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论拉丁美洲的民族和民族性

原创 译者：周全 中拉智讯 收录于话题#书评14个

智讯君按：

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 1917-2012）最后出版遗作《革命万岁》是其四十年来研究拉丁美洲的作品选集。本书由拉美史学者、《剑桥拉丁美洲史》主编，同时更是霍布斯邦超过五十年的朋友——莱斯利・贝瑟尔负责选编并撰写导言，收录范围从霍布斯鲍姆1960年第一篇探讨古巴革命的文章，一直到其出版于2002年自传中以拉丁美洲为主题的章节。这些文章探讨了拉丁美洲从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以来的人口、经济与社会变革，并特别强调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以及一般大众──城市工人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在1940和1950年代的政治觉醒。更重要的是整个拉丁美洲在1960年代中叶到1970年代中叶，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霍布斯鲍姆笔下关于拉丁美洲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具有历史意义。不过写下这些文章之际，与其说他是位专业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当代社会与政治变革的观察者和分析者。他不仅呈现其长达四十年来对拉丁美洲的观察、关注，与热情，更以此方式，为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知识和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拉丁美洲是一个“革命的大陆”，1960年代世界革命的希望所在。1959年，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让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拉丁美洲着迷。1960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首次造访这个地区便深受其吸引，“因为社会革命的岩浆显然正在那个大陆沸腾。”他认为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阶级将会因为他们的贫穷、不安与低劣至极的生活条件，成为潜在的不定时炸弹；他同时也对秘鲁和哥伦比亚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提到巴西劳工党的成长茁壮，足以“温暖每一个老左派心中的皱纹”。

基于对社会革命的期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直维系着对拉丁美洲的兴趣。拉丁美洲是一个同构型极高却蠢蠢欲动的大陆。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几乎是所有地区的共同书面语言，所有国家的宗教背景都是天主教。移民在大部分国家都融入得非常成功，甚至可在政府机构位居要职。不论是当地知识分子或外界人士，都倾向将该大陆视为一个整体；相较之下，欧盟再怎么努力，欧洲还是没有可与其相提并论的团结一致感。历史团结了拉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即便如此，拉美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与一般百姓之间却泾渭分明，财富严重不均、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首次造访拉丁美洲之后就已经确定，一、二十年内，这里恐怕会变成“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地区”。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和历史做出了精粹的评判：“拉丁美洲是历史变革的实验室，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颠覆传统公认的真理。拉丁美洲左派的历史是一部这样的历史：必须不断做出抉择，究竟应该选择固守成效不彰的纯正党派教义呢，抑或从各种恶形恶状当中找出最佳的替代选项──无论那是文职或军职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派系的中产阶级人士，抑或其他任何人选。”

有鉴于霍布斯鲍姆对拉美左翼的深刻理解，中拉智讯拟分三次摘录《革命万岁》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截至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独立后阶段，尽管有着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和挥舞的军旗，但此阶段并不是很重要；另一个阶段则实际上与反传统主义几乎不谋而合。“国家”意谓着进步（亦即经济发展），以及在全国领土上建立有效的国家权力。只有那些争取进步或至少愿意接受进步的人，才可被视为国家的真正成员。第三个阶段则基本上开始于墨西哥革命，并且与俄国革命遥相呼应。

其特点不仅在于各种群众运动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在全国范围内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同时也在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承认，国家是由人民所组成的──或许是除了热带雨林印第安人之外的每一个人。

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是一九一八年开始于阿根廷的科尔多瓦，接着很快在整个拉丁美洲扩散开来的学生运动。它一直蔓延到秘鲁、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古巴，并且明显激发出新的民粹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像是日后秘鲁的阿普拉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运动党、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等等，或许也可纳入其中。此类运动第一次从根本上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将“人民”确立为知识分子政治活动的基本对象，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都是民族主义运动。

第二个例子是一九二○年代的秘鲁，当时“原住民主义”（indigenismo）──即承认印第安人是秘鲁百姓的骨干──成为秘鲁国族意识的核心部分。这不仅被反对派知识分子（例如马里亚特吉、阿亚·德拉托雷等人）表达了出来，甚至还体现于莱吉亚、普拉多，以及桑切斯·塞罗（Sánchez Cerro）几位总统的官方政策中。第三个例子是一九三○年代的巴西。在那十年间，有三本书无疑形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巴西和巴西民族性的概念，分别是吉尔贝托·弗雷雷的《华屋与棚户》（Casa-grande y senzala）、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的《巴西之根》（Raíces de Brasil），以及卡约·普拉多的《当代巴西的形成》（Formaçao do Brasil Contemporâneo）。三个例子的共同点是谴责种族偏见，将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种的后裔融入迄今主要以本地或移民白人为主的“国族”。简而言之，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国族”的观念延伸到在地的大众。

这种延伸之所以变得比从前容易（至少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如此），是因为群众现在似乎已经自己为革命行动做好了准备，并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致力于科学、进步和启蒙，而且群众迄今对之不怎么感兴趣的社会。

阿亚·德拉托雷则至少和萨米恩托一样，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现代化主义者，而马里亚特吉也是如此。秘鲁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的路易斯·爱德华多·巴尔卡塞尔（Luis Eduardo] Valcárcel）写道：“安地斯山区的农民在等待一位列宁。”墨西哥的革命已经证明，至少可以创造出一位萨帕塔和一位比亚。

然而，不管“所有农村群众在等待他们的列宁”这种假设具有多大的误导性，此后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群众当中的某些重要部分能够被左派所动员。无论如何，左派的群众运动从此不仅可以如同在南锥体那样，存在于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工人阶层之间，更可如同在秘鲁一般地与非白人无产阶级同在。阿普拉党已成为一个大型的劳工政党，即便它对印第安心脏地带的影响微乎其微。从墨西哥革命开始，美洲所有的国族意识形态都纳入了群众。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新民族主义的另外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反帝国主义或仇外心理。它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假设，主张国家的首要任务──即透过经济发展以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对抗欧洲和美国来进行，而非主要藉由外国投资、初级产品出口，以及与一般外国企业的共生关系。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虽然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特别是在深受美国炮舰外交之苦的那些地区），现在却随着世界经济大萧条而蔚然成风。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一种新流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很容易径自沦为对外国人或外地人的仇恨，然后就像在墨西哥那般，明显导致外国人谋杀案的增加。但相当奇怪的是，遇害者多为东方人和土耳其人，而不是美国佬，以致至少有透纳那位作者在其《墨西哥民族主义的动力》（一九六八）书中，把它使用为普遍民族主义发展的实际指标。

我所想到的，是我们可在艾利欧·雅瓜里贝（Hélio Jaguaribe）等巴西作家身上发现的“发展主义”（ desarrollista）意识形态，而且他们并不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标签。对那些人来说，“国家”正如同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所认为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单位──其基础为“具有能够促进经济一体化的连续领土”，经济一体化发生的难易度，“则与已经存在的文化统一程度成正比”。

然而，巴西已发展成为一个依赖欧洲、出口初级产品的经济体，这个事实阻碍了其一体化的进程。要等到不久之前，雅瓜里贝才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今日巴西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na atualidade brasileira）那本书中指出，此事剥夺了巴西实现那个目标的条件和诱因。最近却又发展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结合了各类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其他创新潮流。随之而来的，是要求国家开发矿产资源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认同民主、社会正义，并主张同时强化中央与地方权力来对抗各州权力的政治民族主义。

自从一九三○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主流就是「发展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亦即反对美国、通俗化、关心人民群众的状况，并且在政治上倾向于左派。在那十年间，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右翼势力一度看似可与之分庭抗礼，不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垮台排除了这种替代方案。无论如何，这些以法西斯主义为榜样的拉丁美洲运动，在社会基础上往往与欧洲的原始版本大相径庭。这种进步民族主义潮流今日的主要对手，再度是来自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不管那是在平民或军方的主导下。就目前而言，“民族资产阶级”的趋势、“发展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都陷入衰退，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可能仍然比全球其他任何地区更为强势。

收尾之际，我们还可以提出另外两个问题。拉丁美洲群众的国族意识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当前全球民族主义复兴的趋势下，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前景如何呢？

一般墨西哥民众从何时开始自视为墨西哥人，或是洪都拉斯民众从何时开始自视为洪都拉斯人？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对那些被政府统计、登录或征税的男男女女来说，此举并不足以让他们开始认同其政府所声称代表的国家。但如果他们在民主政治体系中享有公民权利，他们更有可能认同自己的国家──尤其如果民主的压力带来了社会改革或其他对他们有利的好处。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表示，巴特列以来的乌拉圭，以及萨恩斯·佩尼亚以来的阿根廷都促进了国族意识。除此之外，被视为某个特定国家海外成员的大量移民，也会发展出国族意识，即便当他们在故里的时候并没有。……同样地，如果人们被一股宣扬民族主义的势力动员起来，他们就会透过它来认同“国家”：所有的阿普拉党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秘鲁特质”（Peruanidad），所有的裴隆主义者则很可能都强烈体会到自己是阿根廷人。

毕竟有人主张，经由对一位国家代表性人物的仰慕而产生的国家认同，比其他形式的政治认同更加重要──至少在拉丁美洲如此。无庸置疑的是，热图利奥·瓦加斯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能够激励巴西贫民，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巴西人。就此而言，古老的军事独裁统治传统有时也会引导出现代的民族主义概念，因为一些“考迪罗”已脱胎成为革命或民粹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甚至连秘鲁的奥德里亚将军和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亚将军之类看似不可能的人选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创造国族意识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无疑来自现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透过科技强化的情况下。自从有了世界杯以来便绝对可以确定，每个国家凡是接触得到收音机或电视机的国民，都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爱国主义（一九六○年代以来谁不是这样呢？）──如果那个国家有一支象样足球队的话。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世界杯可以回溯到一九三○年，而当时乌拉圭在决赛中击败了阿根廷。

事实上，拉丁美洲毫无疑问是唯一一个由于足球之争而导致（或至少促成）实际战争的大陆，即一九六九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广播的发展同样事关重大，甚至比电视还要来得重要，因为它带来了特定类型的音乐，或在国内外普遍被视为国家象征的特定曲调（我们说的可不是国歌），也因为它把关于国家大事的最新消息传播到偏远地区和文盲身边。有别于印刷文化，新的高科技口传文化与视觉文化，并不会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

此外，识字率的提高，亦即学校教育的普及，不可避免地有助于产生国家意识，因为各地的许许多多学校都致力于灌输这种意识。霍华德·汉德尔曼针对两个秘鲁大区进行的比较研究便阐明了这一点。直到二十五年前，库斯科大区各个公社仅仅百分之八的成年人拥有收音机、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儿童上学、成人识字率低于百分之二十，而且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前往过邻近城市。然而在胡宁大区，有一半以上的儿童上学、百分之四十五的成年人拥有收音机、百分之三十的人识字。

在该地百分之六十的公社中，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都能够说西班牙语；库斯科的百姓却多半不会说西班牙语，而且几乎没有双语的公社。我们不必刻意钻研卡尔·多伊奇关于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的理论，即可期待胡宁大区的乡村政治会更加“国家化”，而且事实的确如此。就瓦西坎查那个剽悍公社而言（加文·史密斯正确地称之为一个特别偏远的聚落），早在一九三○年的时候，有关全国政治局势的讨论“如今已成为村内日常谈话的一部分”。

但即便意识到他们的斗争已达到国家层级，我们也绝不能忘记，那并不表示秘鲁在瓦西坎查人心目中的突出地位能够比得上他们真正重要的问题：与邻近的图克雷庄园因土地而起的冲突。然而，时至一九六○年代已经毫无疑问的是，秘鲁的国旗──那个国家的正式象征──普遍出现在农民的土地入侵行动中，以至于在一个地点甚至有报导指出，农民制作国旗的目的是为了要进行入侵。据我所知，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爆发的前一波农业骚乱中，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在这段期间内，某种形式的国族意识已在群众中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那极可能是一九五○年代高地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副产品，强化了村民与城市世界之间的联系。今天或许只有很少数人会对自己的共和国或原籍国缺乏某种国家认同（甚至拉丁美洲偏远乡间的男男女女亦然），即便他们还不清楚这在具体政治方面有些什么意义（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阿尔蒙德与维尔巴二人在一九六○年针对意大利和墨西哥百姓所做的比较显示出，被视为民众革命的革命，以及被视为真正具有民意合法性的政府，能够激发出对国家积极支持的态度。两国当时皆为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半发达国家。在意大利只有百分之三受访者对本国的某些政治方面感到自豪，在墨西哥却有百分之三十。此外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墨西哥样本表示，他们能够讲出墨西哥革命的一些理想和目标，而且真的讲得出来：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土地改革以及──意义重大的──国家自由。

但未来又如何呢？世界其他地区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有三个特点：（一）它在理由上具有强烈的种族与语言方面，以及／或者宗教方面的色彩；（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主义的，着眼于裂解一些较大的国家，像是加拿大、西班牙或英国；而且（三）它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色彩，因为它使用宗教上、文化上，或政治上的过去为参照点，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根据它来制定日后的方案，而且多半如同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那般地鼓吹领土扩张。此外可能还有人会表示：（四）它主要是针对内部敌人（中央政府、移民、其他少数民族等等），而非针对别的国家。

这表明了拉丁美洲的不寻常情况。就语言来说，那里大部分地区的共同书面语言是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虽然也有使用其他一些本土方言，而且其继巴拉圭的瓜拉尼语之后陆续被承认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目前甚至连使用它们的人也不认为那些语言有取代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的潜力。所有拉美国家的宗教背景都是天主教，虽然此外还存在着各种本土宗教和混合教派，但或许除了海地之外，没有任何国家认为它们对自己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尽管并非无法想象，但巴西有朝一日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来自海洋彼岸的大量移民已在他们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南部）融入得非常成功，但阿根廷的大型犹太人小区可能除外，因为他们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既遭到排斥又自我孤立。说来奇怪的是，阿拉伯移民更容易受到接纳，并已在不少共和国晋升到最高职位，像是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马鲁夫（Malouf）、哥伦比亚的图尔瓦伊（Turbay），以及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其他一些人。

劳动力的跨境迁移固然在各地都引起了摩擦（例如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以及新近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但整体而言，类似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流向拉普拉塔地区的主要移民潮，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麻烦──肯定远远少于欧洲和北美的类似迁移。反正不管怎么样，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种族同构型，皆非拉丁美洲国族意识的一部分，因为它完全属于上层阶级的克里奥人。

历史团结了（并非分裂了）拉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从当地知识分子和外界人士持续倾向于将该大陆视为单一整体的做法，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听见巴西知识分子谈论着“拉丁美洲的思维方式”（opensamento latinoamericano）。无论欧盟在布鲁塞尔做出了多少努力，欧洲还是没有可相提并论的团结一致感。像切·格瓦拉那种从阿根廷经由墨西哥和古巴来到玻利维亚的职业生涯，在欧洲根本难以想象。即便那是出自语言上的原因，但真正原因不仅仅在于语言。在卡斯特罗的演讲中，我们听得见一位早期全大陆解放者的回响，而且象征意味十足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斯特罗梦醒之际写出了玻利瓦尔的失败和死亡。

最后，与旧世界相较之下，分离主义的意义显然微不足道──即便我们不能排除它有朝一日或许会发展起来的可能性。尽管加勒比海岛屿世界中的分离主义不容忽视，但在拉美大陆难得一见而且迄今只是短暂出现的一些特例（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省，巴西的南大河州），与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也许传统上广受欢迎的联邦宪法，以及中央国家机器的极度软弱无能和效率低下，为有效的地方自治留下了比在欧洲更大的空间。

预测未来趋势是不可能的。各国军队之间或许会出现一些军事争端，例如传统上因为边界不明确而起的周期性冲突（主要是在亚马逊盆地周边地带），但各共和国之间不太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国族要求无疑将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作用，给国内煽动家和民粹主义领导人带来助力。不过鉴于该地区移工的低调作风，西欧和北美普遍流行的排外情绪似乎并不存在。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拉丁美洲的民族大熔炉将会基于种族、语言或其他因素，裂解成为相互敌视的群体呢？这在拥有强大原住民人口的安地斯山区国家并非不可想象，当地印第安人对克里奥人和乔洛人的深层怨恨更是无庸置疑，其明证就是在秘鲁总统大选中，非白人（日裔）候选人阿尔韦托·藤森与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决时所获得的百分之四十五选票──其中部分无疑是因为那个“小中国佬”（Chinito）看得出来不是白人的缘故。墨西哥部分地区可能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但这些都只是推想而已。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而且肯定在欧亚大陆），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在拉丁美洲，它却只是臆测的对象。就目前而言，拉丁美洲是幸运的。

【本文摘录自《革命万岁：霍布斯鲍姆论拉丁美洲》，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编选：莱斯利·贝瑟尔，译者：周全，2021年1月左岸文化出版，原文刊载于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eric-hobsbawm-vivala-revolucion】

作者介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一位有着独特史观的历史学家，写就了脍炙人口的大众历史读物。他认为历史的推动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为寇的军人和牧人，所以写作了《原始的叛乱》、《盗匪》这样探讨平民叛乱的历史书；他认为学术不应该为少数人服务，因此书写了以一般大众为对象、横跨三世纪的系列丛书：《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他的著作在1960年代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反对独裁统治的思想来源，成了愤怒青年反对传统、亟欲推倒权威的引用词汇。1960年代之后，霍布斯鲍姆抱持他的世界观，成为少数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欧美人士，以他老一辈的“革命分子”身分，关心“嬉皮世代”，秉持无国界的世界主义以及平衡观察的视野，关切“全球化”议题。书名｜革命万岁：霍布斯邦论拉丁美洲

原标题：《霍布斯鲍姆论拉丁美洲的民族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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