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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无聊杂志的正是“编辑会议”

【日】都筑响一

2021-03-31 16:27

【编者按】

都筑响一是日本一位天才的“野生”编辑、摄影师，4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体制外的独立自由身份，参与过POPEYE、BRUTUS等日本知名潮流生活文化杂志的工作，也曾编辑当代艺术全集ArT RANDOM系列（共102 本），出版探访世界各地的“ROADSIDE”系列等。近日，他的工作手记《圈外编辑》中文版推出。这本书记录了他这个“圈外编辑”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思考的总结，虽是谈编辑工作，却有很多共性之处。本文经授权摘自其中一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都筑响一

我编辑之路的起点，是平凡出版（Magazine House前身）发行的杂志POPEYE的兼职打杂人员。

当时（说是当时，那也是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正逢第一波或第二波滑板风潮，我和大学朋友也在玩滑板。我为了滑板的事寄明信片给编辑部，结果那成为我日后进去打工的契机，就这么单纯。我完全不曾把“成为编辑”当作目标。

因此我一开始只是一个跑腿小弟。在那个年代，稿子完全手写，连传真都还没普及，更别说网络了，我负责的工作便是去作者那里取稿，帮忙倒茶，或寄送印好的杂志之类。当时POPEYE有许多资讯是从美国杂志获得的。工作一阵子后，上头得知我是英语系的，开始托我翻译杂志上的文章。翻译完交给别人写稿等于花了两遍功夫，于是他们又进一步问：“你要不要自己写稿？”我一写就写到了今天。也就是说，我有一段时期是领时薪，后来就改成了稿费制，一张稿纸领一定金额。

POPEYE于1976年创刊，跟我上大学是同一年。不久后，大学生和20岁出头的读者群体与我一样踏入社会，公司希望做一本读者年龄层再略高一些的杂志，BRUTUS便在POPEYE第五个年头时问世了。我受邀过去工作，最后在这两本杂志里共待了十年。我认为这段时间打下了我身为编辑的所有基础。入行时真的没多想什么，却碰巧找到了与自己如此契合的环境。

POPEYE和 BRUTUS是日本两本知名的流行生活文化杂志

POPEYE和BRUTUS的编辑部都是不开编辑会议的，现在回头想想才知道那并非常态。尤其是在BRUTUS的那五年，我记忆中根本没开过半次会。POPEYE应该也没开过，不过也可能是我不在的时候开的。

不开会要如何编出杂志呢？首先，脑海中如果有了策划思路，就先去查找各种资料。查归查，但那毕竟是没有网络的时代，所以也做不了太详细的事前调查，要是觉得大概搞得定就到总编办公桌前报告：“这个似乎很有趣，请让我写报道。”

接着总编就会说：“那某月号给你几十页篇幅，去采访吧。”编辑就出去采访了。我还在POPEYE时，组成大阵仗的采访团队是理所当然的安排，不过到BRUTUS后我已经做惯了，来自各种背景的国外友人也变多了，所以最常采取的做法是：只跟摄影师两个人行动，或一个人前往采访地再雇用当地摄影师帮忙，只带底片回国。接着再去编辑部，或更多时候是直接带着排版表单和底片回家，一个人写稿、做版。

由于做事方法如此，所以大家都要等到杂志出版后才会知道隔壁编辑采访的主题。只有负责定版（决定把收集来的报道在杂志上排序）的编审和总编才会知道所有杂志内容。那是独立思考策划、自己负责完成版面的工作制度，成功的甜头和失败的苦头全部只有一个人尝。

我发自内心认为，催生无聊杂志的正是“编辑会议”。不管在哪家出版社，开会（有时也会让销售部门参加，视情况而定）决定策划都是常态。比方说，每个星期一在中午前开会，每人提出五个方案，所有人一起讨论。

接着大家开始一个一个抹杀彼此的方案，这不有趣，那也不有趣。有方案幸存下来获得采用，再分配给某人：“这个你来负责。”从那时候开始，负责人的采访动机就已经是零了，因为那不一定是他想做的内容。

“能过的策划”是什么？就是内容大家都懂的策划。要让大家懂，就得进行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介绍。介绍当中如果没有案例就会缺乏说服力，而案例不外乎是这样那样的杂志、网络或电视上都有过的报道。“看，这么多人做过。”简单来说，就是用别人已经用过的题材，而这除了炒冷饭外，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成果。

采访要访的不是“你知道很有趣的东西”，而是“好像很有趣的东西”。别人报道过的题材，你可以直接掌握内容，但没人报道过的题材就不能“喏”一声展示给别人看了。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写成文章，但感觉似乎很有趣，所以就过去看看。采访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工作基本上跟会议格格不入。

说到底，会议也算是一种避险行为。大家一起做决定，就算失败了也可以把“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嘛”挂在嘴边。某种意义上会议只是一种集体回避责任的制度。就在会议一个接一个开的过程中，题材的新鲜度也在不断下降。

我一路走来都靠自由接案，我认为，专业工作者不该采取“大家一起来”的做法，分摊责任是不行的。销售的意见和市场调查都无关紧要，编辑就该全力写出最好的报道、做出最棒的书付印，销售就该全力推广、营销。做不出好书，编辑要负责；任谁来看都觉得好的书如果卖不出去，销售要负责。我认为这就是专业人该有的觉悟，但我的看法也有过于天真的部分吧。

都筑响一的《ROADSIDE JAPAN——珍奇日本纪行》封面

不过，应该也有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的策划无法击中读者喜好。我一开始也会这样。

比方说，在BRUTUS创刊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纽约比现在野得多，但非常有趣。艺术圈原本流行难解的概念艺术，但当时新绘画运动从截然不同的源头冒了出来，蔚为风行。像基思·哈林、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等，全都是在同一个时期浮上台面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当代艺术，但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训练，专业知识完全为零。不过跑纽约久了，和那些艺术家也成了朋友，越来越觉得当时的场景很有趣。那刚好是眼光锐利的艺廊开始推基思和巴斯奎特的时期，他们的作品先前只被当作“涂鸦=乱画=违法行为”。

于是我采访了他们。回到东京后，为了写报道，我开始找各种参考资料，阅读《美术手帖》和《艺术新潮》，结果到处都没有刊载相关信息。

于是，我一开始当然会认为自己押错了，因为专家完全没提到过他们。不过这种状况实在太常发生，久而久之我突然间就想通了：专家只是没实际去过那里，所以不知道罢了。他们有知识但没有行动力，所以无法知晓该领域正在形成的新潮流。另一方面，我虽然没有知识，但有行动力……或者说有经费。（笑）而且主管也从来不曾对我说：“去向专家确认文章内容有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他认同我的地方并不是我对采访对象的客观评价，而是我身为采访者非常享受采访对象带给我的乐趣。就这样，渐渐地，我不再信任专家说法，转而相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觉。对我来说，这是做杂志的十年里最好的训练。

只能像那样自以为是地独立作业，所以失败的话会惨到极点，有时手忙脚乱地向旁人求援也来不及了。完全不想回顾的失败多得很，不过呢，唉，两个星期后下一期就要出了（当年POPEYE和BRUTUS都是双周刊），只能告诉自己：失败就靠下一期扳回一城吧，没别的办法了。然后硬撑下去。

都筑响一的《东京风格》封面

前面提到，我没想太多，顺势就成了编辑。不过在POPEYE打工期间，我其实考虑过考研究生，继续研究美国文学。因此，当我赴美采访，在当地发现同代年轻人喜欢的年轻作家时，都会兴奋地把他们写进报告中。可是教授们却毫无反应。

也许现在也没什么差别吧？当年大学的美国当代文学课堂上，“当代”指的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他们。两人都老早就过世了啊……那种状况看久了，就会对学院的封闭性，或者说迟钝性、慢半拍感到极度厌烦。

于是我渐渐地不在乎学校，越来越觉得跑现场有趣。

四年级交毕业论文的时候照样为了POPEYE跑到美国去采访，交不出东西结果留级一年。第二年校方大概想给我留情面，决定让我毕业，但对我说：“我们是特别网开一面，所以你别参加毕业典礼。”我到现在都还没去拿毕业证书。唉，不过我也不想要啦。

遇到真正新颖的事物时，并不是每次心里都能迸出一句“太棒了”！既然新，你当然没听过名字，也没见过，无法判断好坏。不过碰到的瞬间内心会骚动。

要斩钉截铁地说它“好”，当然会很不安。也许只有自己不知道它，也有可能完全押错宝。

即使到了现在，我大部分的报道都还是怀着这种不安做出来的。（真的！）克服这种不安的方法之一，就是把花钱作为考虑基准。

比方说，当我考虑做冷门画家的特辑时，只要问自己会不会想掏钱买对方的作品就行了，这样立刻就能判断自己是“喜欢到愿意花钱”还是“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想采访看看”。养成不要立刻上网搜寻的习惯，靠自己的头脑与内心感受进行判断。这也许是培养自己的嗅觉最不费功夫的方法吧。

假设我和责编两个人去某个陌生城镇采访，当午餐时间来临时，如果那个编辑一下子就拿出手机查“Tabelog”（日本类似大众点评的网站），我绝对无法信任他。我们不该遵从他人意见，应该先靠自己挑选，先吃吃看再说。也许会吃到万分糟糕的餐点，也可能会挑到从没吃过的美味食物。所谓磨炼嗅觉、强化味蕾，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事前查“Tabelog”决定好要去哪家店，或者先自己挑、先吃吃看——总觉得人的工作方式也会随着这个指标产生分歧。因为每个领域都有类似“Tabelog”的系统。

美术也好，文学也好，音乐也好，在这些领域如果不试着自己开启新的一扇门，把他人的评价放一旁，就无法累积经验。反复经历成功与失败，久而久之，当你看到觉得好的东西，不管其他人看法如何，就能断言它是好东西了。“逐渐增加段数，开始我行我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底，比起押错宝被耻笑，想做的东西先被别人做了更令人不甘心、更讨厌吧。没有这种想法的编辑还是转行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