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乡土中国：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过日子”伦理

【编者按】

1981年出生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自2007年起开始对农村社会进行系统调研和观察，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在农村蹲点800多个工作日，寻访过上千家农户，著述百万字，涉及当今农村生活以及农民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近日，杨华的随笔集《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一、农民要怎么“过日子”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是人类学者和自杀研究专家。他说中国老百姓要过日子，离不开“人”“财产”与“礼仪”三个基本因素。只有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的要素，才能构成一个家庭，也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单位。“日子”过得不好，就可能引起自杀。

家庭首先是由亲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它既是个生活单位，也是个经济单位。人是过日子的主体，没有人无所谓过日子。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适当的规则来维系家庭的存在，即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出生、婚姻、丧葬的仪式，都是维护家庭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看重的主要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也以家庭生活为核心展开。但礼仪是较为有弹性的东西，外人很难评价。财产是过日子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过日子，尤其谈不上过红火的日子。若收入相当，面对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礼仪和规则就开始发挥作用。即便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仍然不能缺乏独立的财产。

于是，吴飞教授认定，评价人们日子过得好坏，最客观、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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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财产最重要，讲的是经济条件决定家庭日子过得好不好，过不过得下去。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人就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

然而，我们的农村调研发现，财产不是家庭生活的决定性要素。人的因素才是最为关键的。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中的人决定了日子过得有没有劲，有没有奔头，是否红火。要是缺少了某些人的话，日子就可能中断，或者过得很不好，“过日子”就会成为“混日子”，整个家庭对未来都没有追求，没有奔头。

我在湘南农村调查，某村有个家庭一个月内接连三个人去世。起先，女儿为情自杀，父母着实悲痛，但是很快就从悲痛中恢复了过来——因为尽管感情上放不下，但是家庭中其他的人还要过日子，儿子还要读书、要成长、要建房子、要娶媳妇，等等，做父母的尤其需要振作，怎能因为女儿的不懂事而荒废了这些呢。但是，当听到独子在医院逝世的消息后，该家庭的男主人甚至没有去医院看望儿子，径直回了家，在家悬梁自尽。母亲因儿子的死亡而昏厥过去，等医生将她抢救过来后，又得知丈夫已死，就连昏厥的力气都没有了。众人怕她重走丈夫那条路，就一连数月派人陪伴在她身边。最后她恢复过来，成了生活没劲的人。

家庭中，什么样的人不存在了，会影响过日子？女儿自杀，日子虽然受影响了，但是可以恢复过来，而儿子的死亡，却导致了父亲的自杀，使家庭的日子过不下去。所以，儿子是农村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缺少了他，家庭的日子就缺少奔头，缺少红火的理由。父母在儿子身上寄寓了太多的东西，包括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基本情感等。

《陌生的熟人》

相对而言，对于家庭，丈夫与妻子任何一方（特别是妻子），往往都没有儿子重要。如果有儿子，就算丈夫死了，妻子会把儿子抚养成人，日子照样有奔头，至少预期中的未来可以过得红火。“老来伴”其实没有想象的重要，各地农村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还与伴侣分居，甚至一辈子不说话。一个90多岁的老头背着锄头追着80多岁的老太太满庄子跑，这种现象不只皖北农村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人常常并没有在伴侣身上寄予过多的情感和价值期待，他们寄予的对象是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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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即行为的规范轨迹。礼仪不仅仅是按照程序走的花架子，其背后就是价值，是人对人的寄托与期待。在家庭里，礼仪体现的是父母对儿子的价值寄托。

在家庭关系内部，如果儿子不按照礼仪来行为，父母就会气得要死。比如，子代若不按传统的生育规范，给父亲生个孙子，老人就觉得儿子不孝顺。在湖北大冶农村，不少老人自杀都是在端午节、中秋节当日或前后几天，只因儿子或媳妇没有在这些节庆里按照传统礼仪礼节来对待老人（如盛情招待，送包子馒头），老人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是其人生的莫大悲哀，甚至感觉丧失了整个人生价值，于是回家喝药自杀。

在这些老人自杀案例中，老人显然认为，平时儿子对自己怎么样，可以不管，因为儿子有儿子的事，顾不了这么多；但是过年过节，儿子却一点都不顾及自己，不按照礼节程序来走，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敬，老人自然来气。这说明，礼仪礼节不仅仅是形式而已，里头暗含着老人对儿子的诸多期待。

礼仪礼节旨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背后是价值期待。为什么要养儿子？为了顶门户，尊重“我”，养老送终，传宗接代，等等，这些都是“我”对儿子寄寓的期待。而“我”希望从儿子身上得到的回馈，就通过礼仪来表达。当儿子没有按照礼仪的行为轨迹行动时，父亲的心理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认为价值期待没有实现，整个价值系统都行将崩溃：我养儿子干什么，这样对我，儿子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

所以，我发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人依然秉持着过去的“老礼”，要求儿子对自己如何做才是得当的。当儿子没有按照礼节规范来办时，就会造成父辈感情上受到伤害，价值感失落。平时的礼节可以忽略，比如因为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因，很久没去看望父母，父母虽然觉得怪不是滋味的，但是也理解，能够说服自己，因为这是小礼节，不涉及大是大非。节庆的礼节是重要的，因为节庆时的礼节体现了儿子对父母的基本尊重，体现了最基本的长幼有序，更富含着父辈太多、太厚重的情感、价值。很多老人对我说，儿子孝不孝顺，就看节庆时儿子、媳妇拿了多少东西给自己；虽然老人都吃得少，但他看重的不是儿子送的东西，而是儿子的心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儿子对老人的孝心，老人才能安心，才觉得没有白养儿子，才觉得这一辈子累死累活是值得的，在人家面前也有面子。在这些重要礼节方面，若老人没有得到预期的、过去一向如此的待遇，就会产生价值幻灭的感觉，自己的内心过不了这道坎，在别人面前也没面子：别人在节日都吃好的，自己儿子、媳妇却什么都不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节庆，儿子打骂父母，或者说了重话，或者没有按老礼行事，有些老人会容易选择自杀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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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没发现仅因贫困直接导致老年人、妇女自杀的情况。在农村，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个根本问题。人们常说的，自己可以生活差一点，拮据一点，但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可见，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围绕着孩子。有孩子，特别是儿子，人们一般不会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选择自杀。湘南的兰戈老人，50多岁才结婚得子，到70多岁的年龄，儿子初中毕业读上技校，他还要去外边找钱——给人看病，挖煤，一点也没有懈怠的意思。一般的老人到这个年龄都开始享儿孙福了，而他的生活却仍然很窘困，很劳累，但这并没有冲淡他对生活的憧憬，他依然信心满怀，从不埋怨什么。他之所以不服老，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相反，邻村家境富庶的书全，却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他很富裕，儿子是“吃国家粮的”，每个月都有预期的生活费用寄回家，三个女儿都在外打工，也会寄钱给他。因此，相较一般村民，他是很悠闲很阔绰的。他50多岁，还身强体壮，完全可以干农活，但是他已经丢弃了农活，整天跟酒精打交道，一天几乎要喝一斤白酒才能松开酒瓶；整日到处闲逛，吊儿郎当；一出口就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论辈分、调戏妇女，还养成了上寡妇家门的习惯；对自己老婆又骂又打，甚至把老婆赶到城里打工。不仅如此，他从2009年就不去给父母上坟了，认为人死就是一抔土，死了就是死了；家里一些要好的关系也被他弄得很糟糕，甚至跟自己的哥嫂也闹僵了。为什么书全会落入这样的颓废境地呢？

问题就出在儿子身上。书全只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大学毕业后进了体制，在工作的地方娶了个老婆。2008年这个媳妇给书全生了个孙女。村里人都知道，他儿子是“吃国家粮的”，不管是男是女，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他没有抱上孙子。作为传统一代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绝代了——没有后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了，又何必去做呢。他现在的生活就形如行尸走肉，已没有精神上的寄托。如此，他才会“变坏”，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

与他相反，书全的哥哥，比他整整大10岁，有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他还有很大的动力去做事，因为他相信他的两个儿子不仅会有出息，而且肯定能帮他把“一房人”传下去。因此，夫妇俩在家，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却有使不完的劲。虽然两个儿子要毕业了，也用不着家里的钱，但他们还是拼命地做农活；在湾子里的社会交往也很好，对这个家门的评价都是积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为两个儿子挣面子，父母在家做得很好，以后儿子回来才有面子，人家不会说他们父母在家怎么怎么样。这是一对有奔头、有希望的父母。

书全在自认为“断绝孙子”后，人就“废”了，前半辈子“做杨白劳”，把儿子养大成人，后半辈子晚节不保，现在看来做得很不值，于是失去了为人、生活的动力。他埋怨自己的儿子，因而也就不需要给儿子在湾子里挣脸面。他甚至说，这个湾子他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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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传宗接代是个礼仪的问题，即作为儿子的，必须给父亲、给祖宗传下血脉，才算对得住他们，才算礼仪到位，否则，就是在礼仪上有差池。年轻一代的传宗接代思想淡薄，但是老一辈对子辈的期待还是如此强烈。当儿子的行为与此期待相差甚远时，就会造成价值失落，父辈因此而感到生活的无意义感。

在解放前出生，经过集体时代和改革开放的一辈人，他们的儿子如今也逐渐成家立业，代际之间出现了一个成年儿子对父辈的礼仪问题。老一辈人尽管经历了集体时代，但是一整套旧的思想、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长幼尊卑、父为子纲等伦常规则还很浓厚，对子代还有价值寄寓。但是，他们的子辈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已经脱卸了传统的规矩。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集体时代后期，村里就有年轻人打赌敢不敢揍自己的父亲。1980年代后，这批人陆续结婚成家，敢于公然反抗父亲的权威。这样，两股都很强悍的力量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具有强烈价值寄托的父亲所遭受的心理、精神的创伤最重，因为他属于被挑战者。而作为挑战者的儿子即使没有挑战成功，也不会有太多的气出不来。所以容易决绝地自杀的是被挑战者。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化，旧的思想越来越受到打击，越来越遭到封建性的批判，进而成为农村的政治不正确，父辈的期待就少了。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集体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成了已婚儿子的父亲，他们在仪式上对子代的期待就更少了，在养儿防老、长幼尊卑方面的期待，以及对儿子在物质、精神上的回报的期待也逐渐减弱。老人面对残酷的现实，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即使儿子在重大的节庆期间不去看望老人，老人也自认栽了，这是在南方村落出现的趋势。就算儿子对自己恶语相向，甚至拳脚交加，老人也认命，这是河南等中原农村的变化。当儿子不养老，甚至将老人从家里驱逐出去，老人也只能自认倒霉，而不会像以前那样“一口气出不来”就决绝自杀，这可能是一些地区的现实。当价值寄寓减少，期待弱化以后，老人决绝自杀的现象就减少了。

老人自杀现象减少，并不意味着老人对子辈没有了期待，只是将期待降低罢了。比如对子辈传宗接代的期待，在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是很浓厚的。但当老人没有能力规劝儿子、媳妇后，也只能认命，苟且活着，而不是自杀。对诸如礼仪的期待，则在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所以当儿子在礼仪上没有做到位，老人也不再表现出激烈的情绪——“你要骂就骂，要打就打，一把老骨头了，还能有什么反抗”，“你骂，给你端水，端凳子”。

更大的发展是，传宗接代的价值期待没有了，养儿防老的期待也在消失，人们看到太多不孝顺的事例后，开始反省自己的生育行为。老人当下的际遇，给后一辈父母，现在四五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了个醒：不能光为了儿子，还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后路就是存钱养老、买养老保险等。而更年轻的一代，则认为养儿子也不能保障养老，还不如不养，生一个，不管是男是女，都不再要了，自己落个清闲。所以，生育观念就彻底转变了，代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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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一个家庭中，当“过日子”有价值支撑的时候，“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儿子。没有他，日子就过得索然寡味。礼仪作为重要的行为规范，涉及子代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背后蕴涵的是父代对子代的价值寄寓。当儿子在礼仪上有所偏颇的时候，就会造成老人价值的失落和意义的崩溃，老人的日子不好过，或过不下去。当老人对礼仪礼节看重程度降低之后，对儿子的价值寄托就减弱了，儿子在这方面失误也就不再造成老人的价值失落问题，自杀减少。当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对儿子的期待都被看空之后，儿子在家庭中也就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财产”是过日子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是评价日子过得好、红火与否的唯一因素，只有在“人”和“礼仪”等前提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其作用才会凸显出来。

二、农民怎样使日子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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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英山，过日子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只要能够使家庭的日子过得下去，一些生活策略也被赋予伦理内涵。

英山地处大别山，山地贫瘠，物产不丰富，一些人的生活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年轻姑娘往外地嫁，本地男子娶媳妇难，于是有些人就用近亲结婚来解决婚姻问题，即“老亲开新亲”、“娃娃亲”，姑表姨表开亲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这里一个湾子内的亲属关系十分复杂，几乎每户之间都有亲戚关系。这样的关系建构，事实上是一种生活的支持系统，使各家都能够在贫乏的物质条件中生存下去，人口得到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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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老亲开新亲”的婚配机制，英山农村在历史上一般能够解决婚姻问题，只有少数人成为光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婚配机制被否定，农村女性地位和自我意识有所提高，加上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开始流动，父母管不住自己的女儿，大量的年轻女孩都往邻近的安徽跑（那边最早“分田到户”，经济条件要好于英山）。于是，传统婚配机制解体，当地出现了大量光棍。我们2008年初调查时，光棍的比例不低，大多五六十岁了。他们比一般家庭还要贫困，要么单过，要么与结了婚的兄弟一起过。

我们调查的英山过村七组有位徐大妈，调查时55岁，出嫁过6次。徐大妈在1975年第一次结婚，丈夫是个退伍军人，两人在一起生活了5年。离婚的原因是她生儿子时动了手术，身体一直不好。为了治病，家人四处寻医算命。找的几个算命先生都说，如果徐大妈不和丈夫离婚就保不了命。在家人的劝说下，徐大妈与丈夫离了婚。离婚后，徐大妈领着儿子改嫁给了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共同生活三年后双方自愿离婚。“没有任何争吵”，徐大妈说。离婚的主要原因是赤脚医生是长子，下面有8个弟妹，作为兄嫂的她要帮婆婆料理诸多家务，还要操办弟妹的婚事，负担一大家子的人情。徐大妈觉得日子过得太紧，没办法料理这么多弟妹的婚事，便向医生提出了离婚。

与医生离婚后不久，经队长介绍，徐大妈跟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光棍结婚。可婚后不久，光棍身体不好，总是犯病，生活过得更艰难，两年后离婚。随后，又先后与本村尹姓光棍和杜姓光棍组成过家庭，都因对方不会做事，没有能力，日子过不下去而离婚。徐大妈现在的丈夫也是过村人，之前也是个老光棍，比徐大妈小几岁。虽然在过村甚至同一小组内嫁来嫁去，但没人说徐大妈做人不行，她甚至与前五任丈夫的家庭，特别是医生家庭的关系处得很好，都有人情上的往来。

除与第一任丈夫生有一个儿子外，徐大妈与其后来的丈夫都未生育，因为按照当地的计生政策，只要妇女的生育数达到准生要求，便不能再生。因此，“娶嫂”（当地对光棍取改嫁妇女的称呼）的光棍一般不会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但是，光棍并不介意自己没有亲生子女，也不太在乎对方“拖儿带女”，他们甚至对愿意嫁给自己的妇女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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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改嫁，还与原来的家庭保持良好关系，有人情往来，相互支撑对方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当地并不被认为是离婚或改嫁。我们在访谈中问及有没有离婚的案例时，绝大多数村民的第一反应是“没有”。当访谈者暗示“娶嫂”的也属于离婚时，受访人仍不认可调查者的意见，坚定地说“那是人家为了过日子”。在当地人的逻辑里，似乎没有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只有“过日子”的信念。当一个家庭的日子难以过下去的时候，妇女就会选择与丈夫离婚，然后改嫁到附近，乃至本村民组，成立一个新家庭，两个家庭共同努力使双方的日子都能过下去。大量光棍的存在，为妇女改嫁提供了可能性，能够“娶嫂”的光棍，一般都比妇女要年轻，也就能够干农活支持家庭。光棍也乐意如此，因为至少他成家了，有了自己的老婆。

在访谈时，改嫁的妇女说得最多的话是“不是谈得来，还是谈不来；关键是过得来，还是过不来”。光棍则说，“两个人过总比一个人过好”。因此，妇女改嫁和光棍娶嫂所遵循的是一种“过日子”的逻辑。在这里，妇女改嫁不是为了追求爱情，或更美好的生活，光棍娶嫂也不是为了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双方都是基于基本的生存伦理，以使日子能维持下去。因为要在贫困中将日子过下去，这种婚配方式在当地得到了普遍认可。对妇女，对光棍，对新旧家庭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人们皆持认可的态度。

在英山当地调查时，我们遇到过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奇怪的是，村民叙述与评价这些“男女关系”时，在言语和态度上都没有强烈的道德评价，而是给予理解。对于这些“男女关系”，村民不约而同地“不去说破”，只是笑笑而已。这样靠光棍起家、养家的“男女关系”，不仅不影响家庭过日子，反而能使原家庭紧巴巴的日子过得下去，故而不会纳入道德的批判范畴。事实上，在当地，假若男子出轨，到外边去花心、找小姐，但是还顾家，人们就不会去说他。而如果此时，家里的妇女不知道“关大门”，即将丈夫的事情捅出去，闹到家庭之外，备受指责的往往是妇女。原因就在于男子虽然有越轨行为，却依然顾家，家庭的日子还是能够过得下去的，而女子不知道“关大门”的行为极可能造成离婚，使家庭的日子过不下去。当然，如果男子因为另有心属，自己提出离婚，而女子却能识大体，能“关大门”，男子就会受到指摘。

当谈到被村民视为“离婚”的两个案例时，村里人说这两个男的纯粹是为了“好玩”，“不顾家”，说这是“作风问题”，是“伤风败俗”。村里一个在外面做“不正经”行业的媳妇，一个在大城市“开发廊店”的混混，被称为“开窑子的”。对于这些人，村民用“男盗女娼，不劳而获”加以评价，言语十分鄙视。在村里人看来，无论男女，其行为只要危及家庭的“日子”，使日子过不下去，就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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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本身作为一种伦理，说明伦理不仅要面对生活，还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过日子”的伦理与儒家伦理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假若将儒家伦理死搬硬套在英山农村，这里人的“日子”肯定没有一家能够过得下去，光棍过不下去，夫妻带着孩子也过不下去。这也说明，儒家伦理一旦要面对具体的生活，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就会非常脆弱，不得不为生活开道口子。英山人过的日子尚在生存层面，其伦理理应与之相匹配。儒家伦理必须建筑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在这里当然无法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