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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地方：一周城市生活

Jady Liu 芬雷王越洲陈鑫培

2021-03-26 16:14

来源：澎湃新闻

本周，我们尝试以文学的视角观照地方。在近期回顾部分，方志小说发起人之一芬雷为我们讲述了他对地方的理解以及“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的见闻；我们也摘录了欧宁给周恺的方言《苔》的序文，其中探讨了地方的文学书写。主题推荐部分将向大家推荐相关的图书活动和一些与地方有关的文学图书。

（本期主持：Jady Liu）

近期回顾

我们要如何谈论一个地方？

我们要如何谈论一个地方呢？地是大地，方是大地之道，所谓天圆地方，地方者谓其幽远、广厚。似乎很难如此来谈论，哪怕今天容易从网上搜出一张地图，地方仍然模糊。“方”的另一种意思有点生僻，所谓方舟，诗经里也说“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有两船并行、浮游漂荡之意。地方，不管是“大地之道”还是“方舟而下”，好像都是不固定的，而我们现在谈论起地方，大多强调的是一种固定的经验。

听起来有点“刻舟求剑”的况味，但人的周遭所至之地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在，一张反复标记却终也有限的地图。陶渊明诗中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地方就这么大小，用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倒也足够了。书写中的地方，八成来自生活中的那十余亩，甚至是更小的家宅。从迈出故乡家门的第一步起，方位感就一直在校准，那枚小小的指南针无时不在摆荡，有时候晕头转向，指针还要来个大转圈。也许像个捉迷藏的游戏，地方总是指示着兜兜转转又回原地的那个契机，不然我们甚至不必要谈论它。

成都桐梓林邻里中心的时钟

这几年，趁着做“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着意去了很多地方，地方感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泉州华侨新村，一位婆婆在回忆自己当年因印尼排华事件返国的海上旅途时，始终激动不已，她难忘船上的诸多细节。顺德人将外地的青梅做成梅酱，变成当地烧鹅不可或缺的蘸料。就在昨天，倾听几位成都桐梓林居民讲述自己的故事，意外察觉，几乎每个人的记忆都牵连着至少两个以上的地方，就像几乎每个人都同时使用着至少两种以上的语言。讲故事的席间谈起一个话题：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没了根基么？有人说是，有人摇头，也有人不置可否。

顺德伦教河边的养虾人

顺德黄连村的天后宫对面，河道另一边的海运仓储

从方志和小说的角度来说，“志”是标记，是等待，也是临时的更新，而“说”是小说，一家之说，也是有情之说。山水图志，言情之记，不特是真的编一本方志或写一篇小说，重要的在于其中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书写行动，它让“是”与“非”都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立。

从“是”的角度来说，今天的人仍然置身在陶渊明诗中十余亩中，山河大地亘古常新，一卷石一勺水就构架了我们的地方；从“非”的角度来说，地方可能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个具体的人，一种总在复刻而每每不得的味道，或者一段历历在目却也幽深难明的记忆。这其中暗含着人对于地方的微妙又精湛的复杂技术：地方可雕塑、可测量、可延展、可溶解。与此同时，地方仿若隐藏了起来，有待一次又一次地书写。这可能也是地方变得捉摸不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正在不断地重新组织自己与他者的生活。

（图/文：芬雷，出版与艺术策划人，方志小说发起人之一）

周恺《苔》序言

这部长篇从一个回乡重整家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寻找新生儿替代和再续家族香火写起，以桑农刘基业的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为两条线索（李世景被抱入李家成为土豪继承人，最后资助革命党；刘太清则留在底层成为石匠，最后变成绿林山匪），中间穿插了甲午战争、庚子拳乱、新学的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把大清政权的危机、反对派的滋长、秘密会社的活跃、地方秩序的迭代、大家族没落的故事，渐次编织在周恺的家乡地理的经纬网络上，把嘉定这个地方的二十多年的嬗变浓缩于一册书写。

相对于王笛和司昆仑那些以真实和科学为准绳、聚焦于四川特定时期的微观史学著作，这样的文学书写能把读者更深入地带到更逼真的历史现场。随着叙事线索的展开和文学细节的放大，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史景迁和孔飞力等时常也要收纳文学作品这种非信史材料，甚至汲取文学叙事的写法。周恺在这部小说中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行会的规条和切口、地方团练的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各种环节、妓寨和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等等的细致还原，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精确要求。他在这方面下的苦功夫，夯实了他的虚构写作的历史背景，为故事的叙述铺设了清晰可见的时代底色。而对那个时代的乐山方言的进一步淬炼，更是加强了这部小说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苔》可以称得上是乐山“地方知识”的集大成者，而周恺对乐山的“恋地情结”，则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生态中发育生成了一个闭合自足的地景系统。如同《繁花》一样，它是对全球化无差别文学生产线的抵抗。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是众多语种写作中的一个小的系统，而地方性题材的方言写作又是更小的系统。从国族差别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中国哪个地方的方言写作，都要从他们共享的中文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养分，这样才可以形成与其他国家或语种不同的“中国性”，而不同国家或语种的流通，则要交给翻译来完成。从《苔》和《繁花》往前追溯，可以看见的是一条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到曾朴的《孽海花》，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再到明清话本的清晰的营养链，不同时期的文学风景扎根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但它们血脉相通，共处于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的同一生态位。

诚然，地方性的写作会提高交流成本，一部30万字的中文小说可能不符合英语出版市场适当可控的字数标准，但作家不以市场为导向的写作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方印记，才是真正有机的世界文学图景的构成要素，它们是从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千差万别的植物，而非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

（本文摘自《苔》序言，作者为欧宁，内容有删减。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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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故乡和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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