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美国黑奴与棉花

棉花与黑奴的结合，刺激了巨大生产潜力。斯文·贝克特指出，到了1850年英国消费棉花的72%进口自美国，南北战争前夕这一数字上升为80%，足以左右舆论。

作者：安梁

封图：图虫创意

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广袤肥沃的土地上，白色棉花与黑皮肤奴隶在种植园里形成鲜明反差，他们之间的制约与互动交汇成了半部美国史，也堪称打开南北战争之谜的钥匙。

棉花为南方编织“美国梦”

在华盛顿勾画的蓝图里，棉花已有一席之地。他相信，这种新原料的增长，必然为美国繁荣带来几乎无限大的影响。不得不说，华盛顿目光如炬，彼时相比于西印度群岛、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美国的棉花尚无竞争力可言。

立国之初，美国人发现，西印度是一个绝佳范例。在那里的英法殖民地，棉花强势崛起，成为大宗出口商品，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源源不断输入的黑人奴隶构成了大种植园的根基。此类生产要素，可以在美国南方得到完美复制。自18世纪末，伴随着加勒比海岛棉的引种和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棉花逐渐占领了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诸州。

以往经验表明，棉花种植对土地肥力消耗惊人，故而种植园依赖“永无止境的空间扩张”。新生的美国，恰好能满足棉花产业的扩张需求。1803年，借着英法冲突与海地革命的东风，杰斐逊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让领土面积翻倍。1822年，昆西·亚当斯与安德鲁·杰克逊软硬兼施，又从西班牙赚来了佛罗里达。美洲印第安人无疑是第一批受害者，联邦军队半骗半抢，不惜诉诸武力，将奇克索人、乔克托人和塞尔米诺人先后驱逐出了祖居之地，为棉花种植线的推进扫清了障碍。

早期的种植园里，黑奴只是配角，移植自英国传统的白人契约奴才是劳动主力。他们为换取跨洋旅费和在殖民地立足的机会，以一纸合约出卖了自己。独立前的一百年里，价格低廉、身强体壮的黑奴涌入北美殖民地，才逐渐在弗吉尼亚与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取代了白人契约奴。棉花击败烟草的时代，也是黑奴贸易膨胀的时代。正如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的统计，从1783年到1808年，美国总共购买了17万奴隶。到了1830年，大小棉花种植园已拥有百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奴隶。

那么，是棉花加速了奴隶制在美国南方扎根吗？某种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棉花种植是一种劳动力密集产业，为口粮奔波的自由农民无法提供与之匹配的高强度耕作，唯有人身受限的奴隶能被任意驱使。棉花种植园主眼里，黑奴不止是性价比颇高的劳动力，还是一笔流动的资产。他们具有投资价值，以新奥尔良为例，1800年一个成年男性奴隶售价500美元，到了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奴隶价格高达1800美元。他们还是信贷的抵押品，可为主人换回扩大种植园规模所需的资金。

棉花与黑奴的结合，刺激了巨大生产潜力。斯文·贝克特指出，到了1850年英国消费棉花的72%进口自美国，南北战争前夕这一数字上升为80%，足以左右舆论。废奴思潮席卷世界的19世纪中叶，《欧洲时报》依然警告道，如果解放奴隶，棉布价格会增加一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后果。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是一场噩梦，但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在棉花帝国大发横财的人来说也是一场噩梦。

欧洲人的忧虑，增强了奴隶主的信心。南北战争之前的三大妥协案，都或多或少与棉花种植园和奴隶制的扩张有关。1858年，弗吉尼亚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更是抛出著名的“棉花为王”论调，吹嘘说，一旦南北开战，不需要放出一颗炮弹，也不需要拔出刀剑，只消切断棉花供应，英国就会动员整个文明世界来拯救南方。当年政界还流传一个生动说法：一根小小棉线，连小孩子都可以弄断它，但它却能够绞死世界。

然而，南方以棉花制衡世界的美梦没做太久。南北战争爆发后，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坚信“棉花为王”，打出“棉花外交”的王牌，期待英法加以干预，却未能如愿。南方遭遇封锁，一度让英国纺织业陷入巨大困境，诱发失业率飙升，但埃及与印度棉花的增产勉强填补了部分缺口。燃眉之急已解，英国态度逐渐暧昧，趋向于隔岸观火，坐看南北两败俱伤。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觊觎美洲日久，设想以贷款和军火资助南方，但重镇新奥尔良的失守让他坐收渔利的愿望迅速落空。棉花未能拯救南方，却的确曾为它编织了一个美梦。

鞭子与高效劳作

棉花在世界舞台搅起无数风浪，但在种植园的微观环境里，生活单调而艰辛。

历史学家埃拉·伯林有过经典论断：尽管奴隶制在起源上是由暴力强制并依靠暴力维持，但内容却是协商形成的。诚然，奴隶制的血腥残暴无可辩驳，但在实际运转中，种植园主、监工、黑奴三者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监工多为白人，他的角色尤其复杂，既要为棉花种植生产工序的效率负责，又要听令于雇主。譬如，一个阿拉巴马州黑人带的种植园管理条例里，就详细规定了监工的禁区：一个合格监工，不可暴饮暴食，不可酗酒，不可滥发淫威，所有的惩罚皆为规范仁慈的纪律，而不为私人恩怨。即便执行鞭刑，也不得使用牛皮鞭与树条。诸如此等条例，在南方并不鲜见，落实力度难以调查，但中小种植园主对奴隶的爱惜毋庸置疑，毕竟那是他们手头为数不多的资财。欧亚移民进入南方后，一些种植园主将雨天劳作、河上运输、开垦荒地等危险工序一股脑外包给了贫苦的爱尔兰人，生怕自家奴隶减员。对于行径残暴的监工，黑奴也不会任凭凌辱，他们以消极怠工为武器表达抗议，或者派一个经验丰富的代表向主人反馈，监工被奴隶扳倒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大种植园里，单凭监工无法维系纪律，黑人工头应运而生。工头也是奴隶的一员，在整日的劳作里身先士卒。天刚蒙蒙亮，工头就要率先起身，吹响号角或摇响铃铛，唤醒睡梦里的同伴。黑奴们匆匆吃过厨师准备的早餐，工头则要检查小木屋内外，确保并无遗漏后领着队伍来到田间。辛苦的劳动里，黑人工头扮演“打头阵”的角色，监工们心知肚明，工头的采棉速度决定了所有人的工作效率，他们会提拔最为卖力的工头，以加快整体节奏。

每一垄棉田长约550码，其间排满了手持长麻布袋的男女老少，最繁忙的采棉时节，种植园的奴隶都要投身一线劳动。骑在马上的监工，居高临下观察着众人，一旦有人明显落后，免不了吃上几鞭子。大汗淋漓的黑奴弯下腰，一手拨开棉荚上的叶子，一手将棉花纤维扯下。这是一个技术活，光靠蛮力没法成为采棉能手，因而在一些种植园里动作娴熟的女奴更受青睐。不过，女奴的体力很难撑满一天的强度，从黎明到傍晚，奴隶们如同行尸走肉般在田间挪动。为了赶进度，秉烛夜战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劳作结束，工头们要把每个人的布袋或篮子过秤，不能达成配额的人，难逃鞭子的惩罚。此后，还需要一些人手把棉花打湿扎捆，运送到河边驳船上，奴隶们的血汗成果才能销往欧洲。

种植园里在效率上似乎并不落后，充斥着精细计算与经验交流。南方的种植园主凑在一起，话题往往只有“棉花、棉花、棉花”，他们发现，棉花产业的瓶颈在于采摘，这一最耗劳力的工序一旦迟滞，就会影响下一茬播种。于是，他们与监工设计了一套严密的配额算法，根据每个奴隶过往效率定下采棉重量，把黑奴的潜力最大限度压榨出来。每隔一段时间，监工还会调整配额数字，以匹配奴隶在熟练程度上的进步。在《被掩盖的原罪》里，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算出，从1800年到1860年，美国西南产棉区的采棉手工作效率提高了400%，同一时段美国产棉量增长了130倍。

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不停争论，棉田里的奴隶与自由劳工，谁更高效？我们很难简单地一概而论，巴普蒂斯特举了一个南卡罗来纳海岛的例子。1861年联邦军队攻占海岛，将土地承包给北方企业家。在北方舆论场里，自由劳工必然比奴隶更加勤勉。孰料，到了采棉季节，受雇的黑人低效懈怠，让一半棉花烂在了地里。北方人被迫拿出了“软鞭子”，扬言扣掉工资、剥夺自由身份，也没能挽回多少损失。

当然，奴隶制在经济上的高效不足以弥补道德上的坍塌。种植园里，终日辛劳的奴隶异化为一双不敢停歇的手，在棉铃与棉杆之间翻飞，才撑起了跨越大洲与海洋的棉花帝国。

棉花“帝国”

南北战争促成了奴隶制在美国的瓦解，然而，就连林肯对解放黑奴亦是忧心忡忡。战火点燃前，他不曾与黑人领袖有太多交集，甚至一度动了让黑人移居海外的念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之后，林肯还授权两位华尔街经纪人做了一项移民实验，将超过450个黑人送往海地附近的小岛。不成想，总统所托非人，他聘用的执行者自诩“总督”，挪用了资金，被愤怒的黑人移民赶出岛屿。实验的失败，以及后备兵员的短缺，让林肯终于下定决心做一个“解放者”，但逃出种植园的黑人果真翻身了吗？

黑奴获得自由，对奴隶主是沉重打击。1860年，在佐治亚、密西西比等棉花种植的重镇，奴隶本身构成了种植园三分之二的财富，价值远超土地与屋舍。黑奴的离去，让昔日奴隶主成了“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境遇一落千丈。他们丢掉了劳动力，也失去了借贷的抵押资产，只能向北方企业家卑躬屈膝。一场战争过后，胜利者控制了棉花的运输与销售，用贷款左右种植园的命运，那根细弱的棉线，反而扼住了南方人的喉咙。

奴隶主落难，并不意味着旧日奴隶得志。相当一部分黑人不愿久居故地，举家迁往弥漫着自由气息的北方，却没能寻找到真正的自由。企业家对黑人的到来欢欣鼓舞，有了新的雇员，他们不再担心白人工会的强硬抗争。镀金时代的黑人，无意间成了资本家离间劳工的棋子。白人工会在痛斥雇主之余，对黑人也满是敌意。多数黑人铁匠、木匠、瓦匠和油漆匠被排挤出工会，黑人组织的工人运动也常遭白人工友拆台。如此一来，劳资纠纷诡异地演化成了种族矛盾。

正当此时，南方饱受劳动力不足之苦，种植园主呼吁着“开放德意志与中国移民”，密西西比三角洲则引入了不少意大利移民。为了恢复棉花产业，人们奇招频出，佐治亚的詹姆斯·史密斯投资了一家监狱公司，从全州租赁犯人，投放到棉花种植园，用暴力加以管束。他铤而走险的妙计实在勇气可嘉，但过于张扬，遭到了国家调查。

战争余烬里，大地产制度得以保留，注定了南方仍是棉花的沃土。起初，为了动员不再与鞭子镣铐为伍的自由黑人重返棉田，种植园主许之以丰厚报酬。可是，缺人又缺钱的战争后遗症，使得工资制旋即夭折，雇工只能分到一定数量的作物。一些黑人另起炉灶，开辟小块棉田，他们既没有种子，又无钱购置农具和化肥，唯有向乡村商店借贷。19世纪的乡村商店，并不是以批发零售为业的小买卖，而是控制着基层经济流转的中枢。商人订下的合同很严苛，黑人以尚未收获的棉花做抵押，利率高于50%，一旦年景欠佳，就要被卷入利滚利的复杂偿债模式，继而沦为苦役，被拉回了棉花编织的巨网之中。

与债务陷阱遥相呼应的是所谓“黑人法典”，尤以学徒法和游民法为甚。凭借此类法条，种植园主可以将所有没有明确生活来源或是父母不愿抚养的儿童用作学徒，也得以强迫“游手好闲”的自由黑人为他打工。债务与法典将黑人束缚在土地上，让奴隶制在南方阴魂不散。

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棉花帝国在南方废墟上悄然重生。詹姆斯·沃特金斯的调查显示，战后世界市场对棉花需求水涨船高，在1880年达到顶峰。美国棉花产业也是如此，在1870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1880年实现超越，夺回了在英国的市场份额。价值千金的棉花、再现生机的种植园、困厄依旧的黑人，战前南方贵族的“田园牧歌”仿佛回到人间，只是多了一双来自北方的大手，一手牵着棉线，一手重新写下血汗算式。

（参考文献：《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棉花帝国：一步资本主义全球史》《棉的全球史》《美国“棉花王国”史——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探索》）

原标题：《书评 | 美国黑奴与棉花》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