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徐家宁：光绪与珍妃传世照片辨伪

3月14日，历史影像学者徐家宁先生在成都·寻麓书馆传灯人系列讲座中为读者们分享了“光绪与珍妃的照片辨伪”的这个话题。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皇帝困居瀛台，珍妃被迫投井……这些晚清的宫廷秘闻，人们可谓耳熟能详。光绪帝和珍妃长什么样子？许多读者都曾见过他们的照片，但是那些流传下来的形象真是这对苦命鸳鸯的真颜吗？未必。且看徐家宁先生是如何侦破这些历史照片真相的。徐家宁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影像的研究和整理，曾任中国摄影史纪录片《西洋镜》主讲人，译有《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著有《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北洋岁月》、《航拍中国，1945》、《中国历史影像·早期摄影家作品集》等。

人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历史上的宫闱之事又总是扑朔迷离。尽管野史的描写绘声绘色，但那种亲临现场的感觉又明确告诉你这不足全信。这种朦胧的感觉，撩拨着每一位吃瓜群众。关于垂帘听政、珍妃投井这样的故事，已是妇孺皆知，残忍的慈禧、羸弱的光绪和可怜的珍妃形象都跃然纸上。慈禧自不必说，她在1903-1904年拍的众多照片早已传遍网络，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精于保养、慈眉善目的“老佛爷”，和我们以前读书产生的形象很不一样。那年轻的光绪帝和他宠爱的女人珍妃又长什么样子呢？真如书上说的那般吗？

故宫出版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1990年）和《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1994年）两本画册都发表过同一张“珍妃”的照片：一位年轻女性的椭圆形半身像，眼神中透着无辜和稚嫩，前额有短短的刘海，梳着硕大的旗头。

故宫出版的两本画册中的“珍妃”照片

不过，这张常见的“珍妃”照片并不完整，在故宫收藏的原版中，照片上半部分还有通过暗房合成的“贞贵妃肖像”几个字。

原版

这样的处理方式说明这张照片采用的是明胶银盐纸基工艺，这种照片处理工艺直到1910年代末才开始在中国流行，而不是珍妃活着的十九世纪。清代后妃中被封为“贞妃”的只在顺治朝有一位，而且不是“贵妃”衔，那时也没有摄影术。珍妃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如果这是一张“官方”的照片，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讹误。除此之外，照片中人物的发型也是疑点。这种额前极短的一行刘海发型称作“满天星”，是大概在1900年代才从青楼中传出的一种时髦发型。

“满天星”发型

众所周知，在清代，汉族未出阁的姑娘要有覆额的刘海，出嫁后则会把额前的头发向后梳，露出额头。青楼女子“满天星”的发型是介于有刘海和没刘海之间，实际上是向青楼的顾客暗示姑娘们的“鲜嫩”程度。旗籍贵族女性在清代没有留刘海的习惯，特别是在婚后，头发会先经过中分或偏分才再进行处理，不会剪短额前的头发，全民刘海是“五四运动”之后才流行起来的。综上所述，这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中人并非真正的珍妃，很可能是1910年代拍摄的一位戴着大拉翅的汉族姑娘。

旗籍贵族女性在清代没有留刘海的习惯

还有其他珍妃的照片吗？如果翻翻旧资料就会发现，1930年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周刊》出版了一期“珍妃专号”，上面刊载了一张“珍妃遗像”：一名满族传统装束的年轻女子站在屋前，左手扶在一张茶几上，右手捏着手帕。

“珍妃遗像”

据此“专号”刊载，这张照片曾经一些太监和宫女的指认，一位刘姓宫女回忆说：“宫中之像，乃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之照，所着衣服，长袍为洋粉色，背心为月白色镶宽边，乃光绪二十一年最时髦之装束，系于宫中另做者。珍妃每早于慈禧前请安毕，即回景仁宫，任意装束，并时则各种姿势，此象则于南海所照，后为慈禧所见颇不悦。”描述得如此具体，似乎可以确定这张站像里的女性就是珍妃了。不过，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普遍认为（史料＋实物证据）摄影术进入宫廷并为长居紫禁城的人服务始于1903年勋龄为慈禧拍照，如果这张照片是珍妃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间在南海拍摄的，那也就是说早在1895-1896年间，就有摄影师进入宫廷为后妃拍照，这似乎比给光绪皇帝和慈禧拍照还难，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怎么能随便在外人前抛头露面？！而且这个摄影师极有可能是男性。传说珍妃喜欢拍照，还以某位亲信太监为代理人，出资在东安市场开了家照相馆，会不会是她指导某位太监为自己拍了这张肖像呢？要知道，在1900年以前摄影还处在干版工艺的时代，底片都是玻璃板，摄影师需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和化学知识，远不像现在会按快门就行。如果珍妃把在宫中拍的照片拿到外面去洗印，让皇帝的后宫抛头露面，在最讲究“礼”的宫廷，那她真是死有余辜了。那会不会是珍妃在进宫之前拍的这张照片呢？珍妃出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进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幽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推入井中，也就是说在宫外拍照只可能是在1876-1889年之间，即1-13岁之间，这与照片中人物的年龄完全不符。

更重要的是，经过其他照片的交叉比对和清皇室后裔的指认，这张照片里的人是郭布罗·荣源（1884-1951）的母亲，后来宣统帝的皇后婉容的奶奶。荣源的三继妻是贝勒毓朗家的二格格，也就是婉容的养母。另有一张荣源之母穿同样衣服戴同样发饰在同一地点与亲家毓朗福晋拍摄的合影。所以，这张照片中的女性也不是珍妃。

荣源之母与亲家毓朗福晋合影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张可以确认是珍妃的照片。

相对珍妃的两张照片，光绪帝有更多的照片传世，罗列如下。

这张照片普遍被传为光绪帝小时候的骑马照，此种说法的来源之一是英国杂志《黑与白》（Black and White: A weekly illustrated record and review）1900年6月23日号第959版，是一篇庚子事变背景下介绍中国政局文章的配图。照片中持马鞭者注为“李鸿章”（Li Hung Chang），马背上的孩子注为“光绪”（Kwang-Su）。对于这一张“幼年光绪骑马照”，首先可以厘清的是，左边持马鞭者并不是李鸿章；而照片中这位显然的主角——马上的幼童，也不可能是入宫之前的光绪帝。笔者见到的一张此照片的原版，提供了更多判读这张照片的线索。

原版

这张原版照片背面左下角偏上的位置，钤有一枚椭圆形蓝色印章，顺时针旋转了90度，蓝色印章的一部分渗透到照片正面。根据这渗透出来的部分，可以看出这是19世纪70-80年代活跃在北京的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1898）的著作权印。印章外圈上层写着“THOS. CHILD”，下圈写着“PEKING”，这两部分用两个星号隔开，中间写着“No.”，后面通常会用铅笔填写照片编号。

印章

查尔德是大清海关雇用的外籍工程师，1870年8月27日抵京，1889年回国。他在业余时间跑遍了北京周边，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有很好的销路，因而他的作品后世存量不小。查尔德很注重自己的照片署名，大概有三种署名方式贯穿其在中国的创作生涯：1880年以前他会在玻璃底片角落的感光层上用尖针刻写姓名、年代、地点等信息，这样每张洗印的照片都会留下他的签名。但是这样对底片会产生不可逆的损害，随着洗印次数的增多，不断接触化学药片，加之保存底片环境的温湿度变化，感光层很容易从划破的地方开裂、剥落，因此在1880年后他开始用软笔蘸黑色染料在底片上签名，这样仍然可以保证每张洗印的照片上都有自己的签名，同时不会破坏感光层。但是在底片上的签名有时还是会因为底片保存状况的原因而被迫裁剪掉，因此进入1880年代以后，他开始采用第三种签名方式，即前面提到的在照片背面钤印。由此可以推断这张底片上没有签名，但背面有钤印的照片应当是查尔德在1880年代的作品。那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假设照片中的孩子是幼年光绪帝，拍照时应该在三岁左右，即1874年前后，是查尔德会在底片上签名的年代，后来由于某种原因，1880年代再次洗印这张照片时原本的签名被裁掉了，于是他在照片背后钤了印。查尔德是位很有商业头脑的摄影师，了解名人效应，会为卖照片登广告。在他1872年6月15日给妻子的家书中提到，他正准备出门赴约的时候法国公使来拍照，因为公使是大金主（a big GUN），哪怕是赴约迟到也优先给公使拍了照；还有1872年6月22日的家书中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来访大书特书。但是他在1877年8月和1878年4月号的《远东》杂志（The far East）上却丝毫未提曾经入醇亲王府为尚未登基的载湉拍照。如果查尔德是顾及小皇帝的肖像权而没有提，那画报等媒体以及照片流通市场中出现的这张“幼年光绪帝骑马照”又是哪里来的呢？说明这张照片里马背上的孩子不是幼年光绪。

还有一张广为流传的青年光绪帝的照片（大约十几岁），这种说法的起源之一是奥登（Ogden），英国一家老牌烟草公司发行的烟画。20世纪初，国内外很多烟草公司为了促销，都会在香烟的包装中附赠“收藏品”，最常见的就是称作“烟画”的一张小画片，甚至有放现金和彩票的。集齐一套烟画不仅可以满足顾客的收藏欲，还可兑换奖品。在奥登公司出品的十支装“几内亚金”（Guinea Gold）香烟中曾经共放入过两套中国主题的烟画，其中有两张标注为光绪帝，其一为站着的“光绪帝”与一名坐着的中年人合影，另一张是将这张合影中的“光绪帝”单独裁剪出来。

奥登烟草公司发行的烟画中的光绪

这张照片原始出处是哪里呢？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本相册中有这张照片，系在醇亲王南府内拍摄，摄影师是中国人梁时泰。

原版

梁时泰出生在广东，早年从外国人那里习得摄影术后，开始在香港皇后大道26号开设照相馆。但彼时的香港照相业已近饱和，于是他在1876年迁往上海，在四马路（今福州路）401号开设时泰照相馆。1880年前后又转往照相馆业还很不发达的天津，在法租界紫竹林杏花邨开设照相馆，并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相熟，后又通过李鸿章结识了时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的醇亲王奕譞，在奕譞1886年大阅北洋海军时即作为两位随行摄影师之一（另一位是德籍摄影师来兴克），醇王事后“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四百两”，此后醇王的照片几乎都由梁时泰拍摄。这张照片中与年轻的“光绪帝”合影的人确实是醇亲王奕譞，并且由相册中其它照片可以判定，照片的拍摄地点是位于太平湖的“南府”。1887年朝廷赏赐奕譞位于后海北沿的“北府”，经整修后1889年举家迁入，辅以相册最前面1888年的题签，说明这本相册至晚摄于1888年。此时光绪确为十几岁的少年，但对中国古代的礼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将照片中垂手站立的少年认作光绪帝，因为尽管两人血缘上是父子，但在当时的礼教环境下实为君臣。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后，奕譞先是请辞以避嫌，后来与皇帝相处也十分谦恭有礼，因而照片中这种“皇帝”站着、臣子坐着，违背彼时伦理纲常的景象，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不过这张照片在相册里的注释原文，确为“醇亲王与幼子”，这是相册里仅有的两张没有梁时泰所注中文注释的照片之一，即使放宽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直到1891年奕譞去世，他其余三子中最年长的载沣也不足八岁，与照片中的少年年龄不符，因而这名少年身份的确认，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出现。

还有一张“光绪帝”与“谭嗣同”等人的合影也广为流传。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驾崩后，法国《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刊发的纪念文章中，用了这张照片的局部作配图，并在左五那个年轻人下面标注“皇帝”（L’Empereur），是此种讹传的起源之一。

法国《世界画报》的配图

其中一张配图的原图

不过很明显，这位被标注为“光绪帝”的年轻人穿的是郡王补服，他衣服上装饰的四团龙（两肩及胸前胸后各一）、胸前的行龙，正好符合清代冠服制度中郡王补服“用石青色，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的规制。这又是一个涉及礼制的问题，外国人依然是搞不懂的，不过我们现在能由此判断这个年轻人一定不是光绪帝。照片中也提供了一些时间上的线索，在这张照片中有两名法国军官，其中站在后排的那位帽子前方正中央有数字“17”，这表示他隶属于法军殖民地军第17团，这支部队1901年1月成立，1902年6月更名为陆军第5团，因此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901年1月至1902年6月之间。此外由背景中的建筑可知这里是清西陵泰陵，即雍正帝的陵寝大红门前，又由照片中众人身着冬装，同时有郡王和外国人到场，从而进一步缩小了时间范围，此时光绪帝并不在北京，这张照片里没有光绪帝。那这张合影里的人都是谁呢？实际上这张照片也曾被刊载到法国报纸上，其中被认成光绪皇帝的是顺承郡王讷勒赫，他身旁的老者是贝子奕谟。

顺承郡王讷勒赫

流传甚广的这三张“光绪帝”照片都不对的话，那到底有没有光绪帝的照片存世呢？抛开那些存在于文字上的光绪帝照片和画像不算，答案是有的，有一张照片可以确定拍摄的是光绪帝。1902年1月8日，两宫回銮，据《德宗实录·卷四十九》载：“上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自保定府御火车启銮。未刻至京师，诣正阳门关帝庙、菩萨庙拈香还宫。”时任怀来知县的吴永，因迎驾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他在回忆这段历史的《庚子西狩丛谈》中也提到，“火车抵马家堡，稍停；旋见军士擎枪奏乐。两宫先后下车。皇上御八抬黄缎轿，舁轿夫均穿紫红色缎绣花衣，四围由侍卫、内监拥护，轿前排列兵丁、乐工、大旗……皇太后黄轿仪仗，均与皇上相同。又次则为各亲王、宫嫔，由马军门玉昆拥护。殿以皇后，同御黄缎轿，仪仗随从，视两宫稍减。宫嫔则用绿轿一顶，马车六辆……约末未正五十分，始抵正阳门。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观看，有脱帽挥拂以示敬礼者。太后在舆中仰视，似以含笑答之。”就在拈香的时候，城墙上围观的外国摄影师拍下了光绪帝的身影，美国作家立德夫人在她的《我的北京花园》（李国庆、陆瑾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p47）里有更生动的描述：“皇帝的行动还是闪电般地迅速，几乎连一眼都不让人看到。他跨出轿子，祭过供奉护国大帝关羽的武庙，立即又被抬走了，叫人都不敢相信他曾下过轿。反之，慈禧太后则停留了很久，向城墙上各色外国观众先是挥手，再是挥手帕，然后又要来了一副看戏用的眼镜，以便更仔细地打量他们。”慈禧太后向城墙上的外国人挥手帕和光绪帝下轿的照片都被摄影师记录下来，遗憾的是，光绪帝动作如“闪电般地迅速”，而且未像慈禧太后那样抬头看外国人，因此没能看清容貌，但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张可以看清光绪帝身影的照片。

外国摄影师拍下的光绪帝身影

外国摄影师拍下的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