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商仍向儒”的张謇

清末状元张謇，在1917年1月20日（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抄录了自己为通州友人钱九皋所写的祝寿诗《寿钱翁七十》。诗云：“贵重最农夫，钱翁识字殊。岁功排菽枣，家世长枌榆。训子出求学，言商仍向儒。田间无暇日，七十只须臾。”

张謇在诗中除了称赞钱翁以农耕为重，诗书传家，受人尊崇，还借题发挥，表达了自己言商仍向儒的志向和理念。所谓“言商仍向儒”，除了表示要以儒家伦理道德指导经商行为，更主要的含义是指要保持真正儒生的本色，身在商海，心系天下，始终不忘爱国报国。

张謇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像张謇那样，一切行为处事均从爱国出发、将浓烈的爱国情和炽热的爱国心化为对强国梦的不懈追求，乃至于到了痴迷的程度，实为举世罕见。也正因如此，才铸就了他辉煌的人生和不朽的事业。

2021年2月14日，江苏南通博物苑，张謇特展。人民视觉  资料图

一，“舍身喂虎”为强国

（一）经商的目的

张謇于1853年7月1日出生于南通地区的海门长乐镇。四岁启蒙，五岁入学塾。十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基本典籍。十六岁时，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考取秀才，但因“冒籍”风波致使家道中落。     

1874年，二十二岁的张謇为江宁发审局孙云锦担任书记，开始了涉足政坛官场的游幕生涯。后由孙云锦介绍而结识了庆军统领吴长庆，并被吴聘为高级幕僚，从此进一步开阔了政治视野，增长了参政治事的能力，也进一步确立了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期间所写的《朝鲜善后六策》等策论，既展露了他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才干，又表现出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及强国梦想。1884年，张謇离开庆军回到家乡。期间虽以读书备考为首务，但也悉心研究当年发生的中法战争、“甲申政变”、南北海疆风波等时事政治。他还秉持爱国“必自乡里始”的理念，在家乡兴蚕桑、办慈善、助文教、建自卫武装“滨海渔团”等，初步展露了他强国兴邦、地方自治的奋斗方向。1894年，在家乡苦读十年，历经四次会试败北的张謇终于在当年的“恩科会试”中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对张謇来说，中状元并非功成名就的终点，而是全力追逐强国梦的起点。1894年下半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中国的战败，刺激了张謇爱国思想集中迸发和强国梦的最终确立。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甲午战败及大量的割地赔款，才真正刺激了所有中国人。朝野上下普遍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和灭顶之灾，社会精英中的爱国的志士仁人誓死要救亡图存，克服亡国亡种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素有爱国情怀的新科状元张謇，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因爱国、救国而不顾一切去强国的艰辛奋斗之路。

1894年9月，张謇因父去世回乡。次年，张謇得知《马关条约》被迫签订，十分愤懑。他在日记中摘录了条约的主要内容，愤然痛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还在随后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痛心疾首地陈述了《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提出相应对策。在当时的张謇看来，面对强敌入侵、虎狼环饲的垂危局势，爱国首在救国，而救国的当务之急则在强国。

张謇认为“强国富民之本实在于工”，即办好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作为士大夫的最高代表——“状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去兴办实业呢？

这对张謇来说，却是一个颇费踌躇的艰难抉择。因为，办实业固然是振兴国家所必须，但对于个人来说，无异于自弃美好仕途和已有的尊贵社会地位，铤而走险，自讨苦吃。张謇本可以“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凭借亿万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的最高平台，博取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冲顶“状元宰相”。但是，现在却要与“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难言的艰辛，周旋于官场、商界等“平生不伍之人”之中，无异于“舍身喂虎”。张謇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执着的强国梦，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身许国、“舍身喂虎”的实业报国之路。

张謇后来谈到当时的内心思虑时说道：“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不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牗，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踌躇累日，应焉”。

张謇的这段自白，核心要义有四：

一是表明自己最终决心经商办厂，既是为了践行自己的强国梦，也是为了为读书人争口气，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二是办实业、搞教育这类事理应由官员富人承担，自己本可以不参与其中，但官员与富人都无法指望，只得自己亲力躬为了。

三是明知官员与富人不足依靠，但又不得不看重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只能委曲求全地与之应对周旋，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四是虽欲经商办厂，但自己毕竟是儒林魁首——状元，与一般商人不同，还是要保持儒生的本色，以儒家的理念经商（即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言商仍向儒”）。

（二）艰难的经商过程

张謇回顾办厂艰难时，说他是“含垢忍尤，遭闵受侮，千磨百折，以成此区区工商之事者”。1895年冬，张謇将费尽周折“招商”来的本地和上海的六个商人（“通沪六董”），召集起来协商认股办厂。厂址选在通州城北水陆近便之处的唐家闸。

纱厂初创时，深谙官商之道和官办之弊的张謇认为应完全商办，但民间集资较为艰难，他只得转向官方求助。此时，接替张之洞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将已堆放积压三年之久的四万多锭锈烂纺机贱卖折价，作为官股五十万两股金入股大生纱厂。于是，官股、商股各占百分之五十，原先的官招商办改为官商合办。但是即便如此，办厂急需的商股资金仍迟迟不能落实。

1897年3月，张謇到武昌求助张之洞，后者为张謇想了一个好办法，并商请刘坤一同意，将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由张謇和盛宣怀各领二十五万两，形成“绅领商办”的格局。官方对张謇这位身份特殊、名气很大的士绅相当信任，只收“官利”，不要任何经营管理职权，任凭张謇等人“绅领商办”，这对消除商股对官府的畏惧戒备之心极有好处。

然而，尽管如此，民间集资办厂之路仍很艰难。当刘坤一应张謇所求要通州地方官适当凑钱资助大生纱厂时，地方官却别有用心挑唆，激起众多秀才、举人闹事，甚至要揪住张謇去孔庙明伦堂“论理”。张謇钱没有筹到，却落得一身骂名。面对乡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和各方敷衍作梗，他“闻谤不敢辩，受辱不敢怒”。为应对工厂开车前的紧急经费开支，张謇还曾不得不忍痛将已购进自用的价值八万两的棉花，运到上海出卖。

经过整整五年的艰难困苦的努力，1899年3月，大生纱厂终于开车出纱。那年棉纱行情恰逢好转，纱价持续看涨，纱厂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大生迎来了勃勃生机。当时被软禁在老家常熟的翁同龢，获闻大生开车出纱喜讯后，欣然题赠一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张謇后来在《厂约》中，万般感慨地回顾了辛勤办厂创业的过程：“南皮督部既奏以下走经理其事，不自量度，冒昧肩承。中更人情久乖，益以商市之变，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  

（三）强国的“功效”

张謇的宏伟强国志愿，是首先要使中国的实业自立于世界之林，并抵御外国列强的经济侵扰。正如1905年，上海海关报告所说：“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起点和轴心，逐步打造成当时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他的资本一度达二千四百万两，为中国民营资本之最。他既增添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又示范和引领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并直接造福乡里，改变南通城乡面貌。随着实业越做越大，步入鼎盛，张謇的强国梦也越做越大。

他以南通师范为核心，着手打造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大学、专科学校、聋哑学校等多层级、多元化的教育体系。此外，还兴办了新育婴堂、贫民工场、栖流所、养老院等公益慈善机构。他兴教育，办慈善，搞自治，硬是把一个偏居一隅的贫弱小县，搞成了响当当的全国“模范自治县”。就连自视甚高的大文人胡适先生，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道：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于全国。1922年，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票数最高。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百名人传》中，更是“以黄帝为起首，以张謇为压轴”。日本人驹井德三著书称赞张謇：“今者于中华国家，不问朝野，为开发中华抱一志愿而始终不改者，殆无一人。惟公独居南通之地，拥江北之区域，献身于实业之振兴，尽心于教育之改革，卓举效果，此世人之所以称伟也。”张謇“舍身喂虎”，终有所成。

二、政坛进退皆有为

张謇秉持了儒家士大夫的核心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张謇这里所说的“向儒”，实质上是要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张謇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兴办了多少实业，而在于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怀揣爱国主义的政治理想，献身近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从而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出了特有贡献。可以说他既搞经济活动，又搞政治活动，既经商又从政，既是实业家又是政治家，无论是早期的入幕、参政及在改善家乡地方政商环境中，还是在后来全国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包括晚年的南通地方自治，都展现出其政治家的风采。

（一）张謇政治活动的三个阶段

1、参政从政的“预备期”（1874-1894年）。22岁到42岁期间，可以看作是张謇参政的第一阶段，即在地方上参政理政的“见习期”。丰富政治资源的“积累期”。准备冲顶最高学位（中央最高后备干部）介入全国政治的“预备期”，从此，他在政治上开始了进进退退。

22岁张謇任江宁发审局书记即涉足官场（一进）。24岁至32岁，任清军首领胡长庆幕僚（30岁时曾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结识袁世凯等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使张謇政治眼界大开，初步展现了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才华。35岁，张謇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并受河南巡抚黎文卫委托主持黄河防灾抗洪计划，草拟疏塞大纲。36岁时张謇回到家乡（一退）。在备考赶考的同时，张謇一面帮助家庭和当地农民开展蚕桑、林木等商业经营活动，一边组织参与地方上的士绅商贩减免丝捐、布捐的抗争活动，及筹办地方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等。

一般都认为，张謇告别官场回乡备考（包括“南不拜张，北不拜李”）是因为厌恶了官场的险恶和腐败，一心想远离政治，专心读书，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其实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强国富民推进全面现代化。他准备考状元，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作用和政治作为，实现政治抱负。

2、政治活动的鼎盛期（1894-1915年）。1894年42岁高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朝廷中枢文书，最高品级为三品），张謇正式步入正规的政治轨道并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二进）。

当年，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支持老师翁同龢的主战主张，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奔走呼应。同时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上书痛斥李鸿章的主和主张，这使他名动朝野、誉满天下。1894年张謇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三年（二退）。

此间，张謇任职总办通海团练，兴办地方海防武装。《马关条约》签订后，海防团练撤销，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总理通海一带商务”，逐步走上实业报国的道路。他还借此之便，为花布商人义办认捐减负，经营义庄、社仓等，兴办各项民生事业，这是他后来在南通搞社会改良和政治改造为主旨的全面地方自治的发端和预演。1898年丁忧期满，张謇回京到翰林院销假复职（三进），恰好遇上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

张謇是帝党首领翁同龢的门生：“翁门六子”之一，故一到北京便毫不犹豫地支持老师的变法维新。翁和张都是老成持重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基本主张，但又不赞成康梁的急躁冒进的做法，甚至也不同于后来几乎全盘接受康、梁意见的光绪。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时，张謇以宁武子“自愚得当，进退自如”的故事劝说翁同龢，实际上也反映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一贯的处事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从政，退则经商。早在青少年时期潜心读书、积极准备科举入世时，张謇的父亲就告诫他：“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这种进而科举入世，退可终老家园的家训，深深地影响了张謇的一生。

后来，张謇进则搞全国的大政治，退则搞南通的“小政治”。但始终心怀天下，不忘报国、强国，也是这种家训的传承和升华。张謇在劝说翁同龢南归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愚不可及”的既避祸又坚守责任的道路——回家乡大搞实业。就在他到翰林院和吏部听旨正式复职的第二天（6月13日），他便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借口，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当天晚上便急忙离开北京，去塘沽乘船直奔故里（三退）。

张謇虽然远离北京政治漩涡中心，但并非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再担任官职。张謇在家乡一面努力办厂经商，同时兼任江苏商务局总理等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全国陷入混乱，义和团运动爆发，使局势更加复杂，英法联军也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到全国。为保全我国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东南地区，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等通力合作推动“东南互保”。期间张謇不仅积极呼应，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四进）。

1900年底，满清朝廷迫于内外压力决定搞变法和新政。12月23日，刘坤一即电邀张謇等人汇聚南京，商谈要政，张謇积极献计献策，于1901年2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他满怀爱国热情，顺应时代潮流，公开地站在了新党一边。后《变法平议》不被采纳，张謇退回家乡继续办实业（四退）。

为了进逼朝廷真正搞变法和新政，一些政治精英和社会贤达人士掀起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张謇凭借显赫的身份、声望，已有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出众的政治才能，很快就成了立宪派的关键骨干和实际领袖（五进）。

张謇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1903年去日本时，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便呼吁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并编译《日本宪法》等分送朝野各方（包括呈慈禧太后）。二是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直接组织推动立宪运动。三是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请愿活动，迫使清庭同意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预行组织责任内阁。

1909年8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被推选为议长。（五进）1910年因不满清廷一再推迟召开国会时间辞去江苏咨议局议长职务。（五退）张謇本人在晚年编写自己的年谱中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说明他最看重的还是政治救国，认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和成败在政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武汉宣布共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着上海、苏州、杭州、南通等地都相继起义光复。同年11月16日，迫于无奈的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在官府和商人之间当“邮差”、当沟通的桥梁；现在要“通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时俱进，社会声望日隆，加上雄厚的财经实力，以及广泛的人脉资源和稳健务实的政治风格，使得清廷、袁世凯、共和革命派都十分看重他，甚至都依赖他发挥不可替代的调和沟通作用，这也给了他“一手托三家”“折冲尊俎”的条件。（六进）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张謇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同年2月张謇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对汉冶萍公司归属问题的处理，且感到“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从孙中山政府辞职。（六退）

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诏书发布。3月份，袁世凯当权，任命熊希龄为总理，熊组建了一个“名流内阁”，1913年9月，张謇就任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七进）。

张謇在工商（农林）总长任上政绩独特。

一是确定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指导思想。他认为必须以政治建设促经济发展，“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他认为发展实业，亟需注重四个方面：一是乞灵于法律；二是求助于金融；三是注意于税则；四是致力于奖助。

二是大力立法，依法保护产业发展。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国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银行法、权度法、典当法、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法、中国实业公司条例等等数十部。他有句名言：“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跌落），“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不在轨道上走，随时都会翻车）。

三是倡导市场经济，鼓励民办私营。他一上任就表示：“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工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画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这颇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除少数关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外，一律鼓励民营。）

四是秉持“开放主义”，主张通过合资、借款、代办三种方式引进外资。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主张引进欧美等国外资发展中国工商业。提倡对铁矿采掘业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但应“条约正当，权限分明”，以避免外国资本乘机攫取更多利益。

五是切实推进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优化。张謇具有现代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理念。他力推机构改革，把农林和工商两个大部合并起来，把八个市局改成三个市局，并大量精简人员。要求相关部门和官员“抓大放小”，不要具体地管项目、办琐事，要宏观指导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和搞好查勘规划。

3、致力南通“小政治”（集中推行地方自治）时期（1915-1926年）。所谓的“地方自治”，表面上看是清政府在被逼之下宣布搞新政时的一个举措，要求发动地方上的老百姓、士绅，一起管社会、办事业。张謇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不仅搞实业、教育、慈善、公益，还搞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创建了地方自治的“南通模式”（七退）。让人称奇的是，他还搞自己的警卫队，花钱改造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他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的“准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创办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他的政治行为，“南通模式”也是地方政治的模式和结晶。总之，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上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家乡地方上搞地方自治，都充分表明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他的儿子张孝若说过：“像他对于国家建设的抱负政策，早生几十百年，在贤明君主的朝廷，可以做一个治世的能臣。如果迟生几十百年，在民主政治确建以后，他也可以做一个成功的福国利民的政治家”。

（二）张謇政治生涯的三个特点

1、爱国追求放首位。纵观张謇的一生（我们刚才总结梳理出的三个政治生活的主要阶段），为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他把爱国追求始终放在首位。而这个爱国追求，实际上就是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希望中国尽早尽快地迈上现代化发展道路。

2、正确看待做官与做事。第一，做官为了做事，做大官是为了做大事。张謇做官不是为做官而做官，更不是为了发财，光宗耀祖。为了做事的需要，他愿意做官甚至做大官。然而，如果做不了事，他就坚决不做官。1914年2月熊希龄辞职的当天，杨士琦询问张謇是否与总理“同进退”，张謇明确答复：“就职之日，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己的志愿，还是希望继续做官，而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的内政外交举措，包括袁的称帝倾向及与日本做政治交易（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要求），张謇愤然辞职。从政为民是儒者基本的信念，张謇把做官看成是做事（救国、强国）的手段。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写的《南通张氏事业调查书》，记载了张謇的这样一段话：“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虽曾就农商总长一职，然此不过为完成事业之一经过耳。”第二，不能做事就不做官。既然做官是为了做事，如不能做事，张謇就不愿做官了。他分别从满清政府、孙中山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辞官的主要原因就是感到不能做事。第三，不做官照样做事。做事是第一位的，不做官的张謇照样秉持儒家家国情怀做事。如1911年，在摄政王载沣召见张謇时，张謇说自己（几次进退）“虽未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

3、妥善处理政商关系。张謇事业上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非常用心且擅长处理政商关系。一是用足用活中央政策。用好用足当时清廷各种政策以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如他充分利用清廷颁布的允许和扶持地方自治的政策，推行南通地方自治；如他利用清廷宣布的允许各省州成立地方立宪机构而积极筹办江苏咨议局，然后利用江苏咨议局这个平台，积极争取力争地方议会立法权力等等；还有，他充分利用在创办大生纱厂时清廷赋予他的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大生系列企业（大生一厂、二厂、三厂、八厂等），迅速做大做强大生集团且占据通海地区乃至东南一带市场（几乎是垄断）等等。二是搞好与各级政府即官员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他是儒家，有儒家的学养，再加上他本身也是官员出身，长期从政，所以他才能做得到，并利用这一点为发展自己的事业服务。三是以政兴商。借助政治优势，改善经济环境，为经商创造良好条件。四是以商促政。以实业为基础，增加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从而促进实业、教育、慈善等事业，推进南通地方自治，实现建设现代化的理想抱负。

（三）对当今企业家的启示

1、执行好、运用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充分运用好政策，抢抓政策机遇和红利。企业家应及时了解和把握最新的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积极主动地寻求政府的帮助和支持。

2、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和促进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国家好，政治环境好，经济环境好，企业才会好。企业家应衷心拥护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要积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形成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一是亲而不俗（亲近友好不庸俗）。二是敬而不远（尊敬而不疏远）。三是靠而不等（不消极等、靠、要，在政策扶持、要素配置、指导服务等方面主动争取）。

三、只手打造“第一城”

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文《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中描述：“2002年8月，我来南通第一次调查，在与罗一民市长晤面时，提出了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初步推论”）。

打造“第一城”，全靠张謇非凡的见识和能力。遍观全中国、全世界，优秀的企业家比比皆是，甚至富可敌国的也大有人在，但能够靠一己之力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张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一）何为“第一城”

我曾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第一城”的丰富内涵。

第一，从城市建设的主体来看，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全面规划并实施建设的具有近代意蕴的城市。张謇为实现其“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的救国理想和现代化宏伟蓝图，对南通城市进行全方位苦心经营。在他的推动下，南通开辟了新工业区和港区，进行了近代教育、文化、市政设施建设，建立了功能分布比较科学合理的多层次城镇体系。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规划、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城市，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称赞南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从城市的形态布局和功能来看（城市建设理念、特征），南通是一座世界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南通的“一城三镇”、城乡统筹等现代化城市规划理念，可以和英国著名规划思想家霍华德于1898年创立的、曾对现代西方城市规划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花园城市”理论相媲美，其实践甚至早于这一理论的提出。它保持了老城区原有的功能格局，新增了近代教育、文化、商业、市政设施，建设了工业区唐闸、港口区天生港、风景区狼山，与旧城区组成了一个互有分工的城镇组群，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第三，从城市的发展基础（城市发展、建设内涵）看，南通是一座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的城市。近代南通城市建设涵盖了生产、生活、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张謇按照“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在发展生产、改进交通、发展农垦、兴修水利、创新文化、兴办教育的前提下，逐步进行近代化城市建设，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四，从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南通是一座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张謇以一位儒者的理想建设南通，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建设之中。他以一种诗人情怀经营南通，率先创办了符合当时政府学制标准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纺织高校、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博物苑，以及气象台、养老院、育婴堂等等。使南通不仅是聚居的场所、生产的基地，更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方，这在理想、理念上与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宜人的人居环境”目标是一致的。

第五，从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来看，南通初具区域整体发展的雏形。张謇不是就城市论城市，而是从宏观的、全局的高度去谋求城镇、乡村共同发展，形成了一城多镇、城乡统筹、合理布局的多层次城镇格局。因此，两院院士吴良镛在考察南通建设后感慨道：“（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之论断可以从诸方面来理解：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亦即先驱之意。”

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因其起始早、功能全、理念新、实践意义强，所以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二）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

1、张謇打造“第一城”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五个充分运用”。

（1）充分运用地方自治政策。当时的中央政府同意搞地方自治，他充分加以运用，并且大大加以发挥和扩展，真正做到了把地方自治政策“用足、用活”。张謇特别看重地方自治，是因为：“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2）充分运用特殊政治身份。他是状元、是翰林，又是立宪派领袖，还当过中央的工商总长，这些身份让当地的政府大员都能支持他。

（3）充分运用省级官僚的授权和支持。包括张之洞、刘坤一、程德全等官府要员均与他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张謇可以甩开膀子干他的事业。

（4）充分运用当地老百姓的拥戴。张謇一辈子为南通人民做好事，并具有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深得老百姓的认可。以非官员的身份，做官员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做得通了。

（5）充分运用自己的从政经验和聪明才智。充分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政治声望、政治人脉、政治经验精心做好建设“第一城”的每件事。张謇在南通现代化的试验和探索中打造的“南通模式”，注重教育和实业相互作用，获得成效之后，再发展慈善，搞公益事业，进而推广到城镇建设和市政管理，最终是搞政治建设，治州理政。

2、以现代化理念画好城市，建好城市，管好城市，用好城市。张謇是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开拓者，南通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试验田和示范区。我在2006年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说过：“张謇在家乡南通进行了前后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

3、统筹推进各方面现代化建设。他在南通全面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并取得了卓越成效。张謇在南通所有作为的初衷是“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他要统筹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打造一个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城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以示范、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现代化。       

（三）张謇打造第一城的伟大意义

1、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样本。张謇着眼全国，背倚东南，立足南通，为全国搞现代化的试验区和样板田。吴良镛院士撰文道：“……与同时期国内外城市建设大事单项相比，南通未必都是最早的，规模未必是最大的，更不一定有多少‘之最’，重要的是一系列建设事业与设施能在一个地方有大致规划地、较为集中地建设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一个封建的县城开始过渡到现代城市（并被称为“模范县”），不能不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通城市及其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的整体性、关联性、城区城乡协调发展，是其他城市难以比肩的，意义重大。以今日之眼光审视，其积极作用仍然颇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内核。”张謇在南通推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政治现代化推动全面现代化；二是以实业带动民生建设；三是以城乡互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2、为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南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早期试验田，正如余秋雨所说，张謇是用南通实例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南通宣言。“第一城”不仅对南通具有重大意义，也引领和示范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四个统筹”、“五位一体”地全面推进；要求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建成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求人的全面现代化等。这些要求我们都可以在张謇当年的现代化实践和探索中找到参照和借鉴，我们能够从先贤们依然闪烁着时代魅力的独创性智慧中汲取丰富养料。

3、为当代南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张謇当年在南通的实践和成功已经成为南通今天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如现在南通的产业体系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南通的“教育之乡”、“体育之乡”、“建筑之乡”、“文博之乡”、“纺织之乡”等八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均有赖于当年张謇奠定的基础和传承。但比这些物质遗产更为宝贵的，是他遗留人间的精神遗产。无论是在国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他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精神财富。我在本世纪初，就对有关人员说过：张謇的精神是无比宝贵的金矿、富矿，我们一定要认真挖掘、提炼、运用。

张謇的精神遗产无比丰富，今天我们着重谈两个方面，一是他所孕育的苏商及通商精神（苏商精神：爱国爱乡情怀、开拓创新意识、务实低调风格、 精良细致品质、崇文重德禀赋；通商精神：强毅力行，通达天下），二是南通的城市精神（包容会通，敢为人先）。 顺便再谈谈我对张謇的认识历程（文化名人、了不起的企业家、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打造者、南通精神的代表者、全面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引领者、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四、商海驰骋德为先

作为一代儒商的优秀代表，张謇固守“家国一体、大德为先”的儒家传统，把道德追求作为自身和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在经商办厂活动中，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道德品行标准放在首位，不是简单地在商言商，更不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是他超越一般企业家的卓越之处。（一）“大德曰生”——以造福民生为最大德行。张謇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以造福民生为最大德行。他追求“大德”，从他对“大生”这个厂名的三种解释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一种解释，是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即“一切政治和学问最低的期望，就是让老百姓至少过上最低水平线以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等级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这是被人广泛引用的两段话。

第二种解释，是最早在大生纱厂成立时他为大生题的一个对联：“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上联大意是说：把商业搞好，要有江海那样的胸怀和成就。下联意思是说：我们要把各种能用的资源都利用起来，让土地把该生长的东西都生长出来，多多积累财富，造福百姓和国家。这是他最早的对“大生”这两个字的解释。

第三种解释，也是他为大生纱厂写的一个题联，叫“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上联意思是说，太行巍巍之所以能够这么大，是因为它有它大的东西、大的内涵、大的道理在里边。下联的意思，涉及到经商的宗旨、原则即兴办工商业，是为了丰厚生命或人民生活。

“大生”二字的内涵极其丰富，以上三种说法尽管略有不同，但均是把造福民生作为企业的终极追求。这就是张謇心目当中的“大德”，即他就是这样一位“大德为先”的企业家。

（二）“将信为本”——以诚信为根本。这句话出自张謇为上海织布交易所的题词：“抱布贸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成贾征偿，将信为本，循之以行。”意思是，搞商业贸易互通有无，各得其所，要将信为本，讲诚信，重品牌，守商德。张謇在这里既讲明了商业道德的核心——诚信，又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公平。贸易经商就是要买卖公平，不要豪取强夺，不要欺诈。恪守信用，公平合理地追求你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讲诚信，可兴商强企，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讲公平，可以完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经济。通过这个题词，还可以看出张謇很有现代市场经济眼光。

（三）“大利不言”——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张謇古文化底蕴深厚，他给大生纱厂所提众多楹联中，有一款是“生财有道，大利不言”，把“生”和“大”又嵌入进去了。我们经常会讲“生财有道”，意思是赚钱发财要讲原则、讲道理，不能发不义之财。“大利不言”则是一种超越一般的说法，有新的涵义，反映了张謇商业道德的精髓，就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这意味着不仅不能发不义之财、赚昧心之钱，还要处理好大利与小利的关系。大利就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小利则是企业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作为企业家，大利小利两方面都要讲，但最终还是要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即大利。（顺便说一下，日本人涩泽荣一“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义利观。）

（四）“强毅力行”——艰苦奋斗，富而不奢。1911年6月20日，张謇在对北京商业学校的学生演讲中以山东武训乞讨集资办学为例，论述“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同时，他进一步以自身艰苦创业的经历勉励大家，“一介寒儒，无所凭藉如余者，所志既坚，尚勉强有所成就，天下士亦大可兴矣！”在这里，他主要突出了三点：一要立志，志存高远；二要力行，艰苦奋斗；三要坚毅，百折不挠。

我们在座的都是全国挑选的、准备重点培养的年轻企业家。张謇在北京商校这段讲话，是当年他对年轻企业家的忠告，对我们今天仍有教育意义。

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年轻企业家的不良现象，谆谆告诫道：“尔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即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要“富而不奢”，永保艰苦奋斗、勤勉节约的优良品德。张謇一生节俭，但对于民生诸事，向来慷慨大方。张謇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张謇对其爱子张孝若谆谆教导：“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而已。”“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

1922年，来南通实地考察并屡次与张謇会面的日本人驹井德三，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对张謇评价道：“张公之所长：一、为头脑明晰，学识丰富，眼光宏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用之才。二、为意志坚固，有心有所绝非达其目的不止之气。三、为其勇决在中国人中，实所罕见，有虽千万人我往之气概。四、为其人格高洁，奉己甚薄，粗衣粗食，而持己甚严。五、为有高雅之风，对于学问书画，以及演戏各种文艺，极有趣味而时刻为之，虽掷巨万之私财，亦所不惜，有时忙中取闲，隐居山庄，或读书，或作诗，或应人之请挥其大笔是也。”这种评价是有高度、有深度的，也是较为客观公允的。

当今，我们的企业家如何做到“大德为先”？总的来讲是，我们要按总书记的要求，学习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的企业家精神，要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和拓展国际视野。在座的各位年轻企业家，特别要像我们的先贤和楷模学习。尤其需要学习他“大德为先”，讲商业道德，加强品德修养。

小结：张謇“言商仍向儒”的涵义及对当代企业家的启迪

（一）张謇“言商仍向儒”的主要涵义

1、即使经商，也要保持儒家本色，负起道义担当。经商不能只追求个人私利，要有家国情怀，矢志报国，造福乡里。要保持儒家本色，心系天下。

2、即使经商，也要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准绳，讲公德，讲诚信，讲品行。张謇强调，我们不是一般的商人，我们是信奉儒家的信念和传统的儒商，所以我们要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准绳。张謇经商，一直坚持做到品行端一，讲公道、讲诚信。

3、即使经商，也要不断读书学习，提高人文修养，做一个别具一格的“儒商”。“向儒”，除了要有家国情怀，有道德伦理，还要有学问，要有人文修养。言商仍向儒，在张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二）张謇“言商仍向儒”对当代企业家启迪

1、积极弘扬爱国传统

我们今天学习张謇，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张謇“向儒”的核心追求，也是三代国家领导人对张謇的核心评价。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那么，该如何弘扬爱国传统呢？

（1）立足本职，企业报国。各行各业都应爱国，但作为企业家，最终还是要立足本职，把企业做好，为国家为人民多创造财富、多作贡献。就像张謇当年实业报国一样。

（2）政商并重，以政促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强调“两个健康”：通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爱国主义是政治理念，企业家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建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既要在商言商，更要在商言政（“向儒”），以政治建设促经济发展，以政治引领企业健康成长。

（3）爱国爱乡、情系桑梓。张謇不仅始终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而且反复强调“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即爱国必从爱家乡开始，要建设家乡、造福乡里。这也是张謇精神的实质，其所引领、孕育的苏商精神，首先即包含“爱国爱乡情怀”。

2、自觉担负社会责任

这是总书记重点提倡的，也是我们当前学习张謇的重点。

（1）关爱员工。企业家担负社会责任，首先要把员工的生活、工作、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培训成长等方方面面做好。特别是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难得到根本控制，我国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我们必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关爱员工需求，关心员工健康，努力稳定就业岗位，企业与同员工携手共渡难关。

（2）扶贫帮困。新时代的企业家，除了自身为国家创造财富以外，还要额外的多做好事，像张謇一样做慈善、惠民生。全国工商联和各地的工商联，特别注重培养和支持企业家担负社会责任，做慈善、做福利。工商联有个“光彩事业”项目，做了不少好事。近年，全国工商联奋力推进“万企帮万村”行动落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截至去年11月底，12.3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3.72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7.28万个），带动和惠及1779.0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疫情期间，全国11万家民营企业，捐款172亿元，捐物价值119亿元，作出了“自己人”的贡献。

（3）参与建设。企业家应全面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除了搞好经济主业、积极参政议政，还要积极参加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3、切实遵循社会主义商业道德

（1）端正价值观。中国古代就有经商要合义取利、价实量足等传统要求。新时代商业道德则又包含“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文明经商，礼貌待客；遵纪守法，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诚实无欺”等基本内容。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学习先贤张謇，首先端正我们的价值观，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健全商业道德清单、建立商业行为准则。

（2）重义守信。坚守“义”“信”是儒家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危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致富，以违法乱纪去致富。诚信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是商业的基石。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企业家和企业更是如此。要做到诚信经营，公平竞争，重视产品质量，坚守契约精神。

（3）遵纪守法。守法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法律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红线。企业家须自觉依法合规经营，依法纳税，依法治企、依法维权。企业家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4、不断提升文化修养（争做“儒商”）

（1）扩充文化知识。“儒商”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儒雅，二是博学，三是重德。其中“博学”（广博的文化知识）是基础。企业家不仅要学习经营管理和专业知识，还要学习人文知识、科学知识，而且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在当今科学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博学、勤学、善学非常重要。“腹有诗书气自华”，博学才能儒雅。

（2）提高思想境界。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同时，也要注意思想境界的提高，包括格局要高，胸襟要大，眼界要宽。根本上“三观”要正，而且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融入当代文明。文化修养不仅要求知识丰富，而且要求学习世界先进文明，遵守当代文明规则，加强文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

当年张謇的所作所为，如今仍有现实意义。为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江苏和南通讲话精神，江苏省委在南通成立“张謇企业家学院”，全国工商联来南通办班，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省内外企业家朋友来南通学习张謇。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要求，弘扬爱国主义，争做新时代的“儒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罗一民在全国工商联在南通设立“全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活动时所作专题报告，报告原题为《“言商仍向儒”的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