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B面｜教育年限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

随着内外双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提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增长成为了近两年经济领域的主要话题之一。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流动人口对于消费增长的贡献潜力不容忽视，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流动人口，如何开发这一规模庞大的消费群体是下一步政策研究可以考虑的方向。

流动人口消费者与一般城市消费者有所不同，他们对手中消费资源的分配意愿时刻受到社会融入程度、户籍制度、阶层固化等环境约束的影响。如果在城市“立足未稳”，流动人口的发展性和娱乐性消费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哪些人是流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户分离的人口。但是，这只是流动人口的统一特征，我们还可以根据学历、收入等基本人口特征将其划分为多个群体。面对这样特征复杂的消费群体，对其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研究就需要从多角度切入。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卓越副教授程志明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人口、移民和福祉经济学，近期他在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从受教育程度切入分析了教育对中国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下内容摘录自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程志明的采访。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关注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程志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是实现最大化效用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大部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以及和收入相关的经济行为和结果上。另一部分关于主观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的文献也认为消费与收入和主观快乐程度直接相关。举例说，即使一个人的收入较高，但是他的个人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收入对其个人福祉的提高也缺乏直接的积极作用。

虽然我们知道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积累的重要途径对收入作用明显，但是教育对消费的影响却相对缺乏研究。对于流动人口来说，近期的研究都指出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较本地人口低，但是对于具体的原因却少有探讨。

澎湃新闻：从普遍角度出发，教育对消费会产生哪些影响？

程志明：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于高教育程度的人群来说，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边际成本较低教育程度的人群要低，这主要是因为高教育程度的人群的平均（小时）收入较高，因此他们愿意更多地消费。另一种理论则认为，随着教育年数的增加，人们对于正收入弹性的商品，简单来说就是高质高价的商品的需求更高。

另外，对于高教育程度的人群来说，搜寻合适的商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海淘、网购和各种私人渠道等。最后，教育程度可以影响消费者偏好以及消费认知，比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更愿意尝鲜、购买新产品以及加快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等等。

澎湃新闻：研究通过模型测试了部分变量对受教育程度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看出教育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影响更明显，而更高的教育水平也与更高的消费水平有相关性，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程志明：我们的研究遵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定义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在当地居住超过一个月以上的外地户口居民，将1986年实行的义务教育法作为自然实验，分析教育年限对于消费的因果关系。

研究的基准结果表明，增加一年的教育可以增加约7个百分点的家庭成人人均消费。我们发现这背后的部分机制是，高教育流动人口家庭有更多的社会参与、社会交往以及社会融合活动，他们也更希望长留在当前城市，而完成上述这些活动都需要增加消费。

同时，文章发现教育对于消费的正面影响在女性群体、有更多成员的家庭、有未成年人的家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家庭、自雇人士以及有45岁以上成员的家庭中相对更弱。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群体在城市中处于相对弱势（比如缺乏社会保险，或者更容易遭到职场歧视），减少消费也许能够减轻收入不稳定或者消费过度带来的家庭财务风险。

澎湃新闻：根据研究结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受教育程度与一个人是否愿意移民以及是否愿意在移民地永久定居有影响？

程志明：虽然文章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移民或者定居意愿，但是其中的分析结果支持这个观点。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流动人口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职业机会，这也是他们从农村往城市移民或者从一个城市往更发达的城市移民的主要原因。

澎湃新闻：研究结论中是否存在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即在其他国家不常见的现象？

程志明：教育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非中国特有，但是中国国内移民的规模和城市化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在该语境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域和制度原因造成的城乡差异也是比较特殊的。

中国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发展比较快速。比方说，很多地方都在帮助流动子女入读城市公立学校系统，这样流动人口家庭可以节省学杂费和择校费，提高消费支出水平。

澎湃新闻：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提高中国社会的未来消费水平，您认为国家的公共政策可以怎样变化？

程志明：从文章的角度出发，还是首先需要提高教育水平。我们研究使用的国家卫健委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表明，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九年左右，而如果流动人口总体增加一个标准差的教育年限（约为三年），相当于将流动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从大概初中毕业提至高中毕业，则可以在平均消费水平基础上增加超过20%的消费支出。

当然,教育年限不能无限增长，但从中长期来说，普及高中教育是可行的。提高人群教育水平也符合国家往知识经济转型的需求，可以直接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

澎湃新闻：如果想要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还有哪些可以拓展的方向？

程志明：我们的研究发现了教育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各个子群体之间有显著差异，但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数据用于进一步分析，我们无法深入探索造成差异的具体原因。

未来的研究可以具体探讨为什么这些子群体虽然教育水平较高，但是消费支出水平较低，这也是公共和社会政策可以切入的角度。如果流动人口是因为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较高从而降低消费水平的话，那么去除户口造成的城乡壁垒，提高预期社会保障水平，才能让流动人口更放心大胆地在城市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