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以色列陷入“选举怪圈”却仍屹立不倒，内塔尼亚胡凭什么？

3月25日，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据选票统计结果，在23日举行的第24届议会选举中没有阵营获得组阁所需的61个席位。自2019年至今，以色列两年间已经反复举行了四次大选。上周的第四次大选结果依然胶着，但是已经担任总理12年之久的内塔尼亚胡依旧处于优势地位。

3月2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右)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投票站参加投票。  新华社 图

据以色列中选委25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获得30个议会席位，席位数远高于其他党派，是议会第一大党。利库德集团和与其形成结盟关系的右翼宗教政治联盟此次在议会120个席位中共获得52席。尽管反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57席，离组阁所需的61席距离更近，但内塔尼亚胡阵营若能争取到联合右翼党和拉姆党（两党共获得11席）的支持，仍有可能组建联合政府。

换言之，内塔尼亚胡虽然没能在此次大选中获得绝对优势，但依旧有希望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

自2018年那届内塔尼亚胡政府解散以来，过去70年国内政治大都稳定的以色列便走入了“选举怪圈”。因为内塔尼亚胡长期担任总理及其与家人的贪腐丑闻，自2019年至今四次大选的主旋律都围绕着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去留问题进行。

2019至2020一年的三次选举中，以色列的政治人物们寄希望于通过国内的左右之争推翻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治宗教联盟，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直至第四次选举，各党派索性超越左右路线之争，把竞选的目标直接指向扳倒内塔尼亚胡本人。然而无论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如何合纵连横，内塔尼亚胡貌似依旧屹立不倒，胜利在望。像内塔尼亚胡这样一个非强权式的政治人物能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现象，也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并非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政治谋略，也非受疫情的影响，而是源于以色列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右倾化。

在以色列的政治光谱中，有两条主轴影响着各政党和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布（如下图所示）。一条是以巴冲突与国土安全，在这条主轴上主张以巴和谈与阿（拉伯）犹（太）共存的一方属于左派，而反对和谈、主张以色列军事占领与高压政策的属于右派。另一条线是犹太人内部宗教与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条轴上，主张越世俗越靠近左翼，反之则更接近右翼。

图中圆圈所代表的便是内塔尼亚胡及其所属的利库德集团所处的政治立场，即中间偏右。笔者将在上图所示逻辑的基础上分析以色列政治的右倾化如何使得内塔尼亚胡成为受益者。

宗教人口攀升

作为以色列国的主体民族，以色列内部的犹太人并非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族群，犹太人因为历史上长期在世界各地的大流散，变成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民族。在众多多元文化的矛盾当中，最突出的则是世俗犹太人与宗教犹太人的对立。

在以色列建国七十多年的历史中，世俗犹太人一直构成以色列人口结构的多数，而宗教犹太人则相对人数较少。这当中正统派与极端正统派宗教犹太人所占比例更小。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发达社会的世俗派犹太人生育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犹太教鼓励生育，宗教犹太人则得益于先进医疗水平生育率大大提高。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当中一对夫妻养育五六个甚至更多个小孩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据统计，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当下以色列社会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20%，且这一比例仍会继续快速上升。

正统派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人口占比攀升，使得两个犹太宗教政党——沙斯党（Shas）与联合妥拉犹太教党（United Torah Judaism）获得了充足的票源，在近年来的数次大选中，这两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维持在15个左右。这两个宗教政党无论在以巴冲突还是宗教问题上都属于极右派。其意识形态相较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更加极端，但是偏右的共同基础使得他们成为内塔尼亚胡的左膀右臂。如今内塔尼亚胡一直依仗的右翼执政联盟正是建立在利库德集团与宗教政党的结盟关系之上。内塔尼亚胡为了赢得宗教政党对他的忠诚，更是允许沙斯党长期把持以色列内政部，极大地影响着近十年来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

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

在1992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the First Intifada）结束与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之后，主张和平与以巴对话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主流声音。在这之后，主张以巴和谈的以色列工党在国内夺得了主导地位。然而不幸的是，2003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中巴勒斯坦人使用恐怖袭击的手段伤害无辜犹太平民，使得在犹太人当中艰难建立起来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与理解瞬间消失。再加上2006年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哈马斯占据了加沙地带，以色列社会内部也因此走向保守主义。右翼保守派的利库德集团从工党手中重新夺回政权，内塔尼亚胡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09年开始担任总理。以巴和谈与中东和平进程也随之陷入停滞。

另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是，2010年中东地区陷入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使得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阿拉伯各国自顾不暇，巴以问题不再是中东冲突的焦点，取而代之的则是叙利亚内战，以及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什叶派伊朗的伊斯兰教派冲突。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被淡化，使得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人的高压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以色列因此获得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十年。以巴和谈已不再是以色列选民关注的焦点，更多的人相信相较于和谈，内塔尼亚胡的高压国安战略更加有效。

另外，由于阿拉伯各国与伊朗矛盾不断升级，为得到更多帮助，海湾阿拉伯各国主动寻求与以色列和解，在过去一年中多个阿拉伯国家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使得更多以色列选民相信，实现地区和平可以跳过以巴和谈不用顾忌巴勒斯坦人，鹰派的内塔尼亚胡一样可以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和解。

以色列左派的衰落

如上文所述，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使得强硬派右翼势力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受到欢迎，而主张和谈与共存的左派则相对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宗教人口占比上升，也使得左派选民占比下降。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导致左派一蹶不振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工党的陨落。

工党作为曾经的第一大党，缔造了现代以色列，贡献了8位总理。工党曾是典型的集合型政党（catch-all Party）即代表社会不同族群诉求的大党，自以色列建国到新世纪一直是以色列内部政治稳定的重要根基。但在如今的几次大选中，工党衰落到在议会中仅占5席左右，成为了一个边缘小党。

工党的衰落源自以色列于1996年至2001年实行的总理直选制度。在这样的选举中，选民一方面在总理选举中选择了自己中意的工党总理候选人，另一方面在议会选举中则选择了更加能够代表自身种族与宗教归属的其他小党。如此一来，原本的集合型工党便在议会中失去了代表各不同族群的公约数，其选票被分散至其他更加多元而又极端的小党，例如原本支持工党的阿拉伯选民就选择了阿拉伯政党作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

以色列工党在议会中的势力便从此开始断崖式下跌，直至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而取代工党地位与利库德集团抗衡的则是一些由知名政客分化组合出来的中间派非主流政党，例如2006与2009年的前进党（Kadima），2015年的“我们”党（Kulanu），2019-2020年的蓝白党（Blue & White），以及此次选举的“拥有未来”党（Yesh Atid）。这些中间派政党虽然一时可以在议会中斩获多席，但由于他们领导人之间立场不协调，以及完全居中的政治立场不能提出鲜明的政治纲领，使得他们难以取得大多数选民的信任，他们的结局基本都是在大选中可以聚集一时的政治力量，但在选后面临着解散或者边缘化的风险，属于波动性政党（seasonal parties），而无法取得左派与中间派选民的信赖。

在工党衰落而又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在议会中便缺少了一个可对其进行有效制约与抗衡的强大反对党，他的利库德集团则成为了维持以色列政局稳定的唯一大党，使得占人口最多的中间派选民别无选择。

阿拉伯政党的崛起

如上所述，工党衰落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其他小党瓜分了原本属于工党的地盘。其中之一便是阿拉伯政党。因为与巴勒斯坦的亲缘关系，以及作为以色列内部的少数族群，占以色列人口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中属于极左派。如同极端正统犹太人支持犹太宗教政党一样，阿拉伯人则集体转向了阿拉伯政党，于是近年来阿拉伯联合名单党（the Joint List）在议会中异军突起，分得10至15席，成为第三大党。

然而作为犹太国家，阿拉伯政党则一直被其他犹太政党排除在组建政府的游戏规则之外。排除极左阵营的10至15席这一条件，使得原本势力已经被极大削弱的中左派阵营更加难以取得过半席次（61/120）成功组建政府。而原本就对阿拉伯人持敌对立场的右翼内塔尼亚胡阵营则不存在这样的尴尬与窘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能够长期执政是以色列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必然结果，而他本人的长期执政则导致以色列陷入了没有休止的“选举怪圈”。国际社会许多国家以及许多以色列人都希望选举能够打破以色列政府内部僵局，迫使内塔尼亚胡下台，为以色列带来新变化。在以色列国内“倒内”声浪极高的当下，短期内这也许会成为可能，然而长期来看，就目前以色列本国政治不断右倾的趋势而言，即便扳倒了内塔尼亚胡，新的继任者也依旧会萧规曹随，以色列还是难以告别右派当政的时代。

（刘炳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