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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蚕乡丝府的初始密码

2021-03-20 22: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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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潘林荣

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蚕，江南的农家唤作“蚕宝宝”，古代文人称之为“天虫”。这种神奇的昆虫，吃着桑树叶慢慢长大，历四“眠”四“起”，老而吐丝结茧，这种如梦如幻的蚕丝纤维，甚至被早期的西方人描述为“长在大树上的羊毛”。蚕丝织而成绚丽多彩的丝绸，上古之世，华夏先民就把它看作是神奇的天物，因为这种华贵飘逸织物的出现，服装也就突破了蔽体和御寒的功能范畴，进而成为礼仪之邦的重要象征，在历史长河中，丝绸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因为古希腊、罗马贵族对丝绸的迷恋，西方人把遥远东方的那个国度称作“丝国（Seres）”，丝绸也因此成了那条绵延数万里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大通道的正式名字。

蚕、丝、绸是农耕文明之结晶，更确切地说是定居生活的产物。中国古代很多地方分布有野桑和野蚕，人们在长期观察中见识了野生蚕吃桑树的叶子长大、并吐丝结茧的神奇现象，并慢慢学会饲养并驯化野蚕，于是，家养的蚕宝宝这种深深影响中华文明的神奇生物诞生了。

嫘祖养蚕

育蚕和织绸最早发生于哪个年代？这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中国古代传说和文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说法。官方的文献把养蚕制丝的始创之功记在了黄帝的元妃嫘祖身上。传说嫘祖是西陵氏之女，西陵大概在今天湖北、四川一带。当时人们还不会织布制衣，夏天在身上缠上树叶，冬天就披着兽皮。当地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桑林，嫘祖发现桑树上的野生蚕吐出的丝细长而结实，便把它带回家中，她把蚕茧煮熟后套在木棍上，用手撕着捻线，所以人们把这种线叫作丝（撕）线。嫘祖受到蜘蛛网的启发，又把蚕丝织成绸；慢慢地，还学会了蚕的家养。她把这种养蚕、缫丝、织绸的方法教给当地的妇女，从此人们结束了以树叶、兽皮为衣的时代。

人们为了感念嫘祖“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的功德，而奉她为“先蚕神”。现知早在北周时期，京城开始设先蚕坊，每年春天，皇后都要率领贵妇们祭祀西陵氏嫘祖和黄帝（《隋书·礼仪志二》）。这种后世成为历代皇后春季必行的“亲蚕礼”与皇帝的亲耕礼一样，成为劝导臣民进行农桑的一项重要仪式，受到以农桑立国的中华帝国统治者的极大重视。

湖州含山蚕花节祭祀蚕花娘娘

然而在江南民间，蚕农更多祭拜的是马头娘。相传古时候有位姑娘，因思念远行的父亲，就对家中的白马许诺：如能找回父亲，就嫁给白马。后来白马果然找回了父亲，但姑娘却无法兑现承诺，白马十分伤心。得知内情的父亲杀了白马，曝晒马皮。一天，马皮卷走了姑娘，在树林里变成了马首人身的蚕。于是，人们将这片树林称为桑（谐音“丧”），桑树上的蚕便称为“马头娘”。这个由救父的孝“女”、通灵性的“马”两者合身化为的“蚕”，这三者构成的蚕马故事在四川、江南等蚕桑产区以各种相似的版本流传，最早的记载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江南蚕乡更是亲切地称“马头娘”为“蚕花娘娘”，许多村子建有“蚕花殿”，庙里供奉的是骑在马上的姑娘形象，正式称谓“马鸣王菩萨”。蚕花庙会是江南蚕农每年最盛大的吉日，蚕茧丰收是他们最大的祈盼。

1958年，钱山漾遗址下层、四千多年前的竹筐中出土的那片2平方厘米的小绸片——“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实物”，让湖州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丝绸的发源地之一。丝绸柔软优雅的特质亦深深地浸淫于湖州人的气质之中，流淌于南太湖的文化血脉，福泽绵延数千年。

1958年，钱山漾遗址第二次发掘场景

丝绸这类有机物的出土取决于其埋藏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发现有其一定的偶然性，钱山漾遗址无疑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这份“幸运”也为湖州这座享誉神州的丝绸名城留下了最最珍贵的“源生”印记。而打开这个“幸运”魔盒的竟然是一位钱山漾畔走出去的青年学子。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绸片——保留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丝绸实物

钱山漾位于湖州城东南，原是东苕溪下游一个大的湖面，在漾的东南有一片四水萦绕的水中高地，腾蛇、飞凤、化龙、天保四桥串联，这里就是水乡古村潞村。相传北宋仁宗景佑年间，为范仲淹、欧阳修被贬上书而罢职的前湖州知州慎镛相中这块宝地，举家迁居于此，“后人繁衍，多业儒”。差不多一千年后，他的后代慎微之揭开了这片土地的惊天秘密。

潞村风光

上世纪三十年代，江浙地区一批青年学人纷纷加入到吴越文化源头的寻访之中，卫聚贤在江苏、施昕更在良渚。当时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的慎微之也对家乡的古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忆起自己十岁时在家乡漾滩地上拾得的石制箭头，钱山漾渐渐成了他一生的牵绊。1934年夏、大旱，大半个钱山漾干涸见底，他冒着酷暑拾捡到许多的磨制石器；1937年5月，慎微之在《吴越文化论丛》上发表了《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的论文，对钱山漾的石器与其它地方的出土石器进行了类比，大胆推断这里是一处大面积的古人类遗址，提出了“中国之文化或起于东南”的观点。

钱山漾遗址的发现者慎微之先生（1896-1976）

1940—1945年，先生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当年先生采集于钱山漾畔、随身带去美国的石器等文物后来多数保存在浙江大学的考古陈列室里，也许当年我在老杭大的那个文物陈列室中细细观摩过的新石器文物就是这位乡贤前辈的挚爱之物。

慎微之于1956年回到家乡菱湖镇的初级中学任教，他并未沮丧，钱山漾离他的学校才十几里地，这给予他很大的慰藉。他在校内组织了历史兴趣小组，经常带着学生前往钱山漾等遗址探访。但是，没有施昕更那样的幸运，先生一辈子都未能亲身参与过考古发掘工作，哪怕是1956、1958年浙江省文管会两次在他家门口百廿亩村进行的发掘工作，不知什么原因竟也没有任何亲历的记录。然而，年近六旬的他毅然还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钱山漾周围的山山水水，一如其年轻时候那个穿着西装、挽着裤脚、挎着竹篮的“石头博士”，走过了东苕溪下游两岸许多的乡村。

慎微之的考古调查日记

1955—1966年，他被借调到吴兴县文管会工作，调查发现了200多个遗址，记录他足迹的是14本简陋而规格不一的考古调查日记，有近十万字之巨。那个时候，他肯定读到过了1960年《考古学报》上的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所以尽管他自谦是“业余考古”，他的足迹、他的思考留下了本馆前身的吴兴县博物馆最殷实的文化家底，包括先生用他的那只“杭州篮”提回来的无以计数的古陶器、石器标本——它们，是我刚进入博物馆工作时，与我的同事揣摩、比对最多的实物教材。

《中庸》云：“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慎微之先生一生勤俭，身无长物，甚至没有留下著作、留下至亲骨肉，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人文遗产。先生的品性境界，就在这于微之处。没有慎微之，或许没有钱山漾遗址的发现、发掘，这一小片的史前绸片还会重现于今人的视线中吗？

钱山漾文化最具特征的鱼鳍形足鼎

如今，“钱山漾文化”已经正式命名，遗址北面5公里的毘山脚下商代高等级聚落遗址的探掘，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正在有序推进；离钱山漾遗址西南不远的下菰城遗址被考古勘探确认为始筑于商代的重要城址；再往南，以菁山南山窑址为代表的东苕溪中游，我国最早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分布已初步摸清……浙江考古人在寻找商周时期太湖流域文化中心的过程中，湖州成为他们“良渚下一站”的聚焦点，在这里，我们依稀仍可看到那个文弱的“石头博士”的背影。

钱山漾出土的纺轮

2019年12月3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仰韶时代丝绸发现”新闻发布会上，豫浙两地的考古与丝绸文物专家宣布：河南荥阳汪沟遗址瓮棺内发现的炭化织物“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熟丝丝织制品，距今5300至5500年”。这一重磅新闻再一次唤起了学界对丝绸起源探寻的兴趣。而对于以丝绸之府为荣的湖州人来说，这一信息同样引发了不小的议论——因为，2015年6月25日米兰世博会前夕，新华社在北京将钱山漾遗址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

钱山漾文化遗址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

丝绸是一种有机类纤维，柔软飘逸让它倍受世人喜爱，易腐难以保存的特点也使得考古发现的早期丝绸实物十分稀罕，目前已知的史前遗存仅有三、四例：1926年，我国早期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半个蚕茧，对于这半颗茧子是家蚕茧还是野蚕茧、以及它的用途之争论一直未曾间断。

1958年3月29日，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州钱山漾遗址的考古现场22号探方最下面的第四文化层、一个被压变形的竹筐内出土了一堆丝麻织物，经整理除麻布残片、细麻绳外，出土的织物中还有一片2.4×1cm的绸片、一条宽0.5cm的丝带、拧成一团的的丝线。绸片出土时尚未完全炭化，呈黄褐色，平纹织物，经纬丝由多根单茧长丝绞合而成，经纬密度分别为134根/吋、122根/吋。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和浙江丝绸工学院对此进行的单根蚕丝切片鉴定，显示其横截面呈钝角三角形，与现代茧丝相近，确认为家蚕丝织物无疑。钱山漾遗址（下层）14年代测定一开始为4700年，后经校正定位4200—4400年。该遗址还出土了个性鲜明的陶器、石器、竹木器和许多植物种子。钱山漾遗址的惊天发现在当时“黄河文明中心论”还占主导的国内考古界，一开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激烈的论争持续了三十多年。我在1985年刚进博物馆工作，当时读的最多的就是这些有关文明中心论的争论文章。

1983年，河南省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早期丝绸的第三个例证出现了：它是发现于两个瓮棺内的丝织物残痕，经鉴定是家蚕丝织的罗，距今5300余年。但这两件丝织物残痕炭化严重，没能提取保存为真正的实物，只有文物考古信息，甚为可惜。2014年6月，丝绸之路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让“不死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纺织文物专家重燃希望，他们联合郑州考古所同仁于2015年重启了青台村的“丝绸探源”考古发掘工作。2017—2019年间，在清理附近同时期的汪沟遗址W12瓮棺时共发现了5个碳化纺织品遗迹，通过最先进的酶联免疫分析技术检测，确定是丝绸织物中的罗。荥阳的发现证实了在距5000多年的炎黄时代黄河流域的人民已经掌握了蚕丝织技术。

青台、汪沟遗址的丝织品被发现时，都是是包裹在夭折的幼孩头部的。蚕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由卵、幼虫、成蚕、茧蛹而破茧成蛾，获得重生，蚕的神秘的生命轮回现象被懵懂的原始先民洞悉。正是这一偶然而惊奇的发现赋予蚕丝以神奇的意义，它被裹在死者的遗体上，应该是寄托着先民祈求生命涅槃的心愿吧。黄河中游5000多年前人类最早丝织品遗物的发现，可以明确地昭示世人：人们驯化野桑蚕、发明丝绸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服装蔽体的功用，而是为了沟通天地、启迪生死——这给天虫与蚕丝披上了更为神秘的外衣。

荥阳仰韶遗址的发现，显然并不能湮灭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的价值，在江南、长江流域，它是最早的丝织物例证。记得当年“世界丝绸之源”命名仪式前夕，新华社记者从北京打来电话向我进行远程采访求证时，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荥阳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丝织品比钱山漾的年代更早、但瓮柜中的丝织物因炭化严重而无法提取实物：比之这一“痕迹性”信息，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绸片仍然可以说是“保留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对后者的严谨学术角度的表述应该是“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绸片是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之一”。很多媒体向来似乎不太愿意提“之一”，对此，考古文物工作者只能报之苦笑的“呵呵”了。

钱山漾绸片、丝带、丝线和其他丝麻织物一起出土于竹筐中，数量不少，应该不是偶然成果，表明4000余年前，我们的先民在养蚕、抽丝、丝织上已具备相当的水准。但它不是发现于墓葬中，而遗存于这个满载丝麻织物的竹筐里，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

钱山漾遗址2005年出土的马桥文化丝带

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的第三次发掘，出土一团长约7厘米的丝带，根据同坑出土器物判断，比1958年的那片绸片年代略晚。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二百多件竹编器物，还有稻谷、陶器、木桨、网坠、鱼标等实物，也证明当时湖州先民已过着 “饭稻羹鱼”“养蚕缫丝”的生活，湖州“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文化基因赫然初现于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