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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朝晖:面对新冠疫情,为什么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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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2日,“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30期年度盛典“2020,这一年”演讲现场,新冠肺炎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带来演讲:《面对新冠疫情,为什么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
演讲嘉宾童朝晖:《面对新冠疫情,为什么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 | 拍摄:Vphoto
以下为童朝晖演讲实录:
2020.12.12 北京
大家好,我是童朝晖。今天没有食言,我还是来到了这里,给大家分享抗疫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我们中国能这么快打赢这场战争。
2020这一年,大家过得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不管是我们医务人员,还是坚守在家里的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经历着这场疫情,在国际社会,全世界的人民也一样经受着这场疫情。
面对这一场新冠疫情,我们中国为什么能打赢这场战争?
其实,我们刚到武汉的时候,心里也没底。有人说一个月能搞定,有人说两个月能搞定,现在回看,我们中国是三个月实现清零。目前(2020年12月),欧洲、美国他们第三波疫情也开始起来了,一天有10万、19万、21万这种大规模的暴发,而中国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大家开始正常的生活。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张照片是2020年1月18号拍摄的。当时我接到国家卫健委的通知,让我1月17号就去武汉。因为当时女儿还在国内,她正好18号要去美国,我就申请了18号去武汉,正好可以送女儿。
18号下午,我把女儿送到T3航站楼,自己再去T2。分别时,女儿问我:“爸爸,你到武汉干什么去?”当时,她并不知道我要到武汉干什么去。后来我到武汉以后,女儿才知道我是到武汉抗击疫情。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武汉一待就是100多天。我当时只带了两个礼拜的行李,后来在武汉穿的衣服都是社会捐赠的。
这张照片大家当时可能看到过,在网上传得很广。这里面有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邱海波教授,还有武汉协和、武汉同济、湖北省人民医院的几位专家,我们一起在病房工作。
其实我们不知道那天是过年,因为当时在武汉,我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周六周日,没有年三十,没有初一,没有十五。见面时,大家经常互相问,今天是礼拜几?
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过来的。每天上午,要进到病房去查看病人,然后下午进行病理讨论,因为大家对这个病例都不是很了解,要总结它的特点,进行讨论,晚上大家还要一起参加行政例会。每天都是很满的节奏。
这是我1月19号写的笔记。
我1月18号下午到了武汉,19号就去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病房。当时我就在我的笔记上写:重症病例多,从管理层面要根据不同的病情分层管理,还要院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要分工协作、分工明确。后来我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我就说武大中南还是重视程度更好一些。
从技术层面,我觉得治疗原则、治疗理念要改进。因为当时大家都没见过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也没见过这种重症的病人,所以管理上、技术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这张照片,是在金银潭医院的七层病房。中间是张定宇教授,他是金银潭医院的院长,旁边还有他们的副院长。我们当时就在讨论他们的重症病例,商议这些病人应该怎么处理。
比方说,我们提出来要把重病人集中管理,也就是后来的“四集中”——集中医院、集中资源、集中患者、集中医务人员,将不同层次的病人安置在不同的病区,那些需要上呼吸机的危重病人,就应该让重症危重症的专科医生和护士来管,普通的病人,可以让普通科室的医生来管。
制定救治策略上,也像打仗一样。我们救治策略观念要改变,要积极地关口前移。其实“关口前移”的原意就是,要积极插管,积极救治。因为我们发现当时有一些救治延迟的情况,所以提出了这些建议。
“四集中”也好,关口前移也好,积极救治也好,包括我们这种临床诊断问题,都成了后来扭转局势的一些关键举措。
作为临床医生,首先我们是个医生,应该每天深入临床一线去看病人。
左边这张照片,大家看到我这个防护穿戴,是不是会有点紧张?看,脖子还露在外头。其实这样就够了。我们现在也一样,戴口罩、勤洗手、在家开窗通风就可以了,甚至在人少的地方,只要通风好都不必戴口罩。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每天去看病人,不光要和病人去解释病情,还得缓解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告诉他们,你这个没有问题,能好。
这张照片是我们专家组在一起看病人,同时也在进行商量讨论,比如这个病人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策略,应该怎样救治,特别是一些病情复杂的病人和危重病人,比如有90多岁插管的病人,当然也有90岁拔管成功出院的病人。所以说,我们要对病情进行密切观察,要细致。
作为重症患者的医生,一定要精心重视细节,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病情就扭转过来了。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这是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一张图片。当时,我穿的隔离衣很薄,戴的口罩也是纱布口罩——其实根本就没用,自欺欺人,放在太阳底下全是孔,病毒肯定能过来。我们当时戴两层纱布口罩,里面再放三块纱布,其实也不管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外科口罩都比这好用。但在当时,我们也是这样,在病房里待了三个月。我当时是病房主任,收治了100多例SARS患者,没有1例死亡。
17年前,也就是2003年,我们医务人员在一线战胜了非典;今年,面对武汉疫情,我们作为有经验的老兵,更应该义不容辞去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说“百年不遇”并不为过,这次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都是百年不遇的灾难。
很多人问,这次的新冠和2003年SARS有什么区别?包括孙春兰副总理也问过。她在武汉的时候经常召开专题会,讨论无症状感染者怎么回事,复阳病人怎么回事,抗体怎么回事,这些病跟SARS有什么区别。她都很详细地记录下来,都成专家了。
有哪些区别呢?SARS病毒主要攻击肺部,但新冠是攻击人体多器官,包括肺、心脏,甚至脑血管、心血管,还包括凝血纤溶系统。而且,SARS患者中,年轻人居多,而新冠患者以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居多。在国际上也是这样的,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最后往往是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是SARS和新冠不一样的地方。
在抗击疫情的日子里,我也要感谢家人的支持。在武汉一待100多天,家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的母亲为了方便与我联系,还专门学会了玩微信。我当时没时间给她发信息,她说,你就发一张图片就行。
5月底,我从武汉回到北京隔离,6月2号向总书记汇报。我汇报的时间是8分钟,主要内容就是重症新冠患者的救治,主要从几个方面来汇报,比如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我们有4.3万医务人员,有300多支医疗队;比如公立医院发挥的作用,因为这次救治中,有80%的公立医院在武汉;比如我们工作的内容,怎么开展的工作,等等。
总书记听完汇报后,问了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治疗这些新冠病人要花多少钱?我说,普通的可能一两万,重症要十万,特殊的可能在四五十万。总书记说,那要是特别危重的,是不是还不止?我说,那得一百多万。我看他很淡定,说,没事儿,我们掏得起。这句话给了我们信心。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不同来源的病毒,导致的病情不一样?这是很专业的问题。我当时已经去了几个地方,的确是这样,不同的来源,比如来自欧洲的和来自美国的病毒可能就不一样。
这张图片,是我自己抗疫的一个时间历程。1月18号到武汉,4月26号武汉清零后,当天晚上就去了哈尔滨。
到哈尔滨后还有一个花絮:凌晨1点,我和杜斌教授还有邱海波教授到了哈尔滨西站,然后就被那些警察拦住了。警察说,不行,你们要隔离。我说,那就隔吧,给我们隔俩礼拜,哈尔滨疫情就过去了,我还可以休息休息。后来省卫健委副主任去接我们都没有接出来,可见我国的防控还是很严的。后来协调了一个小时,我们才出站。
5月13号,又到了吉林,主要是因为舒兰的一些病例。5月19号又回到武汉,因为当时有一些无症状患者、重症病人和康复病人要去看。5月24号回到北京,准备向总书记汇报工作。6月2日总书记接见,第二天6月3号又回到了武汉。
6月17号,因为北京新发地疫情,蔡奇书记亲自点名,要把我点回来,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回到北京,之后就在北京地坛医院开展工作。后来地坛医院清零,而且做到了零死亡。7月23号,我又去了青岛,在青岛待了三周回来。十一以后又去了青岛,因为青岛10月份出现了一例院感。
武汉抗疫胜利后,我们以为可以回家休息了,结果并没有;而且,那的确也不是抗疫的终点。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常态化的防控,大家认为,以后应该不会像欧美或者之前武汉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疫情了,可能不同的地区或局部还是会有散发病例,这在所难免。但我相信,我们国家现在的防控经验和方法还是非常好的。
虽然当时我们在武汉时觉得还挺慢的,但我想总结的是:为什么我们能战胜这次疫情,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中央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快取得成功,一个是,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再一个,中央指导组亲临武汉一线,靠前指挥;然后全国4.3万医务人员,390支医疗队驰援武汉,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且还要感谢湖北和武汉自己的11万医务人员,其实他们才是主力军;再就是我们全民响应,众志成城,包括防控我们也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武汉76天封城期间,老百姓在家里的坚守,一样是为抗疫作出贡献,这在国外也很难做到。
这两张照片是我大学二年级在武汉大学拍摄的。其实我是湖北人,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今年4月份时,我们还申请能不能到武大看樱花,结果防控很严,没让我们去。后来武大书记见到我时还说非常后悔,说当时应该请我们来。
我想,4月份,我们“重症八仙”再到武汉,到武汉大学去看樱花。
谢谢大家。
作者:童朝晖
监制:吴欧
策划:麦芽杨
编辑:麦芽杨 凝音
排版:凝音
校对: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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