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旅：分道而行的爱因斯坦与柏格森

文 / 梅剑华（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讨论时间问题的人，无不从奥古斯汀的那句名言开始：“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这话耐人寻味。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我们从四季轮回、日夜更替中理解时间。进入工业文明以后，我们从时钟、手表、电脑上读出时间。日常感知形塑了人类的时间认知，以至于当有人请爱因斯坦通俗地讲解相对论中的时间时，他幽默地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一个男人和一位美女对坐一个小时，会觉得似乎只过了一分钟；但如果让他在火炉上坐一分钟，那么他会觉得似乎过了不止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长期以来，时空问题就是科学家、哲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作为20世纪物理基础观念的革新者，爱因斯坦对欧洲哲学（康德、马赫等）并不陌生；作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领袖，柏格森对当时的科学亦有深入了解。1922年4月6日，种种机缘促成了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在巴黎的相会。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图片来自blog.public.gr）

那次历史性的会面由法国哲学学会组织，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理解时间。彼时，柏格森早已名满天下，而爱因斯坦的影响力则远逊于他。当时，柏格森发表讲话提出：物理时间之外尚存在哲学时间，哲学时间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空观并不冲突。爱因斯坦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哲学家的时间并不存在”，只存在物理时间。这是20世纪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争论，究竟谁拥有对时间本性的最终发言权?回答这一问题殊非易事。

早在1889年出版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中，柏格森便提出，时间并非抽象的形式，而是与生命和自我粘连在一起的实体——这成为他获得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他称时间为‘绵延’（duration）……所谓的绵延可以通过集中的内省而意识到，所以它是由外而内的向心意识”，“我们通常所谓的时间，与绵延完全不同，那是以钟表的机械运动或太阳的运行过程来测定的。这种时间只是由精神和行动所构成的形式……只适用于空间的形式”。这一授奖词明确支持柏格森的立场：不存在唯一的对时间的理解。

柏格森虽然对自己的时间观念持之不疑，但他花了很大气力研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比爱因斯坦还爱因斯坦”。在他看来，绵延的时间观念和爱因斯坦的实验结果并不冲突，不能仅从科学的角度理解时间，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对其加以理解。对此，爱因斯坦的回答很简单：既可以从物理学的角度，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时间，但并没有所谓的哲学时间。从爱因斯坦的视角去理解柏格森，他只会认为柏格森的贡献不过是让心理学时间客观化了。

对于当时的智识界来说，既存在爱因斯坦发现的“宇宙时间”，也存在柏格森捍卫的“我们生活的时间”。欧洲智识阶层不能接受这种完全以科学为主导的哲学，他们既想接受爱因斯坦的时间观念，也想保留柏格森的时间观念，这就是柏格森和爱因斯坦巴黎会面时的时代思想氛围。

时间与自由意志
[法] 柏格森 / 著
商务印书馆 1958

这场会面过后不久，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却是因为发现了光电效应，而非相对论。获奖通知书上写道：“在昨天的会议上，皇家科学院决定把去年（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您，理由是您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您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但是没有考虑您的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价值，将来这些理论得到确认后再考虑。”除了当时相对论缺乏实验验证，柏格森对爱因斯坦的批评，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放在科技成为主导思想范式的当今来看，这不啻天方夜谭，哲学家怎么可能对科学家的评奖产生影响呢？

自此之后，柏格森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爱因斯坦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在柏格森之后，虽然也有哲学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素在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加缪在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萨特在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作品理念丰富，充满自由的精神和对真理的探求，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他们所涉及的话题已不再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可以共同探索的主题了。

哲学与科学分道而行，哲学家此后只该关注自由、良心、理想这样的精神话题，或者追随科学家从事科学化的哲学研究。哲学与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区分和撕裂，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1992年5月，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的时候，由分析哲学杂志《一元论者》（The Monist）的编辑B.史密斯起草，署有著名哲学家奎因、阿姆斯特朗等人签名的信件发布在《泰晤士报》上，反对德里达的“反理性哲学”，试图阻止其获得荣誉博士。这是爱因斯坦和柏格森的世纪之争在哲学圈内部换了一种方式重演。

科学史学者吉梅纳·卡纳莱斯（Jimena Canales）的著作《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改变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争锋》，以1922年4月6日的“双雄会”为契机，展开了对20世纪最为重要的科学与哲学之争的历史探索。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
[美] 吉梅纳·卡纳莱丝 / 著
漓江出版社 2019

他们相遇那年，爱因斯坦42岁，正当盛年；柏格森62岁，是哲学家的黄金时期。爱因斯坦执着追求宇宙的统一性，柏格森则认为，宇宙处于永无休止的变化中，哲学应探索流变、偶然和宇宙不可预测的本性，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在柏格森看来，物理学本身并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想质疑任何科学结论，不关注物理学家小写的时间，选择用“绵延”来强调时间的特性。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读者不妨把对物理学结论做过度引申看作科学主义，而坚持对物理学结论进行有限制的理解才是恰当的科学精神。这种区分也带来了科学和哲学的区分：1750年，狄德罗仍然宣称“哲学”和“科学”是同义词；1843年，焦耳的《关于电磁的热效应和热的功值》一文发表在英国的《哲学杂志》上，1850年他又将热功当量的主要实验结论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上。曾经，哲学和科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柏格森和爱因斯坦之争不仅让哲学和科学的区分变得更加明显，甚至加深了哲学内部的分裂——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分析哲学内部自然化哲学与概念化哲学的区分、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区分等。

在爱因斯坦与柏格森这场巴黎相会的前后数十年，无数欧洲科学家、哲学家卷入到对相对论的争论中来。

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彭加勒是柏格森的支持者。吊诡的是，爱因斯坦阅读了几乎所有彭加勒的著作，因为彭加勒的理论距离相对论只有几步之遥。彭加勒和柏格森都反对笛卡儿式的永恒真理，尤其是那种用机械论方式解决所有问题的哲学。洛伦茨、彭加勒、迈克尔逊这些离爱因斯坦相对论最近的科学家，并未选择支持爱因斯坦。他们认为相对论是可以接受的，但不是必须接受的。

与之相对的，郎之万是首先支持爱因斯坦的法国科学家，此外还有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卡西尔不仅支持爱因斯坦，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柏格森评价甚低，他坚定地站在康德、爱因斯坦一边，把科学的形而上学视作根本。卡西尔把柏格森和海德格尔划归同类，“在他们的思想中发现了欧洲知识界衰败的根源”。

作为新一代欧洲哲学家的海德格尔，虽然和柏格森一样反驳对时间的度量和空间化理解，但他不再像柏格森一样去和科学家争论时间的本质，而是追问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时间。“与其说人类生活发生在时间之中，毋宁说人类生活就是时间本身”。海德格尔着眼于“日常性”，他的时间既不全是时钟时间，也不全是生命时间，而是二者的结合。时间和我们的日常感知交织在一起，当我们“烦”的时候，“一个人就会感觉不到时间，仿佛被驱逐出了时间之流”。但愉悦之时，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不免让我们想起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比喻。在日常感知之中，也许他“比海德格尔还要海德格尔”。

这场世纪之争背后涉及我们对科学、哲学的根本理解。物理学自有其理论价值、实用价值。但根据物理学引申出来的形而上学主张呢？这些主张和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什么关系？柏格森的质疑，今天仍然值得深思。走出唯一时间观念，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真理性。

20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这场争论也有中国版本，那就是1923年前后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派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生命派之间的争论。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有真实争论、愿意争论的时代。柏格森与爱因斯坦的争论，倏忽已近百年。卡拉莱斯的这部科学史力作，真实复原了“无法还原”的复杂，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最富精神魅力的一幅画卷。

（选自《信睿周报》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