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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家书︱1950·关群:迪化有一种欣欣向荣之气
1950年11月25日 关群致大姐、哥哥
【家书原文】
亲爱的大姐、哥哥:
我们到迪化(按:乌鲁木齐的旧称。乾隆时期改称“迪化”,意思是开导教化。1954年2月1日,迪化正式恢复使用原名乌鲁木齐),又有一个多月了,在这长串的日子里,我蛮想接到你们的信,好容易在八日早晨收到大姐的信。在未接到信前,我总这样猜想,你们忙吧!或是信在途中吧!我只有用这些来安慰自己,但是我始终没有接到哥哥的信。
现在让我将从西安一直到迪化的情形向你们报导一番。
我们在西安住了二十多天,九月十四号下午三时,便继续、西去,四十几部崭新的苏联汽车,装载着我们三百多同志,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们都想很快能够到达目的地。
第一晚,住永寿县,因为地方小,没有这么多东西给我们吃,当地的青年团便发动老百姓送饭给我们吃。我们住在一个中学内,老乡们提着篮子,举着灯,从几里路以外的地方送大饼及面片来,这种场面,非常感动人的。我们当然还是照价付钱。(我们的伙食是每人每天人民币5000元[按:旧币,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元,1千元相当于0.1元,此处的5000元相当于0.5元。下同。])
平凉是一个较大城市,这里有大米吃,我们在一个湖北人开的馆子吃饭,掌柜的说:“你们革命为我们服务,我们价钱应该公道。”并且我们又是大同乡,所以每餐大米饭只要一千五百元,这种情形在西北是很难得的。
静宁的大饼是全国四大饼市之一,饼子有一寸多厚,直径有一尺多长,不同于一般的黑面,每个仅卖一千四百元,领导上要我们买些带在路上作为干粮,这种饼可以留一个月还不得坏,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
过华达岭时,天气很冷,平日穿两件衣服就足够了,但在山上,非穿棉衣不可,我没有带棉衣,只好躲在被子里。华达岭从山脚到山顶有百多公里,在白雾朦胧的山上转了大半天。华达岭市镇的毛线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帽子、裤子、衣服都有,据说价钱比兰川、迪化都低些。
十八日晚上到达兰州。兰州城市没有西安大,但小巧玲珑,比西安显得热闹,整日里马车、汽车不得清白。马车非常讲究,和湖南的花轿一样花,又新,恐怕还有胜过于花轿的,据说和北京的马车很相似。这里水果特别多,湖南老早下市的桃子,这里却是桃子最好吃的时候,其它梨子、西瓜、苹果也都相当多,还有一种华菜士瓜,据自说是华氏来中国西北“观察”带来的瓜种,味道甘甜。
我们到兰州大学参观过,这是西北的一个大学府,校舍很大,而且还正在建设新的房子,每栋房子都以西北的山名命名之,什么“昆仑堂”、“祁连堂”……等等。
未解放以前,兰大的湖南学生老是与甘肃的同学发生冲突,时常有殴打事件。湖南蛮子的滋味,他们都领略过了。但解放后,同学们由于政治认识的提高,再不闭小圈子了,他们很团结。
兰大后面就是黄河大铁桥,黄河里面的皮筏子最使我们感到惊奇。由六、七只到二十几只不等的羊皮并起来的,像杀完了的猪吹气一样,把羊皮筏吹起,上面放板子,大的可坐十几人,小的可坐数人。不会发生危险的,你可以放心,它比木船还轻便些。苏联的友人在兰州很多。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乞讨的孩子,向他要吃的,有一个苏联人便拉着他的手带到水果摊前,随小孩选了些东西,替小孩付了钱。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却说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爱,即使是一个“最不足道的求乞者”。
这里的白俄也多,他们每天早上拿着扫帚,结队的站在街口,男男女女,准备替别人刷墙和工作的。兰州办事处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在朝阳春大饭店吃饭,早上吃稀饭和馍馍,晚上吃大米饭。还发给了棉衣、棉裤、棉帽、布鞋、布袜、八一毛巾和津贴,招待我们在玉春楼洗澡,还看了电影……我们没有开始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却给我们这么多的优待,感觉非常惭愧。还有,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些坏分子也掺入混进了招聘团。当长沙来电报后,组织上要我跟随她,了解她的历史,注意她的行动,临走时将她留在兰州,由办事处处理,派警卫送回长沙。这种东西真是象水银一样,无孔不入。
二十二号离开兰州,说老实话,我们对兰州多少有点留恋。永登县城的同学热烈的欢迎我们,为我们打扫寝室,烧开水,出特刊,做欢迎词,开联欢晚会,极尽热烈欢迎、招待周到之能事。第二天临走时,我们彼此往返地送了几次才算正式分别了,革命的大家庭中到处有温暖的。
武威的猪肉在西北是有名的,又多又便宜。香肠只要2500元币一斤,吃惯大肉的湖南老乡都买了一些作为路上吃用(因为西北多吃牛羊肉)。
张掖的大米也是有名的,队上买了好几石,因为过酒泉后的地方连大饼也买不到。到了酒泉后,我们自设锅灶可以解决今后的民生问题了。
酒泉的灰尘和当地的石油一样有名,平均地上有一寸多厚,不刮风则已,一刮风就天混地暗。我们在酒泉的街上看见藏族的女人,身上花花绿绿,头上小指头粗的辫子怕莫有百把个(也许太过火,不过的确是一下数不清)。
十月一日上午八时到玉门关。玉门是产石油的地方,可惜油场太远,我们不能去参观。这伟大的国庆日,我们不会因为旅途的疲劳而对它的重要性有所忽视,所以在玉门就与汽车八连的驾驶同志联合举行庆祝,仪式虽然简单,但是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过长城的终点嘉峪关。被称为中国几大工程之一的万里长城崩溃了许多,它已失掉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陡然成了挡住我们视线的障碍物。
安西——这是我们经过甘肃省的最后一个镇。这里的风是有名的,人站着不动,它可以吹起你去。
“河西走廊”走完了,这是一个狭形的地区。我们经过了一去四、五点钟没有人的沙漠,汽车在沙漠上笔直的奔驰着,我们的风镜和口罩上都沾满了黄色的沙土。祁连山上堆满了雪,它们不规则的摆在我们的右边,分别在迎送着,山上连草也没一根,树连影子也找不着。这种几十百把公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你们比我更可怜,一次也没看见,我希望你们将来有这种机会。“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句话无形中使我体会到它真正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伟大。
骆驼队常在沙漠中出现,它的那种刻苦耐劳、任重致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平的是天气这么冷,我们穿着棉衣还会感到寒风刺骨,但当地还有些孩子还是光着屁股,男的女的都是一样,他们没有衣裤穿,缩瑟的在寒风里颤栗。有些同志说这些小孩衣服都不穿,硬是冻习惯了,你们说真是冻习惯了吗?
进关了……到猩猩峡(按:指星星峡镇,隶属哈密市,地处新疆最东部,有新疆东大门之称)大家都感到兴奋轻松,因为到了新疆境了。在盛世才时代,猩猩峡警卫森严,威风凛凛,入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月三日到哈密,我们像到了外国一样。本地人的语言、服装、习惯和我们都不同,老女人、小女孩都喜欢穿着大红的洋服,头上则不论男女都有一顶绣满了花的小碗帽,女的辫子长长的。民族军(按:指新疆民族军,是著名的新疆“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也称三区民族军。1950年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尤其神气,服装和苏联陆军差不多,质料是呢子的,肩章是绿色红边,也是革命队伍,因为受不住反动派的迫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了。少数民族暴动是使反动派很伤脑筋的,在解放军没有到新疆的时候,新疆就已经解放了两个城市,这都是自觉自发的民族军的功劳。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汉回的仇恨还是很深的。这都是杀人魔王盛世才和左宗棠种下的冤仇。
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75%,汉人7%(驻军不在内)。维汉感情比以前好多了。
……
这是一段插话,让我继续来介绍我所经过的城市。
还没有到哈密,我们对哈密瓜就已经垂涎三尺了。到哈密一下车,街上就布满了招聘团的同志们,尤其是哈密瓜摊前最多人。哈密瓜与西瓜不同,是橄榄形式,上面有很美丽的突出花纹,里面的瓜子与湖南的黄瓜子一样都集中在瓜的中间。有红瓢、白瓢两种,红瓢的瓜最吃香,因为本地人是最爱红色的,口味大致相同。我们常买来吃,有的同志尝了一口就不敢吃了,据他说“太甜了,头都甜晕了,我宁肯吃西瓜”。后来一调查,这种情况很多。你们看,瓜甜到什么程度?但是酷爱它的却仍然不少,我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如果他仅仅是甜,那到不足为奇,偏偏它又有着浓厚的香蕉及菠萝味,而冰凉的。说到水分之多,也可以引一位同志的话:“怪不得西北缺少水,原来水都跑到水果里面来了。”话虽然未免过火,瓜里面水多也是事实。
我们特地到城外几里路的地方观光,哈密王墓。在西北这种建筑总算是雄伟,有五六丈高,外面是砌的瓷砖(瓷器在西北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盘子都要买200元新币,新疆币一元等于人民币450元)。听说这些瓷砖是用驴子从别处驮来的,我们到里面去看过,有回王、王后、王子的坟,用泥做成多种不同的标志。本地人民很喜欢我们去看,认为这是他们的光荣,而不知道是封建统治。
这里的屋顶都是平的,一方面冬天好铲雪,一方面好晒瓜,哈密瓜是越晒得久越好吃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瓜并不吝啬,谈得好的话他就爬到屋顶选个瓜送你。我们游王墓回来就碰见这么回事,我们坚持不受,但他也坚持送给我们。因为我们是解放军,为了不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收下了,并付了钱。
在哈密我们休息了三天,住在招待所。这里有一个简易师范学校,学生和老师都是维族人,有一次他们考试,我们去看他们的题目,恰巧是考数学加、减、乘、除四则,有许多咬笔杆子的,由此可见西北文化程度之低。这个学校的环境很好,有一条小溪,在校园内迂回的流着,白杨树整齐的绕着校园。我们这几天来所看到的只是黄土黄沙、大小石子,没有看见过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象。沙连天,天连沙的情况都领略过了,很久没见过树和水。所以一看到这种环境就感到很惊奇,大家都有“一看到绿水就心里舒服”的感觉。这种味道你们是无法领略的。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哈密。
十月八日我们到达了后汉时班超声振四方平定西域的一个大国鄯善国,现已改名为鄯善县。我们住在县府隔壁,当地正在召开全县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特地跑去献花,县长对于我们的献花感到非常高兴,他代表代表们同我们讲话(有翻译),他说:“……献花在鄯善是一件空前未有的事,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民族大团结……,让我们来高呼民族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虽然听不懂话,但是我们的感情在流露,彼此能领略对方的心声,他们的热情使我们非常激动。晚上他们派代表捧来了五十个大瓜(本地出产与哈密瓜相似)送给我们,九点钟的时候请我们去看他们的歌舞会,我们也参加了节目。他们不论大小都会跳舞,据专门研究舞蹈的同志说他们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我还是下了决心,有机会将新疆舞学好。
因为是冷天,我们走的是天山南路。
十月九日下午一时,在吐鲁番吃的早饭。我们为了行军的方便,经常总是下午一、二时吃早饭,晚饭总是八、九时吃。吐鲁番的葡萄的确是名不虚传,有长的圆的两种,长的有小指头那么粗长,圆的比平日玩的弹子大得多。颜色有一种白的,还有一种深红的,大概就是平日说的紫葡萄。还有一种小葡萄最好吃,没有籽,它是用来晒葡萄干的。这里的葡萄像浏阳买豆豉般的用大盘子盛,用麻布袋装,原来只卖七元钱一斤(省币),这下看见三百多人来抢着买,就涨成了八元。葡萄不管大小,都是甜得不亦乐乎,糖质的多可以使上下嘴粘住。同志们开玩笑说:“没有葡萄吃的时候,舔试嘴唇也够甜了。”
一来天气很冷,到吐鲁番就感到暖洋洋的。因为他是全国最低的地方,说来你也很难相信,它有渤海七个那么深,等于深到太平洋的底。但我们到了吐鲁番时,却不感到它是低洼之池,四面都有山围着,形成了吐鲁番盆地。唐朝玄奘去取经的时候足迹的确经过这里,《西游记》上指的“火焰山”也就是这里,后来也有人称之为“火洲”,顾名思义,就晓得这个地方的确很热。我们四十几部车在这里走着都连爆炸了二十多个轮胎,这个时候才十月间呢!
在夏天,吐鲁番街上可热死人啦。本地人白天都跑到山洞去住,晚上再回来点起灯做生意。《西游记》上的形容是有些近乎神话,说什么寸草不生……其实吐鲁番的棉花是很有名的。在吐鲁番我们只停留了一个钟头。
十月十日,我们到了迪化。做梦也没有想到迪化有这么繁荣,建筑雄伟,马路比长沙宽大。我们这一路所经过的地方除汉口外都比不上迪化,虽然迪化的货物是由西安运来。
一、二、三中队分批的住了下来,一中队住在通讯团。在休息的时间,我们到街上逛了几次。
王震司令员和我们谈了几次话,又看了几次电影。我们参观了“新疆省军民生产展览会”,他们的生产成绩很可观。南瓜一株长十四实,每实平均约四十余斤,白菜一株约十八斤四两,包菜一株二十五斤,西瓜多为四、五十斤重一个,最大的南瓜有七十余斤,茄子长一尺多直径三、四寸,糖萝卜重十四斤。展览台上全布满了大南瓜、西瓜,还有其它各种生产品。看了之后,我有这样的感觉,解放军真伟大,不但是一支战斗军,还是一支有力的生产军。本来在新疆每一个解放军都在加紧生产。
新疆驻军有二十多万(最近又大量增加)。本地解放有一年多久,但解放军的一切费用,都是自己供给,没有在人民政府处拿过一文钱,这和过去盛世才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苛捐杂税,恰好成了一个对比。解放军生产的收获,现在平均每个人有一头羊,三个人一头牛,一年中每人生产可剩得二十几块光洋(光洋在新疆是公开用的),解放军用来办合作社。
最使人感到兴奋的是迪化有一种欣欣向荣之气,到处不象长沙那么沉寂,汉口那么嚣张,西安那么死气。到处在从事新的建设,这些砌房子的“匠人”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去盛世才时代,一栋大厦三年内没建设好,解放军两个月不到就完成了,你们说伟大不?
新疆是和平解放的,这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至于为什么会和平解放,你们一定没有想过,现在把我所晓得的一点告诉你们。新疆的和平解放是被迫,是迫不得已(应为客观形势所决定,解放军的巨大力量摆在前面)。北面是苏联,南面是西藏,敌人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并不是对共产党有所认识而光荣起义的,所以解放时特务是活动得相当厉害的,现在已经破获了,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我们住在军区司令部,没有介绍信就不能进去!警卫是很严的。
王震司令员对我们说:“以前汉人太对不起少数民族了,反动派杀少数民族的程度,直杀到少数民族一看见汉人就跪下,你们看多可恨,我们这次来是还债的。毛主席对少数民族代表说:‘我派王震到新疆去做好事,如果你们发觉他不好,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叫他回来。’”由于解放军的实际行动表现,因此威信在少数民族中间是建立起来了,完全和反动派的军队不同。
新疆学院的学生都调到军区来学俄文,新疆学院就专门训练地方干部,(都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事就该由自己去管理,我们只有协助他们建设新的新疆。
新疆在三年中预算要开垦五千万亩地,南边八十里路有个地方叫沙湾,在五年内要建筑一个北京那么大的新城市,这种任务解放军都会光荣完成的。
在草原上解放军的开荒情况是这样的。草原上的蚊子特别多,又大,如果一个人迷失了路途,在草原里去得太多的时间,那这个人就不能出来了,会被蚊子咬死。解放军要在这些地方开荒,他们自制手套、头套,一直拉下来把颈子也包过,全身仅两个眼睛在外面看事。休息的时候,大家围拢来烧一堆火并不是冷,而是把蚊子熏开。
西北的气候是大陆性的,寒暑的温度相差很远。热天他们睡也不能睡在地面上,因为温度太高,湿气又重,他们就挖洞,晚上睡在洞里。
解放军是怎样到新疆来的呢?解放兰州后,继续西进,由于国民党的宣传,老百姓逃了一些,渡黄河的羊皮筏子非常缺少。解放军是会想办法的,就用棉花包代替,上面也可以坐人,慢慢的划到对岸。后面的看到前面翻了,并不畏缩,继续前进,也许前面被淹的同志的旋涡未平,后来的又淹了,但是解放军是终于渡过了黄河。损失当然是很大。
祁连山是几百年没人去过的地方,解放军都走过了。因为反动派把残余的匪军集中在酒泉,不过解放军却偏偏包他们的后路去祁连山,结果酒泉的匪军当然全部投降。
越过祁连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山上没有路,只有终年不融化的雪,平日我们在平坦的雪路上走,还感到困难,何况他们每人身上背负四、五十斤重的东西,还要跋涉在崎岖的山上。
前面的同志走不动了,后面的接上来帮助他扛东西,扶着他走。在路上是停不得的,如果一停那就得冻死,即算是站在原地,也得踏步才行,但是毕竟是冻死了不少。其中有这么一回事,有两位同志在祁连山上面对面的直立着,但两个人都没有气了,他们是死了。你们一定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死,原来是这样的,前面的同志冻呆了,后来的同志发现后马上解开胸襟,将身子靠拢去,将嘴里的热气呼给对方,结果两个都完了。这是多么使人感动的场面,初听时我流泪了,他们真正是发挥了阶级友爱啊!
除水利、工程、农林这些同志分配了工作以外,其他的都参加学习,分成两队(技工队、文艺队)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情绪很高。
组织上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发了皮大衣,毡靴、皮鞋。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及八一帽花,是照相后发的,不然你们可看看我这正式的八路了。
我们文艺队有一百二十多人,共分十二个小组,三个小组成立一个区队,我是第二区队队长,陆懋龄是第四区队队长,这也是学习的好机会。
我们布置了一个图书室,我经常在这里面自学,书籍杂志很多,总期望自己空空如也的思想箱子能添一些货物和财富。我想你们都乐于帮助我,希望你们多来信,多写些,也免得枉费了人民给我们的八百元(按:解放初期,人民币改革前,100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分钱,800元邮票就是后来的八分钱邮票)邮票费。总要在写信中互相报告情况,交换意见、知识。
十一月四日,文工团协理员欧凡召集区队长讲话,报告我们将重新编队。五日早上星期四没出去。我们从今天也就正式编队了,文艺队大多是女同志,仅二十几位是干文艺写作及艺术工作的男同志,有八十多位同志编进了文工团,一部分学会计,学护士,拖拉机及俄文训练班(三年)等。我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分配到军区政治部直属部队工作部宣传科工作(简称直工部)。虽然我想参加俄文学习但决不愿因个人的兴趣和打算不服从分配。本来协理员还想争取我在文工团,几次与政治部组织科争取都未允许。不过我现在到了工作岗位上很安心,一切很好。在这里与老干部一起工作,进步是无可限量的,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及革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决心将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的思想及作风。
在这里每天我们早上可以学俄文及维文。因为目前维文需要,又实际,在工作上又方便,所接触的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是学维文,晚上两小时的学习。
目前学习时事,我在时事学习过程中得到不少的新认识。
近日长沙情况怎样?全国都在掀起反美帝援朝的运动,民心振奋,都痛恨美帝的无耻行为,愿献出力量,一泄几十年来的血海深仇。我们这里有很多志愿参军的。你们的心情如何?请告诉我。
西藏快要解放了。我人民解放军己解放西康西部通藏孔道昌都县,藏民十分欢迎,这样西藏的解放已在目前了,虽然美英帝企图阻碍,但是他们都是无理的。
工作忙,下次再写,这封信也写了好几天才完成。
希望你们多来信,多写信可寄平信。
致
布礼!
美丽(按:关美丽,是作者参军时的名字,参军后改名字为关群)
1950.11.25 迪化
【家书背景】
作者关群,祖籍云南,193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湘雅医院一个护士家庭,少年时代在福湘女中上学,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在新疆军区政治部报社、宣传科任职。1952年8月1日,关群与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科杨大彬结婚,后调入一军坦克团任政治干事,随一军入朝作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转业到北京市昌平县委办公室任干事秘书,1957年任北京市拖拉机修配厂办公室主任。1971年随丈夫调湖北省咸宁地区图书馆工作,1974年起任咸宁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科长、副处长,1990年退休。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和内地之间的通信极为不畅,关群从乌鲁木齐寄给长沙家人的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大约一个月。这封信按照当时革命军人的写信习惯,在末尾写了“致布礼”,就是“致布尔什维克礼”的意思。从西安到甘肃再到新疆,女战士用新闻记录的方式描述了一路的见闻:甘肃酒泉的灰尘和当地的石油一样有名,平均地上有一寸多厚,安西的风可以吹起你走;哈密瓜把头都甜晕了,吐鲁番的葡萄名不虚传……语言非常形象生动,没有亲身感受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关群在新疆工作三年,因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冬天的时候很冷,早上出操的时候“手都冻麻了”。没有大米吃,每天吃包包菜和茄子,没有其他吃的。然而,在物质生活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关群却认为“我们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苦”。而且,他们和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相处得很好。出于对维吾尔族老乡的喜爱,关群给大女儿起名叫“关小维”,一直叫到现在。
关群 1951年12月19日摄于伊犁
1951年秋至1952年,杨大斌奉新疆军区之命,率领千余人到位于乌市南郊的红雁池兴修水利工程。当时成立了新疆军区红雁池水利工程委员会,杨大斌任政委。杨大斌回忆说,工程异常艰苦,冬季寒冷,春秋多风。大风天的时候,房子的墙被风刮起的沙石击打得千疮百孔,单人根本不能在外走动,有可能被风刮跑,部队常年顶风冒雪战斗在工地上。但虽苦犹甜,因为关群和他一起参加了红雁池水库的建设。“那里还有我俩漫步时留下的脚印,有我俩充满革命热情的谈话,有对伟大祖国充满希望和美好的理想憧憬……”关群说。
关群和丈夫杨大彬、长女杨红合影 1953年
1953年,杨大斌入朝作战,离开新疆。关群也随后到了北京。此后,关群和杨大斌就再也没有回过新疆。但无论在哪种报刊杂志上,只要出现有关新疆的报道,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关群说:“我们怀念新疆,怀念红雁池,新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钱毓:《关群、杨大斌情定新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160页)
关群当时写了很多家书,但是保留下来的就这一封,现收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这封家书虽然信纸已经发黄变脆,字迹褪色模糊,但生动记录了一个新入伍的女战士进军新疆艰难而有趣的历程,也见证了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到处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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