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回旋镖效应③｜英国警察与情报制度的帝国殖民血统

这是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这个系列探讨了“帝国回旋镖效应”（the imperial boomerang）及其在一系列殖民语境中的运作。本文提出，英国当下的一些最具强制性的机构——包括大都会警察安全局和军情五处（MI5）——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英帝国的需求。原文发表于Versoblog。

“帝国回旋镖效应”是指先在殖民地实验室里测试社会控制的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然后再在帝国内部部署，用以针对被压迫人口的过程。它指的是帝国主义向内转，用来对付帝国的大都市内被污名化的人、反抗者和少数族群。

英国为“帝国回旋镖效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研究。这个国家的一些最具强制性的机构，那些在镇压政治异见和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机构，包括大都会警察安全局，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帝国需求。不列颠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指在殖民地锁做的事情——它在不列颠群岛内部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1世纪英国左派的战略考虑也与此有关。

大都会警察、特别处和爱尔兰试验场

对于英国警察起源的普遍看法始于谦卑的巡警。在一端，伦敦的扒手和卡通片中的恶棍受到了法律严厉而公正的惩罚，而在另一端，社区巡逻队则为人指路，帮助孩子们过马路。

这种混淆事实的神话与英国警察崛起的残酷事实相距甚远，这一残酷事实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爱尔兰的一支占领军。在18世纪晚期，一支新的专业力量被创造出来，用以控制在英国殖民地上难以驾驭的臣民和农民起义。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成功的殖民统治方式，1829年建立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直接套用了这一模式。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统治精英在国内外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其蓬勃发展的海外领土上，“革命时代”撼动了大英帝国在北美、加勒比海和爱尔兰的地位。在国内，一无所有的工匠和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用民主参与的颠覆性思想威胁着精英的权力。新的人权观念正在使残酷的军事镇压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爆发的动乱越来越多。需要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更好地掩盖对被殖民者和无产者的强制管理——需要的是一支警察部队。

殖民时期的爱尔兰成为了这个新机构的理想试验场。英国内阁的爱尔兰大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在都柏林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半武装的、处于军队和平民之间的警察部队，专注于执行殖民地秩序。这支新部队将社会控制更紧密地嵌入民众中，使爱尔兰各地城镇、村庄的国家情报收集和执法人员的存在正当化了。

10年后，面对一波国内动荡，已经担任了内政大臣的皮尔把自己在殖民时期爱尔兰的成功工作作为解决国内的问题的模式。尽管议会和工人阶级普遍反对建立这个新机构，皮尔还是在1829年成功地建立了伦敦警察厅。正如兰德尔•威廉姆斯（Randall Williams）所指出的，英国议会提交的警察法案“在每个细节上几乎都与爱尔兰早些时候提交的法案一模一样”。用斯坦利·帕尔默（Stanley Palmer）的话来说，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爱尔兰就成为了“英国部长们对警察思想的试验场”。

帝国回旋镖不仅仅产生了警察的普遍制度。也许伦敦警察厅最臭名昭著的部分，政治意味明显的特别处（Special Branch），也是爱尔兰殖民统治时紧急事态的产物。英国政府设立了特别处，作为一个情报收集部门，专门针对英国境内潜在的不守规矩的爱尔兰移民。用伦敦警察厅一位专员的话说，该处早期的活动集中在使用“完全非法”的方法来遏制和破坏爱尔兰共和党人在英国领土上的活动。爱尔兰情报行动的负责人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被征召进入内政部，负责监督格拉斯哥和英格兰北部大量爱尔兰人聚集的城镇的情报收集工作。这种监视协助构成了爱尔兰人的“下等种族化”（downward racialisation），他们当时并不被认为是完全的白人。种族主义是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附属物，随着政治治安的制度化实践，种族主义被引入英格兰。殖民者的凝视转向国内可疑的移民社区，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欧洲和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正处于严密的监视和骚扰。

在一个经常重复的模式中，这个新的帝国监督机构迅速扩大其职权范围，包括在帝国都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很快，特别处的官员开始监视无政府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支旨在打击反殖民抵抗的力量现在给英国统治阶级提供了一种遏制国内威胁的方法。在20世纪，特别处使得政治监督贯穿了英国社会的核心，扫荡了从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英国妇女权利政治活动家）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英国左翼历史学家） 再到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的每一个人。

在2010年，120年后，披露出该处在50年期间秘密向1000多个政治团体渗透了数十名便衣警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秘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黑人正义运动，该运动中许多人是来自英国前非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完美例子，说明帝国的回旋镖飞回来再一次击中了自己的头部。

回旋镖效应产生了20世纪英国情报机构

英国的主要警察力量并不是英国强制机构中唯一一个可以直接追溯到帝国的：英国的情报机构——世界上最强大和技术最先进的机构之一，也拥有相同的帝国血统。

军情五处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国内情报机构。虽然现在被称为英国国内情报机构，但它最初是整个全球帝国的情报收集机构。事实上，军情五处脱胎于1909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成立的特勤局（Secret Service Bureau）。

日不落帝国庞大的帝国机器需要全面的手段来收集和处理信息，评估来自殖民地人民和敌对帝国的威胁。正如英国情报史学家考尔德•沃尔顿(Calder Walton)指出的那样，“第二次盎格鲁-波尔战争(Second Anglo-Boer War) 是一场发生在大英帝国边远地带的暴力的殖民地‘小型战争’，它首次提醒英国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情报机构。”全球日益增长的反殖民抵抗促成了军情五处的成立——该机构与特别处一起，成为20世纪针对英国左派的政治监视和干扰活动的中心。

整个20世纪，英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都在不断接住这一帝国回旋镖。正如历史学家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指出的那样，一战前后英国日益增长的帝国安全需求是大都市安全部门扩大中央化的数据收集的催化剂。国内的警察和情报官员，无论品阶高低，都在帝国打击国内颠覆分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例如，1941年至1946年间担任军情五处处长的戴维•皮特里(David Petrie) ，在担任印度德里情报局(Delhi Intelligence Bureau)局长期间，首先磨练了自己的技能。德里情报局负责监控殖民时期的英属印度的颠覆活动，而英国警方最成功的一些技术，包括指纹识别，最早都是在英国统治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

最终，正如辛克莱（Sinclair）和威廉姆斯（Williams）所指出的，成千上万的殖民官员从20世纪崩溃的大英帝国回到不列颠，并将他们的经验用于国内。20世纪70年代，军情五处官员对产业工人和 BBC进行政治审查时自称“马来黑手党”（Malayan Mafia）或“苏丹之魂”(the Sudan Souls) ，呼应了他们在帝国前哨担任殖民官员的经历。英国政治生活之井确实受到了帝国粒子的感染。

回旋镖、ACPO与矿工罢工

这种趋势在20世纪晚期仍在继续。1981年，警察的全国协调机构——警察总长协会(ACPO)——发布了一份新的防暴指南，即《公共秩序手册》（Public Order Manual）。它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部分警察变成了一支正规军部队，包括骑兵冲锋队和搜捕队。

这些许多人至今仍在使用的策略主要来自两个渠道: 北爱尔兰和香港的殖民警察——当时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驻香港警务处处长罗伊·亨利（Roy Henry）会定期出席 ACPO 会议，他说，英国警察从1983年开始被派往殖民地，是为了“参观我们，看看他们能从香港带走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1984年至1985年奥格里夫矿工罢工期间的所谓“奥格里夫大捷”（the Battle of Ogreave）中，警方展示了殖民地的镇压技术——战术性使用噪音——警察在防暴盾上敲击声音并统一高喊。正如格里·诺瑟姆（Gerry Northam）在《黑暗中射击》（Shooting in the Dark）一书中所说，奥格里夫揭露了英国本土的警察是如何使用殖民地策略的。英国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前警察局长约翰•奥尔德森(John Alderson)后来表示，奥格里夫的方法是“香港防暴队的翻版”。

殖民主义的遗留和延续再一次为英国统治阶级在国内的反颠覆战略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战术。英国工人阶级在矿工罢工中遭受失败，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帝国回旋镖在斩首行动中起着关键和隐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