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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双雄:青葱岁月
原创 血钻故事编辑部 血钻故事 收录于话题#血钻人物28个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
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何塞·马蒂(古巴独立先驱)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3年10月16日,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市郊的一所医院。一间护士室被布置成临时法庭,狭窄的房间挤满了法官、军人和媒体记者。
被告是一名20多岁的青年,身材高大,神态坦然。
审判程序非常仓促,法庭询问被告是否领导了袭击军营的行动,目标是否想推翻政府,他都回答是。原告是一名上校军官,他和几名士兵证人做了简单陈述后要求法庭判处被告20年徒刑。
审判卡斯特罗
被告为自己辩护说,两分钟的庭审就能让一名囚犯被囚禁20年实在太不合理,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完整地自我辩护而不被打断。获准后他开始了两个小时的演说。他的这番演说后来被整理成文并加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题目,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英文版
在演说中,这位青年首先谴责当局使用卑劣手段不让他公平受审,他被单独关押几个月,和律师沟通时也被秘密警察监视,政府捏造他健康欠佳不让他出庭受审。他讲起他的战友受到残酷折磨、英勇牺牲……他断言,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军官和替独裁者卖命的罪犯们终会受到惩罚。
演说的最后部分,青年回到正当使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上,他引用了无数作家、哲学家甚至神学家的话。他用一个类似希特勒演讲时的手势结束演讲:“我不惧怕坐牢。我不惧怕夺走了我70名战友生命的卑鄙暴君对我的愤怒。给我判刑吧!无所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临时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青年的演说。当他终于结束后,屋子里很长一段时间鸦雀无声。最后,法官们小声地讨论了一会,审判长宣布了判决:15年徒刑。
这位青年,就是古巴革命运动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学生领袖
1927年,卡斯特罗出生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比兰镇的一个农场里。父亲安杰尔生于西班牙,早年从军,参加过镇压古巴独立运动的战斗。后来在古巴创业,买下了农场,生活富足。
52岁才有卡斯特罗这个儿子的安杰尔性情冷淡,不爱说话,忙于经营农场。后来卡斯特罗成了国家领袖后对父亲颇有微词,他要在政治上和一位压榨农民,从不纳税的地主保持距离。
6岁时,卡斯特罗和兄姐一起被送到省会圣地亚哥,在老师家寄宿。一年半后,他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学校。
卡斯特罗从小桀骜叛逆,在学校他经常顶撞老师,和同学打架,还组织行动抗议学校伙食。有一次,一个训导老师打了他一耳光,他出手还击,对老师又揍又咬。在这之后虽然还是经常被针对,但那个老师再也不敢打学生了。
14岁时,他转入哈瓦那著名的贝伦学校。为了直接升入二年级,他的父亲弄了张新的出生证,把他的年龄改大一岁。从此卡斯特罗一直说自己是1926年出生的。
贝伦学校对体育课和文化课要求都很高。卡斯特罗体育非常好,投入大量精力练习田径和球类。他对文化课兴趣不大,但凭借照相机式的记忆力,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最喜欢的学科是历史和辩论。从小他就对战争故事着迷。他研究过很多伟大的军事家的经历,还经常在脑海中模拟两军交战的画面,思考破敌制胜的战术。当时正值二战,卡斯特罗绘制地图来跟进战况。他对宗教毫无兴趣,但喜欢圣经里描写战争的段落。
在学校他加入了一个辩论社团。他找来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演讲材料对着镜子努力模仿。出色的口才为他以后在竞选学生社团领袖打下了基础。
卡斯特罗成为古巴领导人后,人们研究他的经历,都认为他的学生时代对他的政治生涯影响很大。因为他上的是一所名校,同学多是上层阶级的富家子弟,这些同学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乡巴佬,这种不愉快的经历让他对古巴的富人和权贵心存怨恨。实际上他在学校并没有遭到排斥,反而骄傲地觉得自己进入社会精英行列。
中学毕业时,卡斯特罗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和杰出运动员。他对前途充满信心,开始规划人生。他曾研究过古巴独立运动和美国法国革命史。他满怀热情地阅读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著作。
马蒂曾在纽约生活过,在为古巴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牺牲了,他警告古巴和拉丁美洲要警惕美帝国主义。他想像马蒂等民族英雄一样,将帮助祖国独立、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当做一生的事业和使命。
1945年,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他几乎不上课。除了体育运动,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政治。为了在大学生联合会中谋得职位,经常呆在大学的餐厅里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宣传自己。哈瓦那天气炎热,他却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带,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很快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大学生联合会,必须经过多次选举才能成为高级干部。首先,学生们从每门学科选出一名课代表,然后从课代表中选出一名年级代表。接着从年级代表中选出系主席。最后从13名系主席中选出学联的主席和各部部长。
卡斯特罗聪明机智,充满个人魅力,顺利当选法律系年级代表。他联络另外几名年级代表,召集全系学生集会,说系主席违背了竞选时的承诺,推选卡斯特罗取代他。法律系出现两名主席并存的现象,原系主席向校长申诉。后来校委会裁定,卡斯特罗召集的学生集会不合法,他的选举无效。
卡斯特罗认为,他没有成为系主席是校方的问题。其实与他自身性格也有关。他性格强势、一意孤行,不愿与别人协商妥协。开会时他不遵守规章程序,总想支配会议进程。一些政治团体认为他具有煽动天赋、值得利用,又担心他惹是生非、难以驾驭,把他当成潜在的政治对手。
1946年11月,为了吸引校内外的关注,19岁的卡斯特罗发表了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说。他作为发言人之一,参加了校方组织的纪念1871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死的八名学生的纪念仪式。在仪式上,卡斯特罗对政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指出官员都在假公济私,而穷人却食不果腹。他呼吁古巴人民应该全力反抗暴政。
卡斯特罗的发言引起轰动,第二天,几家报纸在头版报道了这次纪念仪式。连英国大使都向伦敦汇报,说该事件证明了人民对腐败的憎恨和对专制政府的愤怒。
在大学里,卡斯特罗继续奔走,希望能当选学联干部,但没能成功。1947年,他参加了一次呼吁大学改革的会议,是发言人之一。他揭发了前几届政府迫害学生的行径,让听众义愤填膺。他又对当局发起攻击,控诉它贿赂帮派去威胁恐吓民众。
哈瓦那警察调查处处长萨拉巴瑞亚是卡斯特罗大力声讨的对象,颜面扫地。他查出卡斯特罗大二起全身心投入政治,没有参加期末考试,理论上已经没有资格继续上学,便以此为由,向卡斯特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远离学校,否则让他小命不保。
后来,已是古巴领导人的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大学,回忆起这次事件。他说受到威胁后自己吓哭了,以为必死无疑。但他下定决心绝不屈服,去找了过从甚密的激进团体革命起义联合会的领袖特鲁,特鲁给了他一把布朗宁手枪防身,还派了七八个学生带着武器贴身保护他。再次进入校园时,有大约15名黑道人员不怀好意,但看到他被那么多保镖护卫着,就都被吓跑了。
国际舞台
1947年6月,古巴要组建一支国际远征军,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特鲁希略是拉美历史上最残暴的统治者,曾屠杀数万名海地人,获得绰号 “加勒比狼狗”。自1930年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扶持上台以来已经成了野蛮专制的代名词。多年来,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左翼组织和多米尼加人民一直在试图推翻他。
卡斯特罗听到消息,马上报名参加远征。他是哈瓦那大学多米尼加共和国民主委员会主席,认识不少多米尼加流亡者。由加勒比地区志愿者组建一支军事远征军和他的想法完全一致——拉丁美洲大联合,共同抵抗帝国主义。
6月底,1200名志愿者集结,配发制服和武器。卡斯特罗被分在一个混合排,成员来自不同国家。7月29日,这支部队被运送到一个无人小岛,进行了59天的训练。此时,美国和多米尼加都已得到情报。狡猾的特鲁希略让人把他的私人游艇开到古巴水域当做诱饵,放风说他在船上。果然远征军立刻派了一艘快艇想要活捉特鲁希略。证实了远征军的存在后,特鲁希略要求美国给古巴施压。古巴总参谋长被召到美国开会,回来后便强硬要求古巴政府取消远征。
鉴于美国和军方的压力,时任总统格劳下令取消远征,不甘心的卡斯特罗带人搞到一艘货船,想直接攻打多米尼加。但货船被古巴军舰拦截,志愿者都被逮捕。卡斯特罗不愿受辱,脖子上挂着机枪,夜里跳海游泳逃走。
远征的失败让卡斯特罗更加坚定地相信武装革命行动是可行的。他认为这次行动不是失败了,而是被出卖了。政府高官组织了远征,但受到美国压力时他们又可耻地取消了行动。军方的软弱让他知道,革命是不能指望职业军队的。
1948年3月,阿根廷贝隆总统派代表团抵达古巴。阿根廷将在8月召开大会,成立拉丁美洲学生组织。贝隆相信,发动整个拉美的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有助于他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
贝隆的观点震撼了卡斯特罗,他完全同意拉美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古巴这个舞台太小了,只有登上国际舞台,才能实现他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
卡斯特罗和革命起义联合会的同学一起去见阿根廷代表团,彼此都感到相见恨晚。卡斯特罗提出,作为秋季阿根廷大会筹备工作的一部分,4月份应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一次学生代表会议作为响应。
按照与阿根廷代表团共同制定的计划,卡斯特罗和同伴赶到波哥大,与当地学生团体负责人接上了头。当地学生多支持左翼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盖坦。4月7日,卡斯特罗见到了盖坦,盖坦答应支持学生代表大会,同意在大会闭幕式发表讲话。双方约定4月9日商议具体事项。
4月9日下午,卡斯特罗正准备出发去见盖坦。突然,满街的人高喊着盖坦被暗杀了。杀手据说是寡头政府里盖坦的政敌雇佣的。愤怒的民众用私刑处死了杀手。很快愤怒的人群开始暴动,冲进政府大楼,打砸抢烧。波哥大事件开始了,暴乱持续了两天,3000人死于非命。
卡斯特罗看街上一群人手提棍棒都冲向一个方向,听说是要去警察局夺取武器,就决定跟他们去。但到了警察局,步枪已被分光了。卡斯特罗找了半天,只找到一把催泪枪。他穿上一件警服,又从一名支持造反的警察手里拿到一把步枪和子弹。几名警察把他和一些想参加战斗的志愿者带到支持造反的警察局指挥部做保卫工作。
第二天上午,他试图劝说指挥的警官发动进攻,比如攻占总统府。他说自己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等很多起义,被动防守只能坐以待毙。指挥官不为所动。
傍晚,消息传来,政府和造反派达成协议,决定恢复社会秩序。警察局里的造反派都被遣返。这时全城都在谈论煽风点火的古巴人。卡斯特罗赶快和同伴乘坐阿根廷领事馆的外交车辆逃入古巴领事馆。
波哥大的经历让卡斯特罗相信,靠投票箱不可能给拉美带来真正改变。而且民众的不满很容易就演变成毫无目标的暴力和抢劫。
4月中旬,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他加入了古巴人民党,是唯一一名加入该党的学生干部。党的领袖查巴斯是他心目中的政治英雄,他尽全力为查巴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奔走。
没有政治活动的时候,卡斯特罗就和哲学系的一名女生米尔塔一起度过。米尔塔出身上流社会,他的父亲和巴蒂斯塔将军关系亲密,是奥连特省贝恩斯镇的镇长。他的哥哥是卡斯特罗关系很好的同学,为巴蒂斯塔效力。
1948年10月11日,卡斯特罗和米尔塔举行了婚礼。卡斯特罗的父母非常高兴,觉得儿子和名门权贵搭上了关系。婚后,卡斯特罗取得法律学位,和两个同学合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青年卡斯特罗
但卡斯特罗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根本不适合结婚。他经常不回家吃饭,晚上不是在人民党总部就是去学校餐厅。就算回家,也是带着一群追随者,让妻子做饭招待。他视金钱如粪土,开的律所专门替穷人维权,几乎不挣钱。入不敷出,妻子有时候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他这时的观点越来越左倾,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照《资本论》研究哈瓦那随处可见的社会不公现象。研究了马列著作后,卡斯特罗认为在古巴实现真正变革的唯一途径就是革命。他一方面继续留在人民党里,试图竞选议员,暗地里寻找各种方法让局势升温。
1952年1月,他向法院起诉总统普里奥,指控总统五项不法行为。一个月后,他又在广播中爆料总统奢侈糜烂的生活。他认为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激进运动,他计划帮助人民党取得选举胜利,然后建立一个革命平台,寻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失业人员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支持。
这时普里奥及其班底已经名誉扫地,卡斯特罗和人民党的胜算很大。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蒙卡达军营
此时古巴的实权人物巴蒂斯塔将军原想通过选举上台,但民意测验显示他获胜希望渺茫。
1952年3月9日深夜,巴蒂斯塔将军来到哥伦比亚军营,古巴一半以上的军队驻扎于此。19年前他曾在这里策划了“军士起义”,夺取军权。他和亲信指挥四个步兵营出动,逮捕了高级将领,控制政府各要害部门。普里奥总统和部长们逃往墨西哥使馆避难。第二天,巴蒂斯塔宣布组建新政府,出任总统。
巴蒂斯塔政变
巴蒂斯塔其实不是当时拉美大陆最恶劣的独裁者,与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相比,简直可以算是政坛杰出青年。40年代他曾赢得过总统选举。现在,尽管巴蒂斯塔的新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但是在古巴政治团体、学生、知识分子眼中,他是个篡夺政权的独裁者,夺走了他们创造民主体制的希望。在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看来,巴蒂斯塔把国家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罪不可赦。
巴蒂斯塔
卡斯特罗认为与软弱的人民党合作已无意义,他和激进派支持者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运动党的组织。他要求追随者绝对忠诚,全身心致力于推翻巴蒂斯塔的统治。1952年7月之后,入党人数陡然上升,一年工夫就吸收了约1200名党员。
秘密警察很快注意到运动党的行动,没收了他们的印刷机和宣传品,逮捕了许多领导人物。这使得卡斯特罗更加仇恨巴蒂斯塔,他开始购买武器,准备军事行动。他已在酝酿一个计划:攻占圣地亚哥市的蒙卡达军营。
蒙卡达军营
圣地亚哥是古巴第二大城市,也是奥连特省省会。奥连特在古巴历史上是革命的摇篮。这里贫穷落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尤其是外国公司手中,民怨沸腾。卡斯特罗相信,如果突袭军营成功,可以用蒙卡达的军械库武装当地的志愿者,发动全省大规模起义。而当局主力部队集中在哈瓦那,来不及调遣。如果突袭失败,起义军也可以撤退到附近的山区重觅时机。
根据卡斯特罗的计划,拿下军营后就占领圣地亚哥的电台,然后发表运动党的宣言。宣言由诗人戈麦斯起草,卡斯特罗加以润色。内容浓墨重色但略显浮夸。
运动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赶到圣地亚哥附近,租下一个农场作为基地。6月中旬,武器、军装运到,藏在鸡舍地板下。军委派专员采购弹药并勘测军营周边环境。
卡斯特罗挑选了165名党员参加行动,其中138名部署在圣地亚哥,其余27名在附近的小镇巴亚莫配合作战。卡斯特罗选中的人都没有孩子,他不想让孩子们成为孤儿。他坚持要一位已订婚的年轻人在出征前结婚,这样即使牺牲,也享受过新婚之乐。
卡斯特罗和突击队员
7月24日,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出发,第二天下午先抵达巴亚莫,为第二天早上突袭巴亚莫卫戍区的部队进行战前动员。然后他再次出发,半夜时分赶到圣地亚哥基地。
他们计划兵分三路:一队占领军营西墙外的医院,另一小分队登上南面法院的房顶给主攻部队提供掩护。主攻部队从三号入口进入兵营,控制哨兵并打开大门,这样突击队员就能开车进入兵营,俘虏士兵并收缴武器,其他队员控制无线电台并把军械库的武器搬上车。
1953年7月26日凌晨,16辆载着突进队员的车辆出发前往圣地亚哥。主攻部队顺利制服了三号门的哨兵,升起了大门的铁链,按计划卡斯特罗的车队应该从大门进院。但意外情况出现了,卡斯特罗面前出现了两名巡逻兵,他想加速冲过去,但他一手握枪,没控制好方向盘,撞上了路边的道石。一名中士举枪对准汽车,突击队员开枪将他击倒,此时军医院里的士兵从窗口开枪,军营警报大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了出来,双方展开激战。
突袭蒙卡达
敌众我寡,火力被压制,卡斯特罗示意队员撤退。法院房顶的小分队一直在开火掩护队友,看到主力撤退,他们扔掉武器脱下军装,爬下大楼分散逃走。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就在这一队,他打算从这里跑回90公里外的老家,但在路上被警方拘留,确认身份,移交监狱。
蒙卡达的战斗很快结束了,突击队员6死15伤,士兵19死27伤。
巴亚莫那边的情况差不多,双方交火15分钟后突击队员撤退。10人逃脱,12人被俘。
下午三点,40多名筋疲力尽的队员回到农场基地。大多数人想要投降或者逃回哈瓦那,只有19人愿意追随卡斯特罗到北面的山区建立游击队基地。
巴蒂斯塔获悉袭击事件,下令全国军队戒备,实施军事管制,查明真凶。蒙卡达军营指挥官查维亚诺扬言要用10条叛乱者的命抵一条士兵的命。两天之内,30多名被俘突击队员被枪杀和折磨致死。
卡斯特罗是头号通缉犯,他沿着山脉逃窜,身边只剩两个人,十分狼狈。
8月1日黎明时分,一个16人的乡村警卫队在山中的棚屋发现了熟睡中的三人。一名下士提议马上杀了他们,但警卫队队长、53岁的黑人中尉萨利亚,命令不许开枪。卡斯特罗自称是当地农民,但萨利亚几年前曾在哈瓦那大学见过他,刚才一眼就认出是他。下山的路上卡斯特罗问萨利亚为什么不杀他,萨利亚回答:“听着,孩子,我不是那种人。”卡斯特罗等人被押上一辆卡车,这时蒙卡达军营的一名少校来向萨利亚要人,如果落到他手中肯定没命。萨利亚拒绝交出卡斯特罗,把他们直接送到了监狱,这样他们将由法院审理,军方无法加害。
萨利亚后来遭到当局报复,卡斯特罗在山区打游击时,这位善良的黑人被投入了大牢。卡斯特罗没有忘记他,革命战争胜利后,卡斯特罗任命他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卫队副队长,并在他去世后参加了葬礼。
牢狱之灾
卡斯特罗入狱后,查维亚诺亲自审讯。卡斯特罗毫无隐瞒,将全过程和盘托出。查维亚诺以为这些罪行足以判死刑,就整理了供词交给媒体,还允许记者采访卡斯特罗。结果卡斯特罗在公众眼中从一个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变成了民族英雄,让人们看到了古巴的希望。当局很快意识到失误,将卡斯特罗转移单独关押。
卡斯特罗被捕
9月21日,圣地亚哥法院对叛乱分子进行审判,卡斯特罗为自己充当辩护律师。他说他领导起义不是针对国家机构,而是反抗巴蒂斯塔。巴蒂斯塔是违反宪法的统治者,他暴力夺权后滥用权力,罪恶累累。回答法庭提问时,被告和军方的证人都证实蒙卡达军营里的虐俘和杀戮行为。卡斯特罗请求法庭收集军方罪行的证据以便对军方提起诉讼。
眼看事情要变成公关灾难,当局和军方惊恐万状。查维亚诺让狱医做伪证说卡斯特罗病情严重无法出庭,还准备毒死他。狱医在良心驱使下告诉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设法通知法官给自己做医学检查,证明他健康状况良好,可以出庭。法官受到当局压力,只好妥协,单独审判卡斯特罗,限制旁观人数。
10月16日,法庭单独审判卡斯特罗,本文开始那一幕上演了。
卡斯特罗被判20年,弟弟劳尔13年。他们共25人被送往离古巴大陆80多公里的松树岛上服刑。卡斯特罗在狱中尽可能维持革命战友的团结和士气,重组了运动党核心,以袭击蒙卡达的日子命名为7·26运动党。
松树岛监狱
妻子对卡斯特罗不离不弃,但卡斯特罗在收音机上听到妻子是内政部的雇员,尽管只是被在内政部任副部长的哥哥把她的名字放在内政部的工资名单上,让她有一份收入,但卡斯特罗仍不能接受。对他来说,接受巴蒂斯塔政府的钱是可耻的。
他们离婚了,前妻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这又让卡斯特罗陷入悲痛和愤怒,“总有一天我会从这里出去,我要夺回我的儿子,夺回我的名誉,哪怕毁灭整个地球。”
1954年11月,巴蒂斯塔兑现承诺举行选举。选举结果是安排好的,他轻松获胜。但竞选活动给了卡斯特罗的支持者绝佳的机会展开赦免蒙卡达囚犯的行动,他们成立了政治犯赦免委员会积极奔走呼吁。很快,国会通过赦免议案。1955年5月15日,囚犯们被释放。
流亡墨西哥
出狱的卡斯特罗就像英雄凯旋。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电台的采访。顺便让两个美丽的女性追随者怀了孕。
他创建了一个11人组成的7·26革命运动全国委员会,由蒙卡达坚定分子和运动党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以后在古巴革命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圣地亚哥学生领袖弗兰克·帕伊斯。
学生和卡斯特罗党内激进派开始对警察的暴行实施报复。一系列学生游行和炸弹袭击让当局加紧镇压。卡斯特罗公开指控政府密谋杀害他和他的弟弟。警察禁止他发表言论并查封了报道他言论的报纸。
卡斯特罗意识到形势危急,他让劳尔逃到墨西哥,为自己打前站。他给7·26委员会做了指示,要扩大组织,筹备资金。他将在墨西哥组织武装力量,从海路返回奥连特,和政府军进行游击战,从山区慢慢扩展壮大,最后控制整个国家。帕伊斯将在圣地亚哥组织罢工和武装袭击配合游击战。
1955年7月7日,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出发前,他发表告别宣言:和平反对的大门被堵死了,他要去别的地方呆一段时间,要么不回来,要么回来砍下暴君的头。
双雄聚首
到了墨西哥城,卡斯特罗经常去一位古巴朋友家吃饭,在这里他结识了阿根廷人埃内斯托·格瓦拉。
青年格瓦拉
格瓦拉在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还兼职做摄影记者。上大学时,他就骑摩托、自行车环游了南美洲。1953年获得医学学位后,他又去了玻利维亚,然后在危地马拉认识了秘鲁姑娘伊尔达·加德亚,两人生活在一起。后来中情局策划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二人就来到了墨西哥。
格瓦拉和伊尔达
伊尔达是秘鲁美洲人民革命青年团的流亡领袖,她博览群书,精通政治。是她让喜欢萨特、卡夫卡、聂鲁达、福克纳的文艺青年格瓦拉知道了毛泽东。她还借给格瓦拉一本毛泽东著作《新中国》。两人交往过程中,格瓦拉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深入阅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
和卡斯特罗见面时,格瓦拉已经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已经树立人生的目标,就是帮助拉美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枷锁。在他看来,美国就是凭借对拉美的控制和剥削而日益繁荣,而拉美人民的生活却贫穷悲惨。
卡斯特罗给格瓦拉讲了他要在古巴实施的革命计划。格瓦拉在墨西哥见过很多职业革命者,但卡斯特罗与众不同,他的计划周密、具有可行性。他自信坚定,充满个人魅力,让格瓦拉想起历史书上的革命家和民族英雄。二人彻夜长谈,天亮时,卡斯特罗邀请格瓦拉加入他的游击组织,格瓦拉当即同意。
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在墨西哥
在当天的日记中,格瓦拉写道:“与卡斯特罗相识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他是古巴革命者,年轻睿智、勇气非凡,我们意气相投。”
格瓦拉习惯用南美瓜拉尼语“切”打招呼表示“你好”,古巴朋友因此亲切地叫他“切”。从此,他将以切·格瓦拉的身份和卡斯特罗共同踏上激动人心的征程,书写短暂而又精彩的人生。
这对学生领袖和文艺青年的“双子星”组合,将在之后几十年里让古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拉美各国闻之色变,让美国几任总统如芒在背。不论是非功过,他们都不会被历史遗忘。
END
本文作者:炳燊。曾在英国、东南亚、非洲等地生活工作。
部分参考资料:
1、莱斯特·科尔特曼 《真实的卡斯特罗》,江苏人民出版社
2、菲德尔·卡斯特罗(口述)、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著)《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 我的一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3、徐贻聪 《我与卡斯特罗》,东方出版社
4、赵荣宪、杨锡军 《中国大使亲历卡斯特罗时代》,外文出版社
5、乔恩·李·安德森 《切·格瓦拉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6、豪尔赫·G·卡斯塔涅达 《切·格瓦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7、师永刚、詹涓 《请不要忘记这个最后的征人:切·格瓦拉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古巴双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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