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养育教育问题被高度关注，公共政策如何设计共“育”未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中有许多都是“育”字当头，同生育、养育、教育等高度相关。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人口红利有关。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为生育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契机。但是，全面二孩的相关政策变动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人口出生小高潮，这就让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方向性转换的问题摆上了台面。

现实情况下，很多适龄夫妻之所以不愿意生育，同目前的养育成本过高密不可分。无论是入托难、无人照料，还是学区房一房难求和课外辅导“压力山大”，都让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望而却步。延长产检、夫妻同休（产假）等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养育成本、激励年轻人成家生子，对就业、经济增长等方面有何影响，其效果都有待评估。

如此多的建议都不谋而合地围绕“育”字展开，足见这些问题长期累积并交叠在一起，的确到了需要更加高度重视的新阶段。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印发，着力解决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一老一小”问题。养老和托育问题针对的对象不同，但都涉及人口的再生产和家庭的整体性。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家国同构和家文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来越表现为如何满足以家庭为核心的生育、养育和教育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更加突出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考量，而不仅仅是其经济属性和工具意义。众多城市之所以都卷入“抢人大战”，原因就在于各地日益认识到人的再生产问题是未来城市活力的主要依托。这也说明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可能有更大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对生育、养育和教育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样引发了人们对如何“育”的热议。“育”的问题，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大不相同的。“一老一小”的问题带有跨部门和跨层级色彩，比如养老托育涉及的28个部委、单位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协同推进。在政策实施方面，政府的财政投入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参与和推动。这些领域的难题带有联动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唯有政府、市场和社会携手推行一揽子的政策组合，才能共同破解问题，避免政策单打一和顾此失彼。去年中央政府建立了资金直达机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在财政支出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举措，将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家庭，使众多家庭真正受益。

与“育”字相关的问题有一定的长期性，政策见效也相对较慢。过去各级政府对养老托育重视不够，同这一工作难以衡量绩效和见效慢不无关系。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各级政府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特别是在民生方面政府要“交账”。目前来看，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同政府绩效的关联性还不够，绩效指标仍然是以投入和产出为主，而很少涉及结果和影响。政府不仅要看花了多少钱，还要看花钱的效果如何，特别是各项财政支出有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并有效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作者：马亮，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题为《生育养育教育 公共政策如何设计共“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