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编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青年时代的史沫特莱

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在病榻上留下这样一段遗嘱：

“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了，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遗言出自一位美国记者之口让人惊讶，也为之动容。这位出生底层的美国姑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很能与大洋彼岸的劳苦大众共情。对自由与公平的追求，让她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一名具有左翼思想的记者与活动家。为追寻革命理想，她踏过柏林、莫斯科的土地，参加了印度民族解放事业，最后来到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奋斗，深深打动了她。中国，成为她的信仰归属地。

苦根萌出的社会主义之苗

史沫特莱的父亲靠在科罗拉多州的矿区小镇特立尼达做矿工谋生，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常常因不识字，被矿主蒙骗签下欺诈合同，白白工作却拿不到工钱。父亲酗酒后又常常殴打母亲，像自己母亲一样的底层妇女除了忍耐，别无他法。甚至常常因缺乏必要的避孕措施，反反复复怀孕，身体难以恢复，无法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一份可以自立的收入。更何况，当时留给女性体面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史沫特莱16岁时，母亲就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去世。

史沫特莱一家

母亲去世后，史沫特莱一边打工过着半流浪的生活，一边通过亲戚朋友帮助，断断续续地接受教育。1911年9月11日，她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师范学校求学。对于一个底层女性而言，获得教育和个人自由的机会是如此珍贵，因此史沫特莱不愿意像无数传统妇女一样仰丈夫鼻息生活，困囿于家庭之中。

在坦佩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她在辩论活动中结识了社会主义者索伯格·布伦丁（Thorberg Brundin）和厄内斯特·布伦丁（Ernest Brundin）姐弟，厄内斯特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史沫特莱的出身让她本能地保持着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她想弄明白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贫苦大众摆脱桎梏和压迫，布伦丁姐弟让她了解到原来已经有了系统解释社会问题成因的学说。

她积极参加校园刊物，听取各类社会活动家的演讲，并参加各类左翼学习小组的活动。她越来越认可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的理念。彼时，大英帝国加紧了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制，许多印度人流亡到美国，继续从事民族解放宣传。1917年3月10日，她聆听了一位颇有声望的印度人领袖拉伊帕特·拉伊（Lajpat Rai）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就被拉伊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吸引，便选择以此为使命，倾心投入。

长期在各印度人团体从事印度民族解放工作的经历，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演变，让她在1927年左右作出判断，亚洲民族主义者与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之间即将摊牌，印度的独立离不开同处被压迫被殖民状态的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中国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而她应当肩负起使命，充当两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间桥梁。

成为鲁迅的挚友

1928年12月末，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份，经苏联从东北进入中国。由于支持和参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沫特莱早已登上英国情报人员的黑名单。当时的上海，由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存在，政治上缺乏一个统一的机关，反而成为持不同政治观点和知识分子的避风港。这样的氛围有利于史沫特莱的工作，1929年5月到达上海后，她立马前往法租界，以尽量躲避英国特务的监视。此后七年，她一直居住在上海，从上海一步一步走向中国革命的中心。

初到上海的史沫特莱最早被胡适、徐志摩这一类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吸引。不久，她很快醒悟，他们作为“精神贵族”，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她不应该只是加入他们去享受精美的宴会，而应该眼睛向下，关注为他们拉车的人力车夫。结识地下党员社会学家陈翰笙，让她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城市的工厂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茅盾相识，她知道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左翼文学，还认识了鲁迅。依靠工农，不做“沙龙革命者”的政治见解让他们迅速走近，频频交换政治和文艺见解。史沫特莱由此深入中国左翼文学队伍内部，也一步步深入了解左翼文学背后，涌动的革命浪潮。

1933年，史沫特莱（左一）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在一起

1931年2月7日夜晚，左翼作家联盟的五名重要成员，被国民党当局仓促处决。悲愤的鲁迅写下一篇“黑暗中国的文学艺术现状”的文章，请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和茅盾等人商议后，担心发表这篇文章将导致鲁迅被捕或被杀，他们说服鲁迅采取另一种方式，写一篇由左联出面呼吁援助的公开信。茅盾和史沫特莱随即译出了这封信，派人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

鲁迅和围绕在鲁迅周围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让她感受到比自己接触过的印度知识分子，有更强的纪律性和为理想牺牲的勇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用反共的口号包装侵华政策，国民党不仅不积极抗日，反而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上海的政治高压与日俱增，她利用美国人的身份，将自己的寓所变成左翼群体的信息中转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的寓所是上海唯一能及时了解苏区动态的外侨寓所。在左翼人士遭遇人身危险之时，她积极庇护或帮助他们外逃。

传颂“中国的战歌”

日本的侵华阵线步步紧逼，上海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平静。她是上海既了解苏区发展状况，又能早早判断出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策略将使中国赢得独立的少数西方人士。她也鼓励和帮助了一批西方人士，如马海德（George Hatem）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前往苏区工作和采访。

1936年前后，她前往距红军新开辟的根据地只有约60公里的西安，等待着机会前去采访红军。由于中共希望第一名到访的记者，与国际左派毫无关联。史沫特莱遗憾地看着斯诺先她一步抵达延安。在西安时期，史沫特莱意外卷入了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她在张学良的总部每天晚上用英文播音40分钟，介绍西安每日大事和对“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杨虎城和张学良扼要采访，让外界除南京国民党持反张杨二人及共产党的公告以外，能更全面地及时了解西安局势。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终于收到梦寐以求的延安邀请信。在延安，她采访了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其中着重对朱德作长时间专访，后写成专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此书1955年以日文译本首版问世，之后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全世界流传，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会面

在延安期间，她还积极向国际社会呼吁向延安提供医疗物资和派医疗队，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中国支持革命，部分也要归功于史沫特莱。

在延安的采访告一段落，史沫特莱开始了她的战地采访工作。她想弄明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如何组织，他们又将怎样带领中国人民赢得胜利。史沫特莱的采访工作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1月初，她跟随山西境内一支八路军一同行军，向世界展示了八路军如何在战备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通过充分组织和发动民众，赢得了一些战斗胜利。

第二阶段是1938年1月到10月。当时，中国能为伤员治伤和做外科手术的多是西方教会医院的医师，且集中于大城市。而传教士成立的红十字会，又需恪守筹款承诺，仅为平民，不为任何战斗人员提供治疗，这就导致大量伤兵，尤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史沫特莱往来于武汉、长沙各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为八路军募集捐款，筹集医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协助朱德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尼赫鲁取得联系，争取到了印度派出一支五人组成的医疗队，其中就有柯棣华（Dwarkna Kotnis）医生。

第三阶段是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深入新四军华中敌后游击根据地，宣传报道在游击区的见闻，帮助新四军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并呼吁世界人民援助新四军。

亲历战斗一线，既要携带打字机等跟战士们一同行军，有时还要躲避敌兵，又要在休整之时，快速写稿，发出报道。缺衣少食已是最平常的情况，但史沫特莱并不抱怨辛苦，反而感到幸福：

“我背部受伤不轻，至今尚未痊愈，不得不忍着无止无休的疼痛工作。我们正在通过的地区，连普通的粗纸也买不到。这里没有钉子，没有植物油或动物脂肪，没有盐，没有燃料。我将要在冬季的严寒中写作而没有火烤，而且没有足够的东西可吃……我写这一切，并不是叫苦。我在过着我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选择每天一碗米饭的这种生活，也不想要“文明”社会能够给我的一切。我宁愿带着背部重伤工作和行军。我宁愿要这一切。”

她对为中国人民抗日胜利、争取独立的事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故而不顾身体的病痛，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到了1941年，中国大量国土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行动空间越来越小，她便回到美国，继续撰文介绍中国的情况。1943年，她以自传形式记叙在华十二年见闻的新书《中国的战歌》出版，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与抗战局势的窗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阴云逐渐笼罩，美国社会的政治氛围从支持中国全民族抗战，转向打击和清算所谓的“共党同情者”。一直鲜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史沫特莱遭遇极大的政治压力，甚至一同工作过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J.B.Powell），指控史沫特莱曾在场观看并参与新四军杀害两名美国传教士。还有人指控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她在美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晚年史沫特莱

1949年10月，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史沫特莱带上蛋糕与友人庆祝。她设法申请护照，1949年11月15日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以期寻得机会重新登上中国的土地。居留英国期间，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4月份等待手术时，为以防万一她写下本文开篇的遗嘱。不幸一语成谶，5月初做完手术不久，史沫特莱就因急性肺炎和呼吸衰竭死亡，享年58岁。

后来，她的骨灰由英国一个“人民代表团”带回到中国。1951年5月6日，北京为她举办了一场追悼会，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笔在她的墓碑上题写“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短暂的一生，不知疲倦地投入到追求劳苦大众得解放的事业中，为劳苦大众服务是她一生的信仰。在延安和游击队中所见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她一生中见到最符合她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形态。她与中共的友谊，就是社会主义信仰感召力的反映。

《史沫特莱传》，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

《国际名人看中国：中国在反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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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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