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韩松落：历史上最后一个“侠客”时代

2021-03-24 18: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很多人都有过武侠梦，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我们，都曾读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独孤红、陈青云，看过很多武侠片，对狄龙、姜大卫、施思、苗可秀像老友一样熟悉。

很多人不只满足于读和看，而是已经身体力行地开始练武了。我曾在后院空地上照着《武林》杂志上的拳谱练武，还有好几个朋友曾经逃学到少林寺去学武术，在少年的心中，似乎技艺一旦修成，整个世界都会任我游走，再也没有烦恼忧伤，只有无穷无尽的自由。

《武林》杂志

成年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武侠小说好看在哪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成为“通俗文学”中的“最大公约数”？武侠为什么会成为整个华语文化圈共享的主题？华人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或许能为我们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张北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人生经历也相当丰富。他祖籍山西，1936 年出生于北京，1949 年随家人移居台湾。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女士的学生，先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和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学习英文和比较文学两个专业。

大学毕业后，张北海定居纽约，在联合国工作了二十多年，期间写过很多关于美国的散文和故事，并结交了很多在纽约打拼的中国艺术家和文学青年，还参与创办了纽约第一份华文当代艺术刊物：《新土》杂志。退休后，张北海的写作对象从现代美国转向了民国时代的老北平，写作体裁从散文转向了长篇小说。他花了六年多时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侠隐》。

了解了他的生平之后，我们可能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张北海就选择了武侠小说，为什么？第二，作者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他为什么选择自己不熟悉的民国时期作为整部小说的时代背景？

《侠隐》，张北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1

把“武侠小说”这个概念分解一下，可以分成“武”、“侠” 和“小说”这三个部分。

当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要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因此在武侠小说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体现侠的精神，而不是表现侠客有多么高深的武功，或者凭武功打赢了多少人。

而在“侠”这个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报仇和报恩。

恩情和仇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一种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更重要的是，报恩和报仇也是一种生命的准则：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与报恩和报仇牵系在一起，看起来非常快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在报恩或者报仇的过程中，自己的人生被搁置了，自己的生命意义被转移了，恩怨情仇成了浪漫的终极目标，为恩怨情仇付出的所有，都成为一种轻易又慎重的努力。

所以“侠”有时候也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对生命的不以为意，对财富声名的不以为意，是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究和不断放弃，是一张冷漠面孔上的一抹浅笑，是走向落日的背影……拥有这种精神气质的，都可以称之为“侠”。有位写民国的作家在提到民国的妓女时，认为她们身上那种对自己生命毫不在意的态度和对金钱的肆意挥洒，也形成了一种侠气。

《侠隐》这部小说，就是从一个报仇的故事开始的。

故事的主人公李大寒是一个年幼便失去双亲的孤儿，一岁多时就遭人抛弃。幸运的是，他被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收养了，这个人就是太行派掌门人，人称“太行剑”的顾剑霜。李大寒在师父一家人的抚养下长大，他品行端正，武艺超群。不久后，顾剑霜就决定将掌门的位置传给他，并将李大寒的师妹许配给他。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门惨案，让李大寒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原来，早已被赶出师门的太行派弟子朱潜龙，因为自己身为大师兄却没能得到掌门之位，同时被自己的师弟抢去了钟情已久的师妹，因此心生妒忌，并怀恨在心。在李大寒和师父一家人聚会的这天夜里，朱潜龙勾结了一个名叫羽田的日本特务枪杀了自己师父一家，并放火烧毁了顾家人所在的太行山庄。

身中三枪并被大火烧伤的李大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被一位名叫马凯的美国医生救起，躲过一劫。而整个太行派就只剩下李大寒，和一位远在他乡、对师门惨案还并不知情的师叔。马凯医生把李大寒抢救过来后，让他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孤儿院里生活，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李大寒，并让他化名为李天然，最后一同返回美国。六年后，也就是本书中故事展开的 1936 年，李天然以华侨身份回到了北平，但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师门惨案。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李天然报仇的故事展开的。

在一个武侠故事中，报仇作为一种目的，不仅可以支撑起整个小说的主线，也能让剧情更加吸引读者。既然这是一个报仇的故事，就必然存在一个善恶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这也给整个小说提供了核心矛盾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这就腾出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让作者在这个框架下放置一些自己的东西。

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目的，而武是实现侠的手段。但这不等于说武就不重要，试想一下，如果金庸的小说中没有精彩的高手过招、动人心魄的打斗交手、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那么作品的魅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风靡整个中国的新派武侠小说对各种武功和打斗场面的刻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成为了一种固定套路，想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新花样，已经非常困难。在《侠隐》这部小说中，张北海选择另辟蹊径。主人公李天然身为太行派年轻的掌门人，已经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故事中描述他真正出手与人过招的场面不超过五次，篇幅不超过二十页。

然而，正是作者这种克制、精练的文字，才塑造出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侠客形象。李天然每一次出手都必有结果，通常都是一两招之内就能达成目标或者击毙对手。他第一次出手，就一掌击毙了杀害自己师父一家的日本人羽田；第二次出手，打断了日本特务头子、剑道大师山本的手臂；第三次出手，是在故事的结尾部分，李天然终于亲手杀死了制造自家灭门惨案的元凶大师兄朱潜龙，以及另外两个亲日分子，完成了最终复仇。在描写这些场面时，张北海赋予了主人公杀手般的冷静和果断，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间，主人公几乎没有任何失手。

通过对武打场面的描写，我们一方面可以获得阅读快感，尤其是反派被打败，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快感简直达到顶点；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中的打斗，绝大部分都伴随着暴力和杀戮，激发着文明社会中每个人身上嗜血的欲望，这是我们从打斗场面中获得的隐秘的黑色乐趣，如同月之暗面。

对于“武”这个元素的使用，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驾驭得好，能让作品增色不少；驾驭得不好，就不仅容易落入“打个没完”的俗套，甚至会因为过于暴力血腥而让人产生反感。在《侠隐》中，作者对于这个元素的运用，可以说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他没有为打而打，也没有另生枝节、打个没完，而是把动作场面，和个人的性格、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既不显得突兀，也和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非常贴合。

中国文学历史上，武侠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人墨客看作是一种娱乐性读物，也就是所谓的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游侠用他们的存在方式，提倡着一种挑战权威、冲击伦理规范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和儒家文化不大一样的。它像是一条文化副线，并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许多古代作家也写武侠小说，但更多是作为朋友间交流的谈资，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性情，让别人看看自己是多么浪漫、旷达，又多么富有想象力，他们对待武侠小说似乎很认真，但似乎又很不认真。

因此，武侠小说始终没有真正发展壮大起来，直到 20 世纪之后，武侠小说才借助出版业的兴盛和报纸副刊的发达而逐渐壮大，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风格类型。不过，正是因为武侠小说自由度非常大，给了作家巨大的创作和想象空间，可以放置很多“正经”文学作品无法放置的东西，武侠小说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文学类型。

以《侠隐》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侠客李天然为师门报仇这条主线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故事中读到各种其他类型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比如，对于主人公李天然和女孩巧红的情感关系刻画，就是言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是所谓“侠骨柔情”；比如小说中对于老北京生活中吃穿用度、房屋建筑、胡同街道的大量描写，是世情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细节，所以专栏作家钱德勒说，《侠隐》其实是《舌尖上的北平》《午夜北平》乃至《北平女子图鉴》。比如，整个故事中的各种社会事件、媒体报道，都是和真实历史一一对应的，这又让它像一部历史小说。再比如，随着主人公李天然与各路人马的交集不断加深，杀害他师父一家的凶手的线索也被层层揭开，这种剧情安排又和推理悬疑小说非常相似。

小说的形式、主题被限定之后，作家反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武侠小说看起来是戴着镣铐的，要接受主题、形式、故事甚至语感的限定，也就是要写得“像”武侠小说。一旦完成这个限定，也就解决了故事结构上的问题，甚至完成了对可读性的追求，反而可以在别的地方多用力。所以很多好的类型小说其实是跨类型的，例如古龙的武侠小说同时也是推理小说，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同时也是心理小说、社会问题小说。我们当代的武侠小说更是这样，它能够承载不同领域的内容，综合众多不同的情节，而不产生任何“违和感”。

简单总结来说：武侠小说以“报恩和报仇”这个主题，凸显出善恶斗争的二元矛盾；以扣人心弦的武打，来表现暴力和杀戮情节；以综合其他文学类型的包容特性，来实现作者更大的写作自由和更多元的情节内容。以上这些优势和特点，就是武侠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也是作者选择武侠这个类型来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

那么作者为何要把故事的时代背景放在抗日战争前夕呢？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侠隐》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36年至1937 年期间，时间跨度可以说非常短了。但是，了解历史的读者或许都知道，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多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是发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纵观整个武侠小说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武侠小说作家很喜欢把故事放在王朝更替、世事动荡、战事频繁的所谓“乱世”，也就是原有的社会等级划分和道德伦理发生大变动、大流动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出故事。武侠作品中描绘的江湖世界，充斥着各种秘密社团，人们的行事为人也要遵守另一套法则，是一个不受王法约束的“桃花源”和“乌托邦”。两个世界之间有落差，有缝隙，也都有重建秩序的需求，这更能出故事，凸显人性。

《侠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小说发生的 1936年至 1937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主义观念正在瓦解，日本正在中国华北采取大胆的行动，试图吞并整个华北，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同时期还有其他外国列强存在。在这种历史时期，能够出现一位突破国家外交手段和政治妥协，为平民百姓主持正义的侠客，就恰好切中了大众的心理需要。

在小说中，被李天然列为攻击目标的两个日本人羽田和山本，一个是因为与主人公有血仇，一个是因为侮辱了武林人士；而这两人刚好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重要部下。李天然先是杀死羽田，随后又打断了山本的手臂，这两件事都是大快人心的，甚至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赞扬这位“侠隐”的匿名诗歌，将其比作“燕子李三”。

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民国的这个时间点，自然是为了符合这种“乱世出豪杰”的传统设定和历史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国的社会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快意恩仇的侠客行为才有足够的合理性。

但即便这样，李天然的行动也已经不那么畅快淋漓了，他不能像过去的武林人士那样，和自己的对手当面对峙，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比高低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侠隐”，用“燕子李三”的名号来扰乱官方视线，并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职业来为自己打掩护。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容纳“侠客” 的时代了，也只有借助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才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个时代交接，新旧传统交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中国传统的那个侠义江湖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凡人世界碰到一起时，人们是如何应对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精神，与现代社会遵从的法律与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在抗战前夕，大敌当前的历史特殊时刻，国仇家恨和个人恩怨，这两者孰轻孰重，谁先谁后？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正是作者想要通过这部小说来进行探讨的话题。

这也是张北海选择这样一个时代的原因。尽管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乱世，可以书写更为“纯粹”的侠客故事，但他却选择了民国这样一个已经“不纯粹”的历史时期。他的目的就是跳脱出原来简单的武侠小说设定，表现一个更为复杂的江湖，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

这个时代节点过去之后，那个传统的武林社会慢慢消失了，武林社会背后的整个时代也慢慢衰亡了，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的只有浓重的怅惘之情。

拿张北海举例，虽然他出生在北平，但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的局势都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他只能从父辈的描述中和回忆中获得一些关于帝都繁华景象的印象，但从此刻开始，那个往日的北平就成了他的精神故乡。

当李天然经历了漫长的国外生活，再次回到北平时，他这样写道：

他隐隐有一点回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可是，他也根本没有家。自从师父一家人一死，他更没家了。

这是作者自己去国离乡的真实感受，也是小说里的侠客必然会有的感受，他们都背井离乡，四处浪迹天涯，无法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常生活，漂泊感油然而生。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一向希望保持独立姿态的李天然，终于接受了拥有官方背景的神秘人士蓝青峰的要求，在了结私人恩怨的同时，帮他除掉另外两个敌对阵营的亲日分子。李天然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单纯去思考江湖恩怨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国家没有了，任何人都无法安居乐业；武林没有了，江湖也就消失了。他不但想要加入秩序重建的队伍，也想用这种方式，和整个世界建立更多、更深刻的联系，也就是扎下根来。

这也是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所说的“拔根”和“扎根”状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因为战争、灾难、政治、金钱，处于一种“拔根”状态，但他们也会积极地改变，试图在新的生活里扎下根来。

这也就解答了前面提到的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放在抗日战争前夕？因为那是武林消逝的节点，也是旧世界消逝的节点。生活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主人公必定反复面临“拔根”和“扎根”的问题。

《逝去的武林》，李仲轩口述 / 徐皓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

讲述这个主题的不只有张北海，作家、导演徐皓峰的许多故事也在讲述“消失的武林”和“消失的旧日世界”，他曾写过民国时期武林人士的口述历史，书名就叫《逝去的武林》。

在徐皓峰看来，“东方人没有教堂，武馆就是教堂”。武馆不仅负责传递武术，也负责把传统秩序、伦理、人情、礼仪传递下去。但时代变了，这些事物都消亡了，即便存在，也在慢慢改变形式。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说，开武馆的形式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民族危机与外国侵略，武术界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出力，训练部队上阵杀敌，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血的地方，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开武馆这种广收弟子、量产门徒的形式是没法传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学习真正的武艺，就必须是《侠隐》中所描写的顾剑霜和李大寒的师徒关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师父家里。师父不但传授技艺，也传授为人处世的方式，在朝夕相处与言传身教中，传递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但很明显，在那个“武术”被视为“国术”的时代，武术逐渐成为了服务国家、保卫家园、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武林终于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