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美国强刺激｜陈志武：美国几年后或出现反国债反赤字思潮

美国总统拜登于北京时间3月12日凌晨签署了上任以来的一个法案——“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

本轮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占到美国当前GDP总量的9%。去年圣诞节期间，美国国会通过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规模相当于GDP的4.3%。据法国巴黎银行测算，两笔开支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几乎相当于1917年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年的支出。

据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此前的研究，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占GDP之比有3次超过9%。第一次是南北战争期间的1861-1865年（财政赤字为GDP的12%），第二次是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1918年（18%），最高的一次是二战时期的1943-1945年（28%）。

陈志武于近日接受澎湃新闻视频专访时表示，无论是否愿意承认，现代货币理论（MMT）已成为现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面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局，长期处于宏观经济学边缘地位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开始“粉墨登场”。现代货币理论开出的药方就是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将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通过发行尽可能多的货币来将债务货币化，以确保政府获得融资。

回顾美国政府在二战后的负债也非常高，可那些负债不仅没使美国经济停顿，反而从那时开始美国经济进一步腾飞，巩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最强地位。陈志武认为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今天的美国和西欧金融市场，包括政府国债市场，比二战结束时更为发达，长期债券的融资空间更大，期限可以更长，利率成本更低，投资者也更加全球化。因而今天可以容忍的财政赤字与国债水平比二战结束时更高。第二，对于美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一定的赤字与债务反而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不过，陈志武亦指出，他对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激进”做法并不支持，这会在各个国家进一步制造民粹主义暴动、引发更多的政治危机。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澎湃新闻：疫情到来之前，全球债务已处于高位。疫情之后，全球债务占全球GDP的比例又迅速增长。你曾经从历史的角度对债务与民主进程、一国的现代化程度进行过分析，现如今你如何解读当前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债务普涨？

陈志武：各国的货币发行权都被中央银行垄断，民间不可以发行货币，这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出现的新现象——没有金本位、银本位的约束，主权货币完全由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控制。这使得货币的发行变成纯粹的政治决策成为可能。尽管像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有一定的独立性，却仍然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如过去几年特朗普任总统时期就轻易地对美联储施压。

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创新：创办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其理论框架由英格兰银行最早落实在操作层面，再到20世纪10年代美联储成立。美联储一开始的运作不是非常健康顺畅，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才正式按照英格兰银行“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思路，慢慢地将自身转变为解决金融危机的主要工具。

如今的政府有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第二驾马车是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由凯恩斯开启的，在逆经济周期下由政府去主导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财政工具的出现是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三驾马车为福利国家、福利政府，也出现于19世纪后期。

对于这三驾马车可以这样理解：中央银行不管是基于何种理论，其主要角色都是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风险。其次是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通过快速注入流动性，实现对金融危机风险扩散的控制。此外，若失业率和解雇潮愈演愈烈时，各个国家的财政还要履行救助的义务。

2008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后也推出了量化宽松，对西班牙和希腊的银行大量注资。尽管在10多年前就付诸了实践，彼时各个国家的央行对量化宽松的态度仍然是不太确定的，而去年的新冠疫情危机后，众多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都毫不犹豫地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前所未有的世界——各个国家都“驾驶”着三驾马车，在使用上也都大刀阔斧。这样一来，尽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短期内看起来可以得到控制，但也会引发很多其他的问题。

以美联储等为代表的央行做法激进，将滋生更多民粹主义隐患

澎湃新闻：自保罗·沃尔克成功击退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高通胀后，货币政策独领风骚，世界进入了央行至上和财政从属的时代。特别是过去十年中，随着各国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货币扩张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工具，财政和货币政策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未来十年是否会遵循不同的轨迹，进入财政政策主导和货币政策从属的时代？

陈志武：准确地说首先是央行的操作在技术层面更为细化，其次在理论上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自己的总结，沃尔克作为美联储主席进行了诸多实验。当然上个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因为石油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猛涨而高企，还伴随着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这个背景为沃尔克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平台。

上个世纪30年代后到上个世纪70年代前，美国经历过历次短暂的股市危机和金融危机，但每次都没有对美国经济构成太大的冲击和伤害。所以应该这么说，沃尔克做美联储主席时，关于中央银行的理论和操作都还不太完善。在沃尔克接手初期，在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下，整体而言对政府和央行干预经济还并不认同（尽管在认知和理论上比起上个世纪30年代有了很多变化）。

回顾美联储的成长和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沃尔克，其次是格林斯潘，再到伯南克，然后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实质上按照现代货币理论（MMT）来运作的美联储——其他各个国家的央行开始纷纷效仿。

澎湃新闻：有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央行在沃尔克那个时期的角色边界是较为理想的，对现在鲍威尔时期的激进做法并不认同。

陈志武：这个观点是对的。我对现在不断进化、不断变得更激进的美联储以及其他央行的模仿并支持，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催生更多的民粹主义暴动、引发更多的政治危机。道理很简单，从去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和其他央行采取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贫富差距和金融资产泡沫越来越大，由此带来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只会导致各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愈发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看不出哪个国家会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最主张自由市场的美国，包括共和党议员和共和党的总统如特朗普都带头推动财政刺激，带头给美联储主席和其他官员施加高度的政治压力，以期快速放松货币政策。如果连美国都往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现代人类社会最初可以追溯到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改变迫使各个国家的精英去思考应该如何做出适应和调整，让我们能够既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技术变革，又能从货币政策到经济生活中，也能够适应技术变迁所产生的变化。

此外，沃尔克时期世界相互联通与全球化还只是刚刚开始，尤其彼时各国的央行对自身定位尚还不够清晰，更不用说与其他国家的央行一起统一协调、同步行动。所以沃尔克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在美国本土发挥作用。而现在早已过渡到了各个国家央行都同步行动的阶段。这可能是今天的美联储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的最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世界变得更为紧密的同时，也变得更为危险——美联储错误的举动很容易被放大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影响全人类。

财政政策不会成为主导

澎湃新闻：即便像美国这样崇尚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国家都已经如此推崇政府的刺激，是否可以就此预见，财政政策有可能会起到更大的决定性作用？

陈志武：以后总的来说，各国的政府的首选不会采取政策性的印钞票，还是会由央行先做回应，然后才是财政政策。

比如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货币政策都是先行的，因为由央行来决定多发行货币，降低利息非常容易，面对的政治阻力最小。对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来说，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都需要议会通过立法才可以推进，国会要不断讨论和谈判，中间涉及到很多党派与地域之争，过程会非常漫长。而央行做出印钞票“放水”的决策，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分钟就可以做出。这是财政干预没办法做到的。

不过，短期内特别是像美国，更进一步的量化宽松已经没有空间了。在零利率或者负利率的大背景之下，各个国家的央行已经用完了所有武器，下一步能做的只能是通过财政政策采取更多的举措。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也好，救急也好，救助一些小微企业也好，这些都是财政政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中央银行能够做到的。

美国政府有一定的赤字和债务是健康的

澎湃新闻：在耶伦任职克林顿政府的时期，出现了财政盈余，也是美国经济腾飞之时，这似乎与当前的状况存在一定的反差？

陈志武：克林顿时期好几年有财政盈余，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态。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有一些财政赤字和债务是健康的状态。没有负债和财政赤字的国家，其政府往往容易出现权力失控。对于美国这样的社会，有财政赤字和国债，通常就可以反过来对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产生一些制约——美国政府每年都有财政赤字，总统就做不到用政府的钱去收买和讨好支持者。

从更长远来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宽松，财政刺激也会继续扩大。未来4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积极财政政策或许都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收敛。这也可能会制造一个局面——几年以后美国社会的思潮又会反过来——可能现有拜登的班子把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推到一个新高，这样有可能反过来给美国社会几年以后出现反国债、反赤字的思潮创造环境。但是我觉得从根本上要改变美国靠赤字和国债来发展的模式很难。

澎湃新闻：你认为美国的整个权力运作模式，意识形态以及现有的世界货币体系是支持了它的高债务高赤字发展？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尽管现在又因为疫情导致债务水平创下新高，但是它仍然是可持续的？

陈志武：是的。

新经济的发展或将推动未来10年生产率的提升

澎湃新闻：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了股票市场的飙升，股市在1999-2000年间上升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疫情之下，新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相应的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是否会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陈志武：任何一个事情带来的影响都是多个方面的，关键就看我们最在乎的是哪个方面。从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等风险角度来说，去年的一系列举措肯定是负面的影响多于正面的影响。

但是因为新冠病毒把所有人都关在了家中，让很多本来根本不愿意去尝试新技术的人没有办法，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学习、了解和适应这些新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对美国社会，确确实实让全社会对于新技术和大数据等技术的采用和接受程度得到了意外的提升，从而为很多的高科技行业和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基于这一群众基础推动进一步的创新，如此种种，都会对未来10年的生产率提升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