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不慌｜碳中和指数，再全球化的通行证

2009年10月17日，身穿潜水服，后背氧气瓶，马尔代夫内阁全体成员在六英尺深的海底召开内阁会议。会议日程文件均为塑料防水材料制成。他们围坐在固定于印度洋海底的长桌上，签署一份决议，号召世界各国认真对待碳排放带来的气候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危机。马尔代夫总统和阁员用行为艺术演示21世纪末许多沿海国家将面临的现实。未来气候危机已至，只是不公平地摧毁少数国家先。

造成温室效应气体（Greenhouse gas,GHG）有多种，碳排放最甚。因此，碳减是各个政策的重点。对碳减，中国已经有国策：以2030年的碳排放量为峰值，到2060年，中国碳排放为零，实现碳中和。可是，中国工业才刚刚启动智能制造战略。怎样在推动智能制造的同时也投身于碳中和革命？这是每家企业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

碳中和的“盖茨方案”

每一位企业家都会从比尔·盖茨（Bill Gates）2021年新书《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中找到一条符合自己的方案。对于自1850年积累至今的气候问题，没有一抓就灵的神丹妙药。就此，盖茨新书坦率描述了多个残酷的现实。

综合气候变化跨国组织（IPCC）专家和盖茨的计算，通过各种人类活动碳排放，大气层每年增加510亿吨二氧化碳。未来30年，我们要从510亿吨下降至零。否则，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的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引发全球气候两大变化：气候极端化，平均气温上升。与1850年全球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以来，全球气温已经上升摄氏1℃。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本世纪中叶，全球气温上升1.5℃-3℃。本世纪末，上升4℃-8℃。

在地球的某些地区，气温已经上升2℃。它引起的连锁反应已经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1）海平面上升；

2）高温炎热天数增加；

3）湿度降低，农作物生长期缩短；

4）对气温敏感的植物，例如玉米，普遍歉收。

IPCC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普遍上升2℃，8%的脊椎动物、16%的植物、18%的昆虫都将消失。即使我们现在、立即、马上采取措施，人类行动的窗口时间也只有30年。之后，不利条件之间的连锁反应将形成自我放大效应，控制或逆转皆不可能。

盖茨还戳破另外一个理想气球：仅仅靠节能、环保和绿色出行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我们废除所有的汽车，改电动车，那也只能降低16%的碳排放。如果全世界都像丹麦那样，完全依靠绿色能源（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废余材料发电），那么大风车和太阳能板要覆盖整个地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很占地方。事实上，工业生产环节造成的碳排放才是主要部分。水泥、钢铁和塑料等材料制造过程占碳排放的31%。发电厂制造了27%的碳排放。日常居家生活中的空调、暖气、电冰箱只有7%的碳排放。

盖茨的研究得出几个浅显却通用的结论：

1）人类要避免气候颠覆造成的生存危机，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只能全民上阵，综合治理。

2）我们要从工业生产的全生命周期去追溯碳排放的流程。否则，我们只是把问题从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推卸和转移到另外一个环节。

3）所有能碳减的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调整都算数！人类社会既需要大开大阔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也需要千家万户垃圾分类、减少厨余。拯救我们生存家园的碳中和是一场从工业生产到日常消费的革命。能否逆转气候恶化，它是0和1的选择，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4）立即从容易做的开始，马上启动最难的技术攻关。碳中和行动必须建立“齐头并进、平行发展，交叉推动”的时态观。由易入难的渐进时间观已经不适用。当我们部分减排时，因为已经恶化的环境而消失的物种不再能够复生。每过一个气候颠覆的临界点，人类的处境发生质的蜕变。

5）综合治理包括启动核电在内的技术选择。过去核电事故的不安全因素已经在实验室阶段得到全面解决。用清洁、安全的核电平衡自然发电（风电、太阳能和水电）的周期性、波动性和间断性，这是未来能源综合治理的必然选择。

6）大气环境地理工程（Geo-engineering）是万不得已的选择。我们不知道人工改造大气环境地理条件后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但是，即便是高不确定性的选择，也应该开始研究。面对正在到来的气候颠覆，人类需要所有的方法。

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史，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人类文明进步不是因为地缘环境条件或生理基因优势，而是面对绝境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行动。作为工业革命的后果，自1850年积累至今的碳排放造成人类生存危机。面对绝境，碳中和革命可以视为对迄今以来工业革命的反动。“反者，道之动也！”以碳中和为驱动力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也可以带来文明复兴！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应该怎样想？怎样做？

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

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它既是预言，也是承诺。中国企业应当对于碳中和有较大贡献。它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承诺，也是再全球化的商业优势策略。在当前较为不利的国际营商环境中，如果有一种语言是全世界都听得懂而且乐意听，它就是碳减、碳中和、负排放。只有成为碳中和的标杆，企业才会再次受到全球市场的青睐。

一方面，事关人类命运，碳中和方法应该全球共建共享。盖茨方案也是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利用本国优势，在碳中和方法上创新创造，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以利于全球推广。

以盖茨所强调的核电为例，中国是全球核电发展最迅猛的国家。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全球核电进入停滞时期。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发电量是2011年的四倍。目前，中国由16个核电厂在建设中，39个在规划中。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核电站主要供应商之一。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全球碳减排组织。远景科技集团、隆基股份、晶科能源、阳光电源等加入了RE100，承诺逐渐使用可再生能源达到100%。2020年8月8日，首批加入RE100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在上海共同发起并签署了“RE100中国倡议”，呼吁推动能源革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上述正面行动还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怎样通过中国企业的实践提炼有代表性的新社会经济指数？它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碳中和的战略重点。

社会经济指数不仅方便统计比较，它还左右社会情绪，影响政策方向。以GDP为代表的“美国指数”影响了二战后6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普遍的标准。在《领先指数》（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说明，失业指数帮罗斯福竞选赢过胡佛总统，GDP指数让美国对苏俄之争不战而胜。

指数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指数隐含着政治影响力。从古到今，它一向如此。

17世纪中，为帮助英国国王增加税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议用一个“政治代数”（political arithmetic）来计算土地面积、年收获和应缴纳的税收。没有衡量指数，就无法统治。

20世纪初，用指数引导政治治理的传统也从英国延展到美国。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经济指数管理。作为泰勒科学效率管理运动的信徒，胡佛将“国民收入”、“劳工就业”等指标带入政府管理。1932年，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the New Deal），罗斯福总统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此，“失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国家生产总值”（GNP）、“价格指标”等指数应运而生。二战期间，它们也做出重要贡献，指数帮助美国政府科学计算战备物资和国内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平衡，指导价格控制政策。战后，美国经济界还开发了GDP（GNP减除境外生产总值）、商业周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信心指数、基尼指数（Gini Index）等经济指数。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

表面上看，指数的角色转变了。最早是社会治理和政策干涉为目的，现在，它为衡量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尺度。实质上，这些指数还成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方向的工具。从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1959年“厨房辩论”开始，大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代替了军事对抗。不经意间，“美国指数”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会效应。

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在哪里？这是值得放置战略高度思考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变经济活动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指数。同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心的新经济政策也需要碳中和“中国指数”引导。建立指数是个系统过程，需要企业、学界和政府的协作，根据顶层设计开展基层创新。在目前阶段，它至少有下面几个探索方向。

1）修复环境与兴旺自然生机的指数。

2）新兴碳中和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数。

3）碳交易模型指数。

4）有利于碳中和的社会共享经济和社区互惠服务指数。

5）碳中和与人本价值指数。上世纪90年代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就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并完善“人本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6）社会多元化与公平发展指数。对有56个民族的中国大家庭，围绕碳中和建立的公平发展治理结构有世界意义。

7）安全核电开发指数。核电建设和现场管理的安全指数，核电与其他清洁能源系统调配的设计，它们都可以成为全球核电的参考指数。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不仅要会做，还要会传播先进经验。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可以是传播绿色经济模式的主旋律。

让碳中和成为再全球化的通行证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可以顺应碳中和的全球意愿，以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姿态推动再全球化。毋庸置疑，我们过去熟悉的全球一体化已经发生逆转。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是逆转的动因。以当前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回到从属于供应链上游跨国企业的旧形态也不现实。一方不一定愿意，另一方也不相信。但是，在旧问题的新高度上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策略是可能的。碳中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旧问题，建立新共识的机会。

从蒸汽机革命，工业电气化，工业信息化到智能制造，中国企业正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过去三次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它就不得不与第五次工业革命，碳中和的革命，交织在一起。而它也正为再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共同语言体系。

《圣经》创世纪篇中记载一段巴比伦塔的传说。故事描述的是幸免于洪水的人类聚集在一起，要建筑一幢通天的巴比伦塔。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愿望，能众志成城，接近上天的智慧。忧心人类强大的意愿，上帝让人们失去用同一语言沟通的能力。结果，人们言不同，心难齐，怨恨生。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部落向东南西北方向流浪而去。从此，人类再也没有建设共同家园的勇气和能力。

如果气候危机有任何正面效果，它再次激发人类操同一种语言，建设地球共同家园的强烈愿望！对于当前身处国际地缘政治险境的中国企业，高举碳中和的火炬，必能突破狭隘意识，感召亿万同路人！

（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危机不慌”系列之二十三，作者鲍勇剑为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