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要等待，拎起摄像机就出发”

3月17日下午，作为第25届法语活动月期间讲座活动之一，“视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妇女观念变迁，女性主义作品和运动”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报告厅举行。活动以传记纪录片《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扛摄像机的女人》的放映开始。随后映后交流环节中，西蒙娜·德·波伏娃视听中心的代表妮可·费尔南德斯·费雷尔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同在场媒体和观众一道，就法国和中国视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地位等话题展开讨论。 

西蒙娜·德·波伏娃（SDB）视听中心由三位女性于1982年设立。起初，她们将工作重点放在收藏和创作反映妇女争取权利为主题的历史音视频资料上。在坚持这一核心目标的同时，如今SDB视听中心的使命也涉及到图像教育以及反对影视作品中的性别歧视。卡罗尔·卢索普洛斯（Carole Roussopoulos）是该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该片讲述的正是她的故事。

西蒙娜·德·波伏娃视听中心的代表妮可·费尔南德斯·费雷尔

摄像机就是她的武器

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是瑞士电影导演和录像艺术家，以摄制法国女性解放运动早期纪录片的开创性而闻名业界。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共制作了大概150部作品。卡罗尔大半生主要旅居在法国巴黎，并积极投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妇女解放运动之中。中年后，自觉过往没有充分重视瑞士的社会问题，卡罗尔选择在1995年回到祖国，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医疗保健、疾病、衰老和死亡的电影。

2009年，卡罗尔因罹患癌症在瑞士洛桑过世，享年64岁。就在她逝世两年后，瑞士电影制片人艾曼纽（Emmanuelle de Riedmatten）制作了一部反映她生平的纪录片，再现了她在法国争取妇女权益运动中，用摄像机拍摄了大量影像材料的过往，以及其毕生都在通过影像艺术作品为妇女运动鼓呼的事迹。这，即是17日活动当日放映的《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扛摄像机的女人》。

《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扛摄像机的女人》剧照

《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扛摄像机的女人》以卡罗尔本人的讲述为主，她的丈夫保罗以及生前友人也纷纷出镜回忆她的一生。影片开头介绍到，卡罗尔在22岁时来到法国巴黎，同彼时许多怀揣梦想来到花都的姑娘们一样，“我到这后就觉得自己晚来了22年。”她第一份工作是在法国版《VOUGE》供职，这本时尚杂志曾被不少女权主义者点名诟病为“物化女性”。

片中，卡罗尔回忆说自己在《VOUGE》工作了三年。就在她来到法国的第二年，1968年春夏之交，“五月风暴”运动席卷巴黎。卡罗尔白天在杂志社工作，晚上则积极参与到这场学生运动中去，“尽管当时《VOUGE》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这场运动的。”她在片中说。1969年，卡罗尔同她日后的丈夫保罗一起建立了一个名为Video Out的电影团体。1970年，在作家朋友让·吉内特的敦促下，她购买了一台轻便的索尼Portapak8mm摄像机并开始制作纪录片。据信，她是法国第一位购买摄像机的女性。

《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扛摄像机的女人》剧照，卡罗尔和丈夫保罗

通过《卡罗尔·卢索普洛斯，扛摄像机的女人》一片，不难发现当年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阻力重重。不仅是那些传统守旧的法国男性，许多法国传统女性起初也对这一运动不以为然。

在卡罗尔的镜头中，曾就女性普选权采访一位家庭妇女，后者满是不耐烦地表示女人们哪有时间去投票？“我们每天做饭、梳妆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即便去投票，也不过是和丈夫（投票对象）一致。真要去投，就让那些单身女性和寡妇们去投票吧。女人如果当政，那就真的有好戏看了。”而在1970年代初，巴黎街头一场争取女性堕胎权的游行中，卡罗尔现场采访一位街边围观的老妪。后者先就反问她，她们为什么要游行？“如果是为了争取堕胎自由和获取避孕知识，那少做些爱不就行了？”

在卡罗尔早期的创作实践中，便将镜头关注到社会的“边缘群体”。她曾拿着摄像机独自闯入一所运动中被妓女占领的教堂，拍下她们的心声和对个人权利的声索。在她1971年拍摄的《行动前的革命》中，记录了巴黎历史上首次同性恋群体争取权利的游行。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素来主张摄影师应该藏在镜头后面。戈达尔曾在杂志上和卡罗尔有过论战，她的友人事后回忆说，“卡罗尔的胆子很大，更激进。摄像机就是她的武器，进攻性武器。”

卡罗尔毕生致力于录像艺术、纪录片的拍摄。2001年时，曾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法兰西骑士勋章。影片撷取了在她墓地前举行追思会的画面：人们列队经过，撒花默哀。一位老年男士在她墓前躬身驻足，并用双手做出调整摄像机高度的动作表达敬意。

通过该片，观众也不难发现卡罗尔工作狂的一面，不管是在摄像机背后还是在剪辑台上，她几乎从来都万宝路牌香烟不离手。丈夫保罗回忆说，妻子在逝世前两天才离开剪辑台。在朋友们看来两人既是夫妻，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情谊共历四十载。生活中，保罗比卡罗尔低调很多，他也自嘲“自己的存在感很低”。尽管一直尽心辅佐妻子的工作，但只有在妻子摄制的极少一部分作品中，才会看到两人联合署名。

SDB中心的日常

1982年时，卡罗尔和Seyrig、Ioana Wieder三人携手创立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视听中心，以著名的法国女权主义作家和哲学家的名字命名，以记录妇女维权运动。“在所有纪念意义的场合，我们都会拿起摄像机去拍摄，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之一。”映后交流环节，妮可·费尔南德斯·费雷尔介绍说，“卡罗尔的工作方式就是如此，不是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而是有了想法就拎起摄像机出发，并且她很善于倾听。”她毫不掩饰自己对卡罗尔的敬意，却不愿意将馆藏影像作品称为“遗产”，“遗产是父系社会的名词，我们正在力图创造一个同义的新词，同它平衡。”

SDB中心日常运营的费用，分别来自巴黎市政府、法国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现更名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的资助，“资助的数字并不固定，同时不同的项目受到的资助力度也不一样。有时候，法国国家教育部也会资助我们青少年性教育片的拍摄。另外，中心设在巴黎，当地两家影院会固定放映SDB的电影（这也会带来一定的票房收入）。同时，中心也接受社会的私人捐款和财团赞助。”

据了解，1972年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24届会议上，将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并确定该年的重要活动是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世界性政府间会议，即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那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费雷尔笑言自己早就知道毛泽东那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话。”

在费雷尔看来，未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男性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更重要的作用，“因为‘更重要’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我们需要从男孩子童年起就教育他们尊重女性，比如很多青少年不觉得在街头冲着女人吹口哨或者问电话号码是一种性骚扰，但女性是不会这样搭讪男性的。除此之外，无意识的‘不尊敬’‘不公平’也应该被重视。比如搭乘地铁，男性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身体铺开，他们会张开腿，伸开脚，在原本的公共空间里占据女性的空间，让她们不得不蜷身收缩在一起。”

费雷尔也并不回避法国社会目前的问题，比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还存在，政界的女性依旧非常少。“我们中心近两年也在为女性艺术家呼吁，比如法国的博物馆收藏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