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光｜新亚书院六年杂忆（1960-1966）

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课

（一）

1960年夏，我自柏雨中学高中毕业，秋间入新亚书院。四年后取得学士学位。留校入研究所，两年后获颁硕士学位。

当时的新亚校舍已经从九龙深水埗搬农圃道的新校舍；新校舍得美国雅礼协会捐资建成。

校园不大，设计却颇精致：南北各有高五层的教学楼，有文、理、商院系的办公室和教授的研究室夹集其中。顶层为男生宿舍，和真光英文女子中学的宿舍只隔一条狭隘的农圃道。偶见有同学高举大牌，邀请真光的学生约会：上面用大字书明时间、地点，或看电影。我在宿舍一年，未闻有成功者。那时即在心里嘀咕：“那边的学生，家中非富即贵。谁会理睬你们这些只读古书的‘八古佬’？”

南楼第三层为演讲厅，北楼第三层设研究所。

校园中心有一圆型建筑物，名“圆亭”。是音乐厅，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可容两三百人。与“圆亭”相望为校务管理中心，内有校长办公室、教务处、注册处、财务处、学生处等。管理中心楼上乃图书馆所在，其侧为师生食堂。“圆亭”之下为篮球场，乃校内惟一锻炼之处；健身房、游泳池，两皆欠奉。

全校师生及工作人共六百余人，彼此相熟；校内少见陌生面孔。

一二年级学生不隶属任何院系。换言之，必须先选修共同课程：包括文学院的中英文、中国通史、哲学系的哲学概论、逻辑，理学院如生物、化学、或物理的“入门课”。两年结束，考试及格，始可选主修、副修。

这种先修“普通教育”后选院系的安排，和美国文理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即在香港，亦绝无仅有。若说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大学，无不规定新入学者，报读院系。

我的“普通教育”成绩，优劣参半：中英文得分，名列前茅，独得六百大元，让我有机会去台北旅游，也是我自1951年抵达香港后、1966年离开为止仅有的一次外游。可惜的是：我的“生物学入门”只得五十九分，差那么一分，让我遗憾终身！

升读三年级后，情况颇有好转。我可是在高中生时，已决定非中文和历史我是绝对“不论婚嫁”的。

（二）

钱宾四先生晚年忆述1955年新亚创校经过，曾说：“斯校之创，乃为将来新中国培养继起人才。”（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我有幸在新亚受教六年，亲历见闻，可借《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八个字概括起来。

所谓群贤毕至，指的是钱先生得道多助，来新亚共襄大业的：吴俊升先生任副院长；黄华表、郑骞、潘重规诸先生分别主持中文系；莫可非先生授《汉书》及《大学文选》。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先生授“中国近代史”、旅居印尼的社会学家谢幼伟任研究所教务长、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林福孙牧师主持学生工作。甚至曾在汪精卫政权的罗梦册和李圣五也请来当研究所的顾问。

外籍人士中，最显眼的莫如由耶鲁大学甄选长期来校主持英语教学的英、美老师们，和从日本来研究所教授日文的柳内滋先生。学生中，除本地高中毕业生外，另有来自东南亚的侨生，日本来的交换生。总而言之，近年流行于美国所谓“多元文化”的说法，新亚书院老早便已实行了！

可是对校中的学子而言，“多元文化”实行后，“多元语言”亦随而登陆。曾有人说：当时校中教职员所操的方言，已令人难以适从。即以谢幼伟先生而言，他每语及本行社会学，总说成“沙非学”！

老师中所操“普通话”，如黄华表、莫可非两先生所说的“桂林官话”也不好懂。惟黄先生在讲坛上每好手舞足蹈，诸生尚能勉强接受。

唐君毅先生喃喃自语的四川话不好懂。在讲坛上，唐先生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好写板书，说得兴起时，往往手握擦板，时而擦黑板上的字，时而擦脸上的汗珠。名著《哲学概论》里对标点符号甚为吝啬，往往让读者喘不过气来！

最正宗的普通话应推先师牟润孙先生。牟师祖籍山东福山，又长期居住北平；他的普通话最标准是有原因的。

和牟师相反的是宾四先生的无锡七房桥的土话。他要说“人”字，听起来和“神”字一样；“人有人格”便说成“神有神格”。宾四校长每逢师生必须出席的月会都要说话，偶然也到中文系作讲演，每次都携译人随行记录。当时能胜任者，中文系五六人外，在下也算是一个了。

有那么一次，宾四先生来中文系演说，题目忘记了，但却记得他引用《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的典故。当时听了，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但见他用右手的手指，在左手手掌上点点而行。近日重翻宾四校长用红笔修改当日记录的原稿，还为他的细心所感服！

至于“少长咸集”，也是有所指的。原来当年创校之初，吸引了好些逃难来港而年龄较长的学生。这些同学中，也有部分是从军队中退役的。他们是否从新亚毕业不得而知，却清楚记得看管农圃道大门电话的便是这样一位仁兄！

当年还没引进教职员退休的制度（是否有退休金也不得而知），因此校中往来人等，年龄差距颇大。虽然见面不打招呼，但不是陌生人，却是心里有数的。

（三）

进入新亚后不久，古乐会成立，后改名国乐会。先后请得王纯先生教二胡，冯德明先生教琵琶，吴因明先生教古琴。王先生一曲《二泉映月》，闻名全港。多年后移居美国。冯先生出身富贵人家，喜爱参加跑车比赛；他开车的速度，和他弹琵琶的急管繁弦不相上下。吴因明，姑苏人士。他的古琴，不知属何宗何派。取名“因明”，来自内典。记忆中其人好自用，自视不凡。1966年春，国乐会首次演出之日，临揭幕之时，因明先生无理取闹，借故与一女会员争吵。在下“睇唔过眼”，向他大喝一声，两人差点动武。王先生居中排解，只说了句“谢君今晚参加演出的节目有好几个呢”，因明先生火上加油，咆哮如雷，说什么：“我如有枪在手，必先毙你这小子！”

到翌年开学，经王先生安排，国乐会另礼聘川派高手蔡德允女士教琴。我不久亦有日本之行，从此和弦索之事作别。

（四）

新亚创办时，其初校舍设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搬家之后，桂林街原址由校友列航飞购下，日间一度用作“新亚中学”所在地。晚上另办“新亚夜校”。

我入新亚第二年，高年级的学长陈志诚、邝健行二兄来问我是否有兴趣到新亚夜校教小学生。我同意去试试，遂启担任义务教育五年之始。

夜校有初小六个班，学生都是及龄的青少年，男男女女白天在附近工厂上班，下班后来夜校进修。除志诚、健行二兄外，另有杜志谦、梁巨鸿。不久卢玮銮也加入。我任教之初即任四年级班主任，后来又添加了训导主任的名衔。

每夜放学后，全体老师照例到茶楼同吃夜宵。付多付少，则用当时香港流行的“画鬼脚”游戏来决定。吃饱喝足茶道别，大家都“得啖笑”，或各自归家，或结群到志诚兄和林炳昌先生合股经营、时已下班的“国风书局”去。人少搓麻将，人多则玩五张扑克。近年偶与林先生在湾区见面，说起旧日种种，不禁相对欷歔，叹息人间乐事苦短。

离开夜校后，我即有东瀛之行。闻说颇有一二老师娶了学生为妻。心里想：这也是新亚的传统啊！君不见，新亚书院创办人钱老先生不是也讨了自己的学生做老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