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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名人|谢玉铭,谢希德:倔强的“物理学”父女
原创 谢希仁 王晴璐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谢玉铭、张舜英夫妇,以及谢希德和三个弟弟合影
我父亲谢玉铭对家庭的影响很大,要谈到姐姐谢希德,就得从父亲说起。记得,父亲管教我们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好念书,将来要做学问”,在他心目中“教书”是一份最好的职业。姐姐喜欢念书且成绩优秀,因而很得父亲喜爱。
祖母学“罗马字”助父亲上学
我父亲谢玉铭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曾留校任教。有人以为,燕京出来的学生都是有钱公子哥,其实不然。父亲从小家里就穷得叮当响,他四岁时祖父去世,是祖母一手把他拉扯带大。祖母是个文盲,却又极能干,在那个年代带大一个孩子很不容易,她帮人洗衣服,还让父亲沿街叫卖煮熟的红薯,总之想尽办法维持生计。
基督教传到闽南后,外国传教士看到谢家生活困难,就对祖母说:“你过来帮我们传道,不识字也没关系。”当时,传教士向老百姓普及一种“罗马拼音”(当地人俗称为罗马字),再把《圣经》译成罗马字,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很快学会其中的内容。就这样,祖母开始帮教会工作,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父亲的学费也解决了。
父亲在福建泉州培元小学念书时成绩很好,后来他又再念了学费昂贵的培元中学。之所以能继续升学,是因为父亲成绩优秀,学校免除了他的学费、食宿费,还要保送他去北平燕京大学深造,条件是念完四年大学后必须回到母校教书。父亲答应了,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父亲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物理系,成绩依然名列前茅,毕业后即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可赴美留学。可他一想,自己答应了要回母校教书的,不能反悔啊!于是放弃留学,还是回到了培元中学教物理。就在那时,他认识了郭瑜谨,俩人结婚后生下了姐姐谢希德。父亲在培元中学教了四年书,之后又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当他再次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学成归国后担任了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
要求四姐弟不问政事一心求学
可以说,读书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因此他一直跟我们强调:“要好好念书,不用功念书将来就没有出息,就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会可怜你。”在这样的教育下,姐姐谢希德从小就非常用功念书。
在父亲留学期间,郭瑜谨不幸得了伤寒而去世。姐姐由祖母带到福建抚养。后来,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认识了我母亲张舜英,两人于1928年结婚,婚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谢希文、谢希仁、谢希哲)。结婚前,父亲把祖母和姐姐接到北平,住在东大地(今燕东园)42号。祖母与母亲极少在孩子面前谈及往事,因此一直到我们长大懂事后才知道与长姐并非一母同胞。
1935年,谢希德与父亲、继母及弟弟
到北平后,姐姐在城里的贝满中学读书,周末才回家住一晚,周日下午又进城返校。她比我们三个弟弟分别年长8岁、10岁和14岁,加上见面机会实在不多,彼此了解不深。直到抗战那几年,一家人从北平逃到汉口,再逃到长沙,最后逃到贵阳,一路上才有了更多接触。在汉口和长沙时,姐姐仍在学校住读,很少回家。父亲对这个念书好的长女很是喜欢。在母亲的眼里,父亲就是个书呆子,不善交际,很少有朋友来往,也从没带孩子出去玩过,只是一味地要求孩子好好念书。
1942年,父亲到厦门大学担任教务长。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都必须加入国民党。父亲也加入了国民党,但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国民党员,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他对国民党完全没有好感。父亲不问政治,对我们四姐弟也是同样的要求:“政治方面都不要管,你们念一个博士回来,以后好好教书,就走这一条路。”
因此,姐姐谢希德在学校没有参与过任何党派活动,却因为喜欢音乐,加入了基督教会合唱队。其实,谢家的孩子都不信教,只是单纯地喜欢那些动听的歌曲。
“不听话”的女儿惹怒父亲断绝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恢复公费留学考试。第一次考试的报考人数特别多,竞争相当激烈。姐姐也参加了那次考试,不过没有考上。
姐姐虽然没有考上公费留学,却获得一张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证明,可以官价购买美金自费留学,这比从黑市换美金要便宜很多。但是,她还是买不起留学所需的美金,因为谢家经济早已捉襟见肘无力支付。于是,姐姐来到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在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当物理系助教。当年,沪江大学有美国教授任教,她给一个美国女教授当助教。后来,美国女教授为姐姐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她申请到去史密斯学院留学的机会。1947年夏的一天早上,美国女教授邀请姐姐共进早餐,我与谢希文作陪。饭后教授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姐弟三人到轮船码头。就在那天,姐姐离沪赴美留学。在国外生活实不容易,父亲此后还是尽力资助了姐姐一些钱,帮助她渡过难关。
1947年,谢希德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
姐姐去留学后不久,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其后我们通信不断,她会把好的参考书写信推荐给我,有两本“难读懂、习题也难”的电磁学书,对我帮助尤其大。姐姐与曹天钦青梅竹马,那时我常常去曹家,从他母亲处得知,曹天钦和几个弟弟妹妹的思想都比较进步。他的一个大妹妹本已准备去解放区,却因一场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我还因此认识了曹天钦的一个好朋友,姓刘,我叫他刘哥,刘哥经常会和我谈起共产党。渐渐地,我在信中也向姐姐提到了不少共产党的思想,希望她结束学业后能够回到祖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曹天钦在英国想了个办法,请他的老师李约瑟出面写信让姐姐赴英结婚。凭着李约瑟的名气,美国终于放行。当时,曹天钦积极想回国,而父亲则极力反对回国。当中还发生一件事,让父亲很生姐姐的气。1951年,姐姐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在信中要求姐姐戴着博士帽拍一张相片,放大后寄回去。他要挂在自己办公室里。可是,姐姐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做。我后来问她:“你干嘛不照一张寄回来呢?”姐姐说:“你知道在美国放大一张照片得多少钱?非常贵!我当时没有什么钱。”所以,后来一听说姐姐要和曹天钦一起回国,不在国外好好做研究,父亲更生气,脾气倔强的他声称和姐姐断绝关系。
1952年,谢希德、曹天钦在英国结婚
姹紫嫣红
春风拂面
自己花钱买信纸给好友写信
姐姐回国后就开始找工作。一开始她想去北大教书,但曹天钦学的是生物化学,在北京没有合适的单位,上海倒有一个生物化学研究所。于是,最终两人来到了上海,住在建国西路上。姐姐在复旦大学教书,平时上下班路程很远。
自1952年回国后,姐姐亲眼目睹国家被一点一点建设起来,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她慢慢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于1956年入党。那段时间,我们之间的通信一般就谈谈家常,关于入党的话题倒不多提及。姐姐在信中更是只字不谈自己的情况,她被扣工资、生活很困难、身体也不好等情况,都是后来母亲去看望她后才知道。我有次给她寄了50块钱,那个年代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15块钱,5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母亲告诉我:“你姐姐说那个钱寄得很及时。”但是,姐姐从没有直接跟我说过。
姐姐是一名很纯朴的共产党员。那时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国,国家会给每个出国人员发放相应的补贴,回国后可按规定根据个人指标购买大件,比如缝纫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等等,但每次她都把这些钱上交。姐姐在国外有很多朋友,凡是请她吃过饭的人,若到中国,她必定要回请。她家阿姨说,饭钱应该可以报销。姐姐听了很严肃地说:“那怎么能报销?我们吃不完的菜,你也吃,家里其他人也吃了。”
谢希德伏案工作
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姐姐,严于律己、公私分明。那期间学校为她配置了小车,我们仨兄弟有时到她家去看望,却从来没有沾到过光。有一次,身在南京的我要到上海搭乘飞机去大连,于是事先和姐姐约好,在她家借住一晚,方便第二天赶早班飞机。早上,姐姐告诉我,今天她正好用小车,可以顺路把我放到某个地方,然后再步行一段路就到民航班车点了。我心想,你让小车绕一下,直接把我送到民航班车点,不就得了。但我了解她的为人就是这样认真,不肯占公家半点便宜。还有一次,姐姐与我舅母通信,她俩原是贝满中学的同班同学,更是好友。姐姐用的信纸上印着红色的“复旦大学”抬头,于是她在信末写到,“这个信纸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舅母后来对我说:“你姐姐可真有意思,写封信还要和我声明一下,难道我会怀疑她占用公家信纸吗?”
在复旦,姐姐常常因公打国际长途电话到美国。由于时差关系,有时得晚上通话,所以她只能在家打电话,话费自然也就自己掏钱付,不过她从不计较这些。
1993年12月下旬,我儿子离开南京到上海,准备于1994年1月1日乘坐飞机赴美留学。姐姐知道后说:“欢迎到我家住,不过那段时间我在外地考察,正好不在家。”1月1号的航班时间很早,她让司机开车送我儿子,但必须支付25元车钱。后来我儿子也的确付了钱。不过,另一件事情让姐姐对我儿子颇为恼火。当时,她家装了一部电话,是公家给装的,费用自然也是公家报销。我儿子出国前要与学校联系,就用那部电话一连打了7个国际长途。姐姐回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孩子要打国际长途电话,事先也不跟我商量,而且还打了7个电话,你知道要多少钱吗?2300块。”我解释说我儿子不清楚情况,我即刻把话费汇过去。她说,这部电话的话费是公家结付的,人家一看就会觉得不对,你都出差到外地去了,怎么还会有从上海家里打出去的国际长途,肯定是家里其他人打的。这样很不好!
其实,姐姐对我们仨兄弟还是很照顾的。我与她在业务上有一点交集,她是半导体物理专业,我搞电信通信,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总会请教她。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一次有关计算机技术的会议,其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词“access”,大都被翻译为“访问”,算是计算机术语中的标准译名。但是,在网络中“access to”应该如何翻译呢?大家讨论得很热烈,认为都译为“访问”好像不太合适。我就写信问姐姐,她回信说“access的意思有很多,要根据不同的搭配和语境翻译成不同的意思,不能一概译为访问”。
我曾听姐姐谈起,在她生母去世后和祖母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父亲一个人在国外求学,家里经济情况很不好,但亲戚们都不大和她们来往,更别说提供一些资助。等她有些成就了,找来的亲戚却不少,大都想着要通关系、打招呼,令她非常反感。
姐姐生病后,我经常去探望她。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时,医生根据她的健康状况,建议她不要出差,也不要到北京开会,但她坚持要去。因为她的弟子要参选院士,如果她没有亲自到场为其进行介绍,很可能会落选。在姐姐的观念中,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超越老师,这样才能体现教授的水平。
谢希德为复旦大学八八届毕业生题词
从北京回来后,姐姐的病情又恶化了,而后住院就再也没能从医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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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铭
字子瑜,1895年6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物理学家、教育家,1986年3月20日逝世于台北。
谢希德
1921年3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固体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上海杉达学院原校长。2000年3月4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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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海上名人】谢玉铭 谢希德:倔强的“物理学”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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