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裁的欧方10名人员与4个机构都是什么来头？

3月22日，中国决定对欧盟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盖勒、格鲁克斯曼、库楚克、莱克斯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茨玛、比利时议会议员科格拉蒂、立陶宛议会议员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国恩、瑞典学者叶必扬、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

据悉，遭制裁的相关人员及其家属将被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及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其的有关的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

彼蒂科菲尔：屡屡对华“开炮”

在中方公布的制裁人员名单上，有一半人员都来自欧洲议会。排名首位的彼蒂科菲尔来自德国，目前是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2020年8月，他曾与副团长、希腊政客史雅琪一同发表声明，支持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施特奇尔访问台湾。

彼蒂科菲尔是德国绿党的资深成员，还曾在2002到2008年间担任过绿党党魁。2012年，他开始担任欧洲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发言人。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他成为一个跨党派外交政策工作组成员，任务是起草欧洲议会在接下来四年间的外交政策工作计划。

彼蒂科菲尔还曾经是欧洲议会对美关系小组和“跨大西洋议员对话”机制的成员，主张巩固跨大西洋关系。早在2005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任上，德国政府曾力主推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遭到彼蒂科菲尔的坚决反对，他声称，德国和欧洲应该与美国的态度保持一致。

自2020年以来，彼蒂科菲尔还出任所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主席，这是一个主要由欧美十几个国家的议员参与，主张以“保护民主制度和人权”为借口，对华联合施压的政治组织。

作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彼蒂科菲尔还主张对中国通讯设备运营商华为、中兴等企业进行打压。

2020年10月，以彼蒂科菲尔为首的40多名欧洲议会议员，曾致信欧盟电信部长以及高层官员，宣称华为、中兴等企业受中国政府控制，对西方国家政府、企业和民众展开所谓“间谍活动”，并要求将这些中企列为“高风险供应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彼蒂科菲尔则在涉疆、涉港和涉台问题上发表大量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2020年12月17日，欧洲议会曾就一项所谓“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维吾尔族人处境”的决议进行辩论和表决，宣称此举是对“中国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回应。当时，彼蒂科菲尔毫无根据地指责中方对维吾尔人施加了“暴行”，妄称所谓“强迫劳动”是危害人类的罪行。他还以“违反人权”为借口，鼓动欧洲企业借此中断与中国合作伙伴的业务关系。

格鲁克斯曼：美式颜色革命的信徒

除了彼蒂科菲尔，来自法国，现年41岁的格鲁克斯曼在本国政界也可谓“名人”。他先后在巴黎颇有名气的路易四世中学和巴黎政治学院接受教育，当时他加入了一个由右翼知识分子贝尔纳·亨利-列维领衔的知识分子圈子，该群体赞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认为法国应追随美国，参与伊拉克战争。

不仅如此，格鲁克斯曼在随后十年里还成了美式颜色革命的拥趸。从2004年开始，他私下频繁与时任格鲁吉亚总理萨卡什维利接触，2009年正式成为其顾问，为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积极活动。2008年萨卡什维利政府在俄格战争中失利后，格鲁克斯曼充当了格鲁吉亚与萨科齐政府的中间人，并频繁在媒体撰文，威胁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G8）。

格鲁克斯曼于2009年与其第一任妻子Eka Zgouladz结婚，Zgouladz当时是格鲁吉亚内政部副部长，后来她又获得了乌克兰国籍，并于2014年至2016年出任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

在随后的乌克兰危机中，格鲁克斯曼“顺理成章”地介入其中。2014年，靠着街头政治上台的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曾向萨卡什维利和Zgouladz寻求支持，格鲁克斯曼也向亲欧盟和西方的乌前总统季莫申科提供了不少政治建言。

至于法国国内政治，格鲁克斯曼原本与他的父亲一起积极支持前总统萨科齐的人民运动联盟，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中属于传统右翼。然而，当他正式步入法国和欧盟的政坛后，格鲁克斯曼突然给自己披上了中左的外衣，于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宣布支持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阿蒙。从那时起，他还把自己包装成人权的积极捍卫者，创立了“公共空间”（Place publique）党，自诩为左翼的一部分。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格鲁克斯曼被选为议员。

格鲁克斯曼目前是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所谓“反外国干预民主进程委员会”。他主张欧盟应该重新考虑“一个中国”政策，而彼蒂克菲尔正是该主张的支持者之一。此外，格鲁克斯曼还曾在欧洲议会演讲，指责新疆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

在彼蒂科菲尔与格鲁克斯曼之外，另外3位欧洲议会议员——盖勒、库楚克、莱克斯曼也遭到中方制裁，三人同样在涉疆问题上屡屡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甚至要求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移出北京。

至于其余5名遭到制裁的欧盟国家议员与学者，也多次借涉疆、涉藏、涉港议题对华指手画脚，其中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正是3月初英国《卫报》与美国有线电是新闻网（CNN）等多家西方媒体引用的“首份涉疆独立报告”的作者，在报告中，郑国恩多次抛出如“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种族灭绝”等涉疆谣言。

四家机构时常干涉中国内政

除上述10名个人外，中方制裁了四个欧洲实体，其中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排在第一位。资料显示，该委员会是是欧盟内部处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常设机构，成员为来自所有欧盟国家的大使级代表，通常每周开会两次。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而该制裁的发起部门正是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至于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尽管其主要工作是审查欧盟人权政策执行情况，不过近年来该机构多次借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另外，遭中方制裁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于2013年成立，曾号称“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然而，尽管该中心在官网上自称“希望展现中国不同侧面的风貌，推动公众讨论，并深化德国乃至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它却常常拒绝中国媒体采访，理由是“我们从根本上拒绝‘国家媒体’的采访。”近年来，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还曾多次刊发文章批评指责新疆人权，还曾邀请郑国恩等所谓“独立学者”散布涉疆谣言。而另一家研究机构——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则是由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于2017年成立，曾屡屡借涉台与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