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思想中动态的、面向未来的、不断展现的人类可能性

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

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

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

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

——阿格里科拉，《亚当·斯密死后》，1790年

经济学的局限性

卡尔·波兰尼在其不朽的著作《大转型》（1944年）中研究了19世纪以市场为基础的理念和实践的传播。他认为，传统的互惠和地方再分配模式已经被非人化的市场交换取代，这导致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融合成了“市场社会”。自由放任的制度已经控制了市场，并且“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要求在制度上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和政治领域”。其结果是削弱了政治的重要性，释放出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导致1914-1939年接连发生了战争、大萧条和新的战争。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波兰尼强烈的论点使他过分夸大了反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理由，低估了其他因素，包括帝国主义的过度扩张、民族主义、软弱的政治领导、腐朽的政策和纯粹的坏运气等因素的重要性。但他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其作为财富创造和个人自由的引擎的合法性。增长乏力，生产力停滞不前，未来不明确也不安全。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极端的财富，大众对财富和名人十分推崇，同时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的担忧却在不断升级。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长远的前景感到乐观，全世界也有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长寿、更富有、更健康。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祛魅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现代企业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台“外部化的机器”，它善于将成本转嫁给他人，同时提高价格、限制竞争、压低工资，并设置障碍阻止他人进入市场。同时，开放和自由交易的市场看起来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达成的——不可避免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选择，能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有效分配商品和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可能达成是因为这样的市场往往会导致不平等的升级，以及粗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再考虑到由技术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收益的比率在下降，创造安全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我们面临的困境会更加严重。同时，全球化的好处是分散的、渐进的，它的代价却往往是集中的、尖锐的和意想不到的。于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结果深感愤怒和沮丧，以至于对市场经济的地位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而且这种愤怒和挫折感是在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的时期出现的。想想看，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更糟糕的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整个政治领域都对资本主义的地位感到非常自满，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他们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从那时起，主流右派就不再觉得有必要以任何严肃的方式为市场经济辩护，更不要说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进行系统的说明，以打击裙带资本主义的蔓延。直到最近，主流左派也没有提出任何严肃的批判，更不用说准备应对或者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了。因此，公众会接纳更激进的观点和运动也就不足为奇，难怪国有化、国家征用和国家控制的计划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但是所有政治理念都是一样，开放市场的理念也必须受到挑战、修正和更新，才能保持其合法性。如果它不被那些相信它的人挑战，就会被那些希望摧毁它的人挑战。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消耗了经济学的公信力，并将公众对经济学的理解推向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下的一般性批判。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很方便。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很容易理解，它从一个相当复杂的基本现实中创造了一个简单的公共叙事，并且提供了直接的空间以便对银行、金融市场、监管者乃至政治家和资本主义本身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往往是合理的。

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因为银行业存在有效竞争，所以使放松管制成为可能，并且放松管制可能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这构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关键知识背景。回想起来，那场危机的惊人之处，甚至不在于那之前的10年的银行系统令人发指的贪婪自利，也不在于相关政策、法律和执法方面的具体失误，而是自由市场的语言已经对几乎所有方面达成了思想控制，哪怕现实往往非常不同。我们很难不将这种控制与以下重要事实联系起来：至少在英国，迄今都没有对2008年的危机进行过适当的、全面的、独立的调查，几乎没有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负责。

这里隐藏着一个严重的知识性错误，它破坏了决策，损害了公共讨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同市场之间往往在关键方面存在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此外，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自由放任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世界上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试图思考市场的局限性，例如不完善的信息和理性、交易成本、偏好、联系等等，并试图理解从住房到医疗的不同市场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但我们真正需要进行辩论的是市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关于“市场失灵”概念的局限性和确保有效竞争的必要性，以及关于规范、文化、国家角色，这些都已经被遗忘了。

经济学需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能少一些学者牵涉其中，多一点责任心和竞争，这个行业会大大受益。经济学对科学地位的要求是混乱的，主要的经济学家甚至无法就经济学是否可以或应该被用来进行预测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依靠它来进行正确的预测了。按照弗里德曼的风格，经济学长期以来过分专注于自己的模型，而不是它们应该代表的现实世界的现象。经济学甚至还在努力解决诸如人类的偏好应该如何建模或统计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它鼓励政治家坚持所谓不僭越的技术官僚责任，幻想经济本身就能解决正义、公平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所以经济应凌驾于政治之上。朝鲜在经济原则上可以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在那里，一个人无法在不恶化他人处境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处境了，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值得效仿的。

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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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何才能保障和扩大市场利益，并控制其不良影响？如何重拾公众对市场和市场体系的信任？如何保护这个有限制的但仍然无价的遗产？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总体叙事。我们需要更好的公众理解框架、更好的解释、更好的共同身份，通过这些框架，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达成和解。为了创建这一框架，我们必须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回到亚当·斯密本人。这不是一个被党派人士歌颂、被诋毁者谴责的漫画式的、单调的、自由主义者的斯密形象，而是斯密在他所有著作中的详细论证，从伦理学到法理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思想。即使是经济学家，即使他们读的书足够多，也很少有人读过《国富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外的内容。然而，在许多方面，斯密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他的著作是一个被忽视的充满洞察力和智慧的宝库。

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转向《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当然也没有宽恕奴隶贸易。但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永远是，一位具有非凡深度和力量的思想家。他被正确地称为经济学之父，从概念上讲，这是因为他是把市场完全置于经济学思想中心的第一人，从实践上讲，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而且，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远比单纯的经济学广泛，他同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牛顿式的科学哲学，虽然在后来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著作中得到了伟大的现代化探索，但是其意义仍未得到充分理解。

对许多人来说，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将永远占据重要地位：它既可作为经济分析的模型，又对人类行为、市场、贸易、专业化、分工、税收以及补贴、赏金和保护的负面影响等提供了具体见解。也有人会钦佩他的道德平等主义，钦佩他对弱者的感情，钦佩他对尊严和可敬对人的地位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的信念，钦佩他在“自然自由体系”中把不平等降到最低的方式，钦佩他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抨击，钦佩他的人类发展阶段论，钦佩他对商业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分析，以及他对商业社会极其精妙的探索和捍卫（这种探索比后来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分析要细致得多）。还有一些人会认识到斯密的理论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包括关于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理论以及法理学。

如果只看到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其整体的力量和一致性。对斯密来说，“财产的状态必须随着政府的形式而变化”，因为财产和政府都依赖基于社会共识的规范和模式，它们的发展都以人类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因此，政治和经济最终不可能相互分离，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道德评价分离。不可能有无关价值的经济学，虽然我们可以分离出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同角度来讨论人类行为，但这样做只是反映了我们对知识便利性的需要，而不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深度割裂的。

因此，新的叙事必须从新的政治经济学开始。这项事业将是许多人的工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总结出6条经验，或许可以预见其中的一些主旨。

第一，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区分开来。对斯密来说，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社会的出现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商人”的时刻。它标志着封建主义向我们所知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出现了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氏族或部落；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由交易；这个社会至少在原则上包容所有人，并将财富和机会传播给所有人；社会产生的盈余可以用来保护弱势群体；按照人的本能和人性工作；人们不是通过武力、阶级或等级，而是通过相互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团结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成就，我们有责任保护和提升这一成就。它具有巨大的弹性，至少在其民主形式下，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获得公民的忠诚，并通过促进公民的繁荣和自由来维持其合法性。在斯密令人惊叹的全面而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中，这种忠诚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历史、共同的身份和叙事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规范、公共机构、竞争和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源于人类对爱和变得可爱的渴望，以及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本能。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商业社会也是脆弱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特别容易受到包括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在内的威胁。但是如果说要用战争、宗教独裁、民族主义来替代贸易和民主，或者说用榨取性经济唯物主义来替代适度商业化的益处，那这些选项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缺乏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国际贸易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体面的未来。如果维护商业社会需要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改革它。

第二，商业社会需要有韧性、有节制、有战略、有实力的政府。市场依赖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执法，而道德社会需要人们不仅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还能在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贸易从过分细致的管制和补贴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政府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是国家的保护者、司法的裁决者和执行者、条约的签署者、贸易的保证者（虽然英国政府曾支持《航海法案》），政府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地方学校的建造者，也是市场的监管者。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现代政府被授予的职能，如提供风险保险，在不同代际人口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稳定宏观经济，还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些领域，只有政府监管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有效分配商业风险和回报。随着市场、商业、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对政府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但是，“私营部门挣钱，公共部门花钱”的想法忽略了一点：两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实现有效运作。

第三，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合法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并促成了社会信任，以及相互义务的模式和对等性，没有这种信任，一个社会就无法团结起来。在实践层面，社会信任使税收成为可能。英国在整个18世纪都有比较高的税收水平，部分原因是尽管政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有足够的社会信任和合法性来征税。当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直接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国际机构或多边组织，而是在于一个国家征税和支出的权力，这让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迅速地支持和救助了它们破产的银行。这场危机本身是毁灭性的，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后果，还因为它对社会资本，即信任的破坏。全球金融业具有破坏信任的独特能力，因为它的规模，货币和信贷的普遍重要性，还因为它也许比任何其他行业更根植于信任，即信托关系。正如斯密所言，金融业需要“防火墙”，以防止其周期性的危机扩大成普遍的灾难性事件，就像2007-2008年那样。

第四，除了具体的缺陷之外，商业社会还有内在的弱点。因为市场互不相同，它们都带有自己的弊病。市场的目的是促进贸易，有效地配置商品、服务和资本，刺激创新，从而为公众的最大利益服务。正如斯密所展示的，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但是，他证明了，当市场运作不良时，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市场运作不良有多种形式：出现垄断的倾向，监管不力，动物精神的丧失，以及更广泛的，由于寻租、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以及所有者和代理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的裙带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弊端，它损害了经济，腐蚀了政治，扩大了不平等，并使市场和商业社会本身变得无效并失去合法性。当公司和市场与公共利益失去联系，当商业回报不受商业价值影响，裙带资本主义就会蓬勃发展。这些事情削弱了市场交换的核心原理：市场交换应该如斯密在他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所描述的，是“普遍富裕”的源泉，即普遍繁荣，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然而，第五个教训是，裙带资本主义远不是现代商业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最深层次的威胁是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不断商业化，另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影响。这些新技术有能力使竞争环境进一步向圈内人倾斜，远离公民和消费者，从而使裙带资本主义更加恶化。社交媒体的传播还引出了公共问责和合法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交媒体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的影响，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操纵舆论对民主的影响。这就是脸书在2010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进行“6100万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实验”的教训，更不用说最近披露的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这超过了它们榨取租金和排斥竞争对手的能力。

亚当·斯密有力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纵向上，是对富人和权贵的崇拜，以及商业社会对同情，特别是对穷人的同情的潜在抑制；横向上，是与他人做比较的倾向，以及我们“不仅要被爱，而且要显得可爱”的愿望。斯密很好地诊断了今天人们对社会比较的贪婪欲望，以及这种贪婪造成的地位焦虑。这是社交媒体的核心内容，它让年轻人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态，而对这种贪婪的利用又是其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法则。从斯密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公共责任与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我的想象。这些问题涉及我们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到底是通过分散的社会互动或通过民主制度（选举领导人）形成的，还是被极少数人在暗中操控的，而这些人没有受到真正的问责——到底是否还有人真正在监督他们呢？

最后一个教训是，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不断出现了新的挑战。今天，商业社会的本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快。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在改变世界上的工作。全球化正在将世界各地最有生产力的工人吸引到已经在享受商业社会福利的国家，而剩下的那批人则在遭受贫困的威胁。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死亡率和健康方面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收入的两极分化让非常富有的人从精神上、身体上和财务上自我隔离，转移到（实际的或虚拟的）私人的封闭社区之中，这将明显削弱人们纳税并分担风险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是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动性和风险通过影子银行网络在监管不足的地方进行交易。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随着贸易集团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效。亚洲经济经历了相对疲软的200年，这一反常现象已经结束。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技术先进的公司显然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压城市、国家甚至是所有人（只需假以时日）。就商业社会本身来说，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形式，正受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威胁。

亚当·斯密雕塑

秉持斯密精神进行革新

因此，一种新的斯密式的叙事必须在变革的冲击下和分裂的力量中形成。这些惊人的事态发展要求我们在思想和实践上进行有力的革新。政治、政治审议和政治理解都需要被重新挖掘和激发。现代商业社会所依赖的“同意”正在崩溃，而原本人们是自由地选择了同意，相信它将使自己繁荣。所谓的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没有答案，因为他们没有超越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界限。我们没有见到历史的终结，思想却反而走向了终结。我们必须更深入、更具体地去反思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问自己我们是什么，我们能成为什么？

革新必须从知识和思想开始。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提高对经济学本质和局限性的认识，经济学从业者要更加谦逊，并停止夸大科学客观性的主张。特别是理性主义者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无关价值的学科的想法是徒劳的，把经济学从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工程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成功。经济学的理论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效的应用经济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应当利用模型进行洞察、教育和交流，而不是为了显摆。在斯密的时代，规章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内部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因此自由化往往有利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今天，事情变得更加微妙。无论如何，一旦承认信息不完善、人的理性有限、偏好形成和交易成本等现实，我们自认为的自由市场的大部分好处就失去了核心的经济理论依据。这种承认必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之中，这个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裙带资本主义的现实，弥补单纯“市场失灵”的解释性的不足，并把握住人类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动态互动的核心事实，把握其他学科的相关性以及规范、价值观、认同和信任在经济解释之内及其之外的重要性。关于市场的讨论必须被不断强调，但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和市场自身的条件去做具体考虑。

此外，还必须秉持真正的斯密精神进行社会革新。这意味着那些行使权力的人要有一定程度的谦逊，更广泛地接受成功往往取决于你的起点——你的家庭、文化和能力，以及你的运气。这意味着有权力的人要认识到，几乎所有类型的成就都离不开他人的努力和社会的力量，成就不仅仅是在一个适者生存的狗咬狗的斗争中获得的。这意味着需要斯密式的对人的尊严和能力的关注，关注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如何帮助其成员在生活中蓬勃发展。这也涉及一个共同的认知，即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空间，它在可衡量的或主要由法律管辖的范围之外，那就是由文化价值、当前的实践和习惯、合理的社会期望以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空间，也就是关于什么“可做”和什么“不可做”的空间。它并不总是良性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关于什么“可做”和什么“不可做”的认知也可以为压制和歧视提供空间。这种空间在今天受到了威胁，主要是来自商业价值的威胁：花钱升级你的牢房，或者让人替你排队参加公共活动，为什么不呢？但一个好的社会会想方设法捍卫这个规范的空间。没有它，一切就只有基于法律和市场，而这两者远远不够。有了这一规范空间，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信任，也有可能巩固制约裙带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公共标准。

最后，必须进行政治革新。实际上，斯密的思想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放弃极端的愿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间地带，再次参与到改革资本主义，维护和发展商业社会利益的现实的、复杂的、混乱的问题中去。

亚当·斯密本人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也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的私产。他的许多政治观点仍然晦涩难懂。在18世纪，他将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个人进步的信念与辉格党对社会进步的普遍赞同结合起来。但斯密并不是激进派：他没有采纳当时重要的激进政策，如普遍的男性选举权或年度议会，他在民兵、美国殖民地和公共债务等问题上也避免采取激进立场。他拒绝乌托邦思想和来自任何所谓自然状态的解释；他更喜欢本土化而非全球化；他鄙视政治和宗教中的“派系和狂热”，并痛斥那些试图控制他人、压制个性和自由的“体制人”。斯密一再强调“缓慢而渐进”的变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而非革命的重要性；他更多地从实际案例而非基本原则出发进行推理。他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弱点实事求是。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没有一个政府是十全十美的，但忍受它带来的一些不便，总比反对它要好”。用现代术语来说，他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很可能是一个温和的保守党同情者。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斯密和伯克，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他们一起勾勒出了一种人道的、温和的保守主义。

重新强调政治和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我们的事务交给一群苏维埃式的委员。组织经济有许多种有效方法，关键问题是你重视什么，你希望如何达到目的，谁来领导，这些都是政治问题。旧有的确定性已经结束，各派政治家的任务是，承认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并在公开场合尽可能清晰简单地处理、解释和引导这些问题。现代国家不仅有能力破坏市场，在某些情况下也有能力通过谨慎的干预来改善市场的运作。市场本身的作用和影响几乎总是超出严格的经济范围，因此，市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和服务分配手段，完全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中立。同时，市场的日益复杂化往往给内部人士提供了更多机会来欺骗外部人士，并且在实践中和原则上对那些试图指导或限制它们的人也提出了艰巨的要求。我们所处的商业社会，不仅要应对下个世纪的惊人挑战，还要应对它目前所依赖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时还要保留足够的公共领域，容许体面的相互尊重的辩论，保证人类的互相交易能够蓬勃发展。我们必须迎接这些挑战，否则我们的开放社会将会落入自我消耗中。

斯密有时对政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把贸易报复和其他短期的权宜之计归咎于“那种阴险狡猾的动物，俗称政治家或政客，他们的议会总是被一时的事务波动所左右”。但他的“人的科学”也是关于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他们的讨论应该受一般原则的支配，而这些原则总是相同的”。这样的立法者将具备公民意识，对公共服务而非私人利益负责，这使他们能够为失败负责，并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将重视法律、制度和政策，尊重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执行正义，因为能被恰当定义、管理和执行的正义是商业社会的合法性基石。最后，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回报或地位，而是那些正义、诚信、互惠、公平的规范本身，是规范内化后形成的道德品格和美德，以及由它们支持的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的惯例。对斯密和伯克来说，政治家应该是一个“实践中的哲学家”。

像伯克一样，亚当·斯密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相比伯克更偏重理论。他相信天意的运作，相信和谐，相信秩序。但对他来说，人类社会才是我们道德生活的根本源泉，而不是神的启示、理性的直觉或个人意志。他整体强调的是沟通和共同体，强调自由人之间的共同点。在他的伟大研究事业中，即休谟主义的“人的科学”以及相互认可，是通过同情心起作用，并由公正的旁观者进行调和，而后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社会和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不断地发展和增殖，兴起和衰落，相互取代或存续。通过这种方式，斯密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人们能够对广泛的、辉煌而多样化的人类活动形成一种可能的统一理解。这些规范以自由交换为前提，在商业社会中，这些规范对我们所有人的基本要求是相同的，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是谁，都应当理解他人、有礼、心态开放、体谅、容忍和尊重。在斯密的一生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运用这套核心思想，并逐渐将其完善：从早期的论文和修辞学著作，到《道德情操论》和从未发表的、鲜为人知但至关重要的《法理学讲义》，再到《国富论》。也就是说，斯密探索了沟通本身的基础，道德心理学的基础，对科学探究的追求，再到司法行政、市场交换；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继续研究艺术创作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蕴含着一种动态的、面向未来的、不断展现的人类的可能性。

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他提出的很多恰当的措施至今仍未被采纳。今天，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和误解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亚当·斯密，以及将他的思想贯彻到底的智慧。

（本文摘自杰西·诺曼著《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李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