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的扩大内需不是人为地刺激需求，而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对此构成支撑的就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在强化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更好地理解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关联，有利于我们落实相关的改革部署和发展政策。

一、胸怀“两个大局”、把握“两条主线”是深化认识的基础

新发展格局为什么必须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这里所涉及的主要还是对为什么要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理解。目前的解读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强调外部市场的变化，二是强调国内经济安全，三是强调中国已有的发展基础。

这些观点所涉及的事实大体都是存在的，但仅仅基于这些事实，仍不足以理解形成新发展格局是主动引领而非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而非权宜之计。主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外部市场变化，还是经济安全需要，或是中国已有发展基础，都未能很好地体现“胸怀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要求的“从世界看中国，从全局看当下，从未来看当下”的要求。

现代产业体系这个概念在中央文件中也并非新概念，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中，“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围绕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此次“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如果说“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话，那“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要求则意味着我们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更能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匹配。

但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能给现代产业体系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只能通过其主要特征来把握它，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现代产业体系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现代产业体系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

现代产业体系是多维的——不止高精尖；

现代产业体系是网状的——不能限于链；

现代产业体系是全球的——不能限于国。

总体来说，就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来说，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与新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概念，因而也必须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下产业发展新趋势和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这两条主线来进一步深化认识。

二、新工业革命下全球现代产业发展新趋势推动产业布局的区域化

一场工业革命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复杂而多维的，正是历次工业革命影响的累积塑造我们今天的世界，而正在进行的新工业革命也将进一步塑造我们的未来。

1.产业发展新基础

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都不是凭空而起的，都会以过去的产业分工作为重要基础。上世纪70年代后国际产业大转移奠定了此次新工业革命的产业基础，那就是体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国际分工，从国与国之间的产业间分工发展成为产业内甚至是产品内分工。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生产分解，二是服务转型。在生产分解下，一个国家从事什么环节的生产（里子）远比卖什么产品（面子）更为重要；在一些分工复杂的产业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很难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往往只从事某些特定环节的产业活动。在服务转型下，服务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导致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并导致价值增值逻辑的重大变化，即交易结束不是价值增值的终点而是价值增值的起点。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现在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等是不是能很好地反映这五十年来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比如国际贸易顺差统计主要是基于五十年前的产业间国际分工，所对应的主要是产成品贸易，而今天主要是半成品贸易；比如对一、二、三产业比重的统计是基于产品与服务、产业与产业的分离，而现在却是广泛的融合；比如地方各项产业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整个产业，而实际落地的却只能是该产业中某些环节的产业活动；等等。在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我们还不妨思考按照一、二、三产业来设置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是否有利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

2.产业发展新突破

首先是科学发展及其带来的产业技术突破。“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的新的产业（技术）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在这些产业技术突破本身所带来的新的产业外，不仅很多新的产业技术融合发展，同时也有很多新的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从而更新或催生更多新的产业领域。

特别是在万物互联下，大数据不仅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还会重塑整个产业运行与发展的基础，大数据的应用不仅意味着发现以前未曾或未能发现的问题，也能帮助我们在客户发现问题之前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而区块链技术今后的发展，对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的重塑也是不可小视，麦肯锡的报告将其与蒸汽机、电力和互联网并列。与这些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此次“十四五”规划纲要，就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涉及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重要领域。数字经济本身具有跨越时空的天然优势，数字经济全球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新空间，并对民族国家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的重大挑战。

3.产业发展新模式

随着这场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很多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在不断涌现出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的，就有平台经济模式和共享经济模式。像阿里、腾讯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平台经济模式，它实际上是在形成一个产业生态圈，而共享经济模式实际上也是平台经济模式里的一种类型。

平台经济的发展，使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将从根本上重塑产业及产业间关系。比如，平台经济建立在网络效应的基础上，因而具有不断自生长的特征，你无从知道其明确的边界在哪里，也无从知道它今后还会融入哪些业务。

于是，我们看到平台经济不断地“侵入”其他产业领域，而且它是带着平台的思维进入的，从而不断对其进入的行业产生改造甚至是颠覆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平台经济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其市场垄断地位不仅对同行业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因其产业生态圈的实质而对众多产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平台经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不正当竞争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侵害生态圈内参与者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关注并进行有效遏制。

4.产业发展新规则

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产业基础、产业技术和产业模式所决定的，产业规则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由于生产分解与服务转型，依赖产业间国际分工的WTO规则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各种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如火如荼在开展，大家比较熟悉的有TPP（CPTPP）、TTIP、RCEP等。

与WTO相比，这些新的谈判凸显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推进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者实际上对应的就是生产分解，后者对应的就是服务转型；

二是更高劳工标准和更高环保标准；

三是竞争中立原则。需要指出的是，竞争中立原则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的，要求国有企业不能享有特殊待遇以维持公平竞争。竞争中立不是针对中国的，它由经合组织提出，后来被美国对外投资协议范本和欧盟对外投资协议范本所采用，目前已经成为高水平自由贸易谈判的基本规则。

5.产业发展新布局

在过去几十年中，基于跨国公司利益进行的国际分工过于分散，这导致半成品贸易的运输成本上升，并且供应链过长也使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就曾导致很多国家的企业停产。因此，近年来也产生了缩短供应链的内在需要。国际分工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而展开的，而近年来新工业革命下产业发展新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推进，包括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都使一个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区域化成为可能，也就是在全世界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生产中心。

实际上，各种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所促成的正是这种区域化，这种区域化得到了产业发展新基础、新突破、新模式与新规则等的有力支撑。在产业布局区域化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趋势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战略与方式方法等需要前瞻性的应对。

三、疫情冲击将加速经济全球化中现代产业体系布局的区域化

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柏林墙倒塌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三个重要的转折点，梳理我国历史上在这三个转折点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什么时候中国（被）隔离于全球化之外，什么时候不与世界文明发展同步，中国就开始落伍；而什么时候中国融入全球化，中国就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为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强起来，不可能背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除新工业革命之外，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也将成为塑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有学者就将病毒的传播作为衡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而此次疫情不仅表明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表明经济全球化将发生某些深刻的变革。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争辩来看，对于疫情冲击后的全球化，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主权化，即经济全球化退回到“一战”前；

二是阵营化：经济全球化退回到“二战”后；

三是区域化，作为对主权化和阵营化的折衷。

这三种观点都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但是否真是如此呢？

主权化意味着文明的倒退和各国福利的损失，是最不可能的。

阵营化包含了两个“臆想”的事实，一是阵营一直都存在的，发达国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阵营；二是中国过去是全球化中的被整合者，不具备成为阵营中心的能力。

相比于主权化和阵营化，区域化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但它不能被理解为是对主权化和阵营化的折衷，而是代表了疫情冲击下因效率之外的安全等方面需要而对国际分工进行主动调整的反映。这样来看，疫情冲击并没有改变新工业革命下产业布局区域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相反，它将进一步推进并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

这种区域化，不能被理解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尽管现在出现了一些保护主义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做法，但这不会形成主流，正如中央领导曾强调的，“从长远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虽然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全球化的规则与布局却是可以也必然是不断进行调整的。

与过去主要基于跨国公司利益进行的国际分工布局不同，区域化是民族国家积极参与协调的结果，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兼顾了国内经济安全、社会公平与全球化利益分配等问题。区域化的实质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内的本土化，套用我们关于新发展格局的提法，区域化是指形成以区域内大循环为主体、区域内区域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其努力方向既包括存量的调整，更是着眼于新工业革命下新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构建。

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化实践一直都在，比如早已存在的欧盟，但疫情冲击将使区域化变成更为自觉的努力。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议就是区域化的美墨加版，而2020年11月签署的RCEP协议也是如此。在美墨加协议中，其原产地原则可以被看作是推进美墨加区域内大循环的促进政策。

当然，我们会看到，区域化并非将世界简单地重新划分为几大板块。从各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参与者来看，区域化以地理相邻为重要基础，但并不限于地理相邻，参与国通过各种跨地域的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等，形成重叠互嵌的特征。这样，我们就要看到，由于不同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参与者存在差异，谈判所追求的规则重点会有不同，这也就是说不同的区域化之间甚至区域化内部都可以存在较大的规则差异。

四、新发展格局是区域化的中国版，必须得到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

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更为合理的国际分工布局，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齐全的工业门类、已有的发展基础等，可以使中国成为全球若干个区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域。

因此，新发展格局可以看作是区域化的中国版，它是我们在对新工业革命和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战略判断下，“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所做出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不是被迫被动地适应，而是对走向更合理的经济全球化分工格局的前瞻性主动引领，所以它也决不可能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新工业革命下产业发展新趋势的主动性引领。因此，其形成也必须以新工业革命下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我们只有抓住国际产业存量布局调整和新工业革命下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推进国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本土化，实现更好地走出去与更好地引进来相结合，才能真正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刘志广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