨西哥的战争，即便要付出作为民族存在的代价。”

电影《戏梦巴黎》

确实要付出这个代价。或许《抵制公民政府》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就是梭罗对那些在暴力制度下受难的人的感同身受。并且，这之中也包括了他的康科德朋友和邻居。迫使他们忍受的东西，梭罗认为，既不是愚蠢也不是怯懦，而是他们对自身和家人的担忧：“他们无法脱离现存政府的保护，他们害怕不服从将会引发的后果，他们恐惧自己的财产和家人将会遭受不测。”梭罗看到了他们的脆弱和他自己所拥有的特权：他没有财产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家人，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也就是说，他尤其有义务来承担这种风险。

和他的邻居不同，他能够“承担拒绝效忠马萨诸塞州的后果，我不用她保护我的财产和生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贫穷让他更“富有”，因为不服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为什么要孤注一掷？为什么（梭罗想象别人问他）要“把你自己暴露在这个势不可当的强力之下”？爱默生的回答是，他认为梭罗的行为可能无异于自杀。梭罗回答说，这不是“完全的强力，它部分是人为使然”，因此“呼吁是有用的”。

03

异见英雄现身的时候，

不应被视作疯子，而应被视作救世主

在他的邻居们眼前，梭罗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暴力面前（比如被强制监禁），揭示出国家机器行使的隐性暴力，曝光了每个人隐秘的恐惧，让每个人都成了可以随时被采取行动的对象。梭罗告诉他的邻居们，他们把憎恶集中于他是错误的，他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被关押的人，而应当是关押他们的人。但是就在他们的深恶痛绝里（如果瞄准正确的目标），梭罗看到了希望：这个强力是人为的，而人类能够做出道德选择。人们可以抵制，正如道格拉斯所做的一样。

所以，这些人可以诉诸暴力吗？说到这里，梭罗转向“我的公民邻居、税务官”，也就是他的老友萨姆·斯特普尔斯，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如果税务官或者其他公共官员问我，‘但我能怎么办？’，就像之前那位所做的一样，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什么，辞去你的职务’。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那么革命就完成了。”现在，面对道路分岔口的不是公民，而是占据官方职务的官员，是他们必须完成道德的取舍——是执行不公正的法律，还是抵制它？

电影《荒蛮故事》

他也必须用自己的良心做出判断，作为一个人，而不是机器里的一枚无意识的齿轮。这是梭罗发出的最尖锐的命令，在一篇文章里满是这样的文字：“如果不公……有着需要你对他人行使不公的本质，那么我说，犯法。让你的生命成为勒停这架机器的反作用力。我必须做的是去看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容许自己助长我所谴责的错误一方。”梦想着齿轮和零件的发明家知道怎么制造机器——但也知道怎么砸毁机器。

奥尔科特之前就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刹住机器的反作用力，梭罗看到这危害到他的家人。一部分的危害是由他们的邻居们脑海中植入的恐惧所带来的，他们看着奥尔科特夫妇和亨利·梭罗，开始惧怕即便是最平和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将引致的后果。这是梭罗得出的关键结论：无论怎么样，政府都是必要的，但不是对如奥尔科特和梭罗这样的异见公民施行惩罚，而是要尊重他们的价值，保护他们的权利，就像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一样，要让他们按照道德原则生活。

梭罗以对真正公正的国家的展望来结束演讲：“她能够无畏于对所有人施行正义，像尊重邻居一样尊重所有个体；如果有一部分人对她敬而远之，她也不会认为这有违她的安宁”，她不会鼓励也不会干预这种行为。“结出这种果实，且任由它们瓜熟蒂落的国家，能够为更完美和光辉的国家开辟道路，我也想象过这样的国家，但是还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

电影《利维坦》

文章的结尾重申了梭罗在开头就呼吁的乌托邦式的“更好的政府”，它不仅包容如奥尔科特和梭罗本人这样的异见者，更让他们开花结果，让他们播撒种子——野果，例如他从监狱释放那天领着越橘采集者到田野里看到的那些。梭罗的文章暗示更广泛的行动可能，从他自己的越橘郊游和他母亲拒绝把奴隶种植生产的糖放上餐桌，一直到基督本人崇高的牺牲——对于帝制暴力的终极殉道。没几个公民被召唤或者有能力成为殉道者——但是有些人是殉道者，梭罗认为，当这样的异见英雄现身的时候，他们不应被视作疯子，而应被视为救世主。梭罗对约翰·布朗强有力的公开支持已经结出了有形的种子，即将发芽。

在此，梭罗最杰出的创举也结出了种子。“抵制”不仅是自卫或维护自己的公民同胞，甚至不仅是护卫自己的国家，而是护卫任何与我们相关的生命体：他们包括奴隶，连“自由的”马萨诸塞州都在经济上依赖这些劳力；还有墨西哥人，美国的公开对其宣战的敌人；以及印第安人，文明本身认定的“敌人”。

但是梭罗没有在此止步。瓦尔登湖的生活帮助他理解人类和其他自然生命之间的纽带是多么紧密，无论那些动物是被用作劳力还是食物，树木是否被用作建材，野生鱼类是否被水坝杀害，或者整个生态系统，森林、河流和草地有没有被人类摧毁。在完成《抵制公民政府》的这几周里，梭罗还给《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收尾：“谁听见了鱼儿的哭声？”他在文章开头问道。“一些人不会忘记，我们是它们的同时代人。”它们被抛进比莱利卡水利机械，“只有纯真和正义的事业能护卫它们的肉身”，它们失去了生命，但是“我和你们同在，天知道什么能帮忙撬开比莱利卡水坝”。

在1849年，把人类的道德伦理延展到其他自然世界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到震惊甚至可笑。但是，梭罗会用他余下的生命来建构这个革命性的视野。他在《抵制公民政府》中的思考不仅成为他政治哲学的基础，也将他引向环境方面的道德准则。

【延伸阅读】

原标题：《如果公民不服从｜为什么他宁愿进监狱也不愿纳税》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