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下的中国｜下一场流行病，可能正在动物养殖场中孕育

新冠大流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变。当下，多国开始为民众分批接种疫苗，人们盼望着能尽快回归正常。然而，曾经的“正常”却可能蕴含着下一次全球流行病的种子。

近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至少有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比如H5N1禽流感、H1N1猪流感等。

虽然新冠的起源还未盖棺定论，但已有国际机构（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预言，下一场传染性强又无解药的流行病很可能正在动物养殖场中酝酿。

要理解这个警示背后的故事，恐怕要从1928年讲起。

现代医学的基石

1928年，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意外发现了能杀死葡萄球菌的霉菌，将其命名为“盘尼西林”。这项发现开启了现代医学对抗生素的使用，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随后，其他种类的可抑制或杀死细菌的抗菌素被陆续发现，并得以量产。它们不仅在二战时期救下了成千上万原本会死于伤口感染的士兵，更在随后近八十年中通过抑制手术过程中可感染人体的致命细菌，为现代医学奠定了基础，将人类寿命至少提高了十年。

然而，抗生素这种奇迹药物从发明之初就遭遇滥用的危险。1945年，弗莱明因盘尼西林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获奖感言中他提醒：滥用会使抗生素失效。

世卫组织研究指出，抗生素并不能杀死全部细菌，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细菌株经过抗生素的筛选，存活下来，有机会便会大量繁殖，传播其抗药性的基因，成为“超级细菌”。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快，种群的进化和蔓延非常迅速。

虽然如今科学家不断发现新型抗生素，但它们往往功效只覆盖特定细菌，恐怕未来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超级细菌。当前，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70多万人死于超级细菌。预计在2050年前，死于超级细菌感染的人会超过因癌症死亡的人数。

大部分抗生素被喂给了动物

单纯加强医用抗生素监管无法解决滥用问题，因为研究发现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将一大半抗生素用在了动物身上。

集约化畜牧养殖业，将动物从自然中抽离，集中关进厂房饲养来实现廉价和高效。这种养殖方式发源于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快被全球采用，为全球提供了90%的肉食。

违反自然规律的高效往往是有代价的。比如，中国绝大多数的养猪场都在使用母猪限位栏，母猪无法自由站卧、无法转身，无法自由移动；鸡被养在室内鸡笼，不见天日，由电灯的光亮控制作息节奏。牲畜家禽生存在拥挤逼仄的环境中，没有空间躲避和休息，长期处在应激状态，自然容易染病。若是疾病有传染性，在封闭环境中的蔓延也会非常迅速。

为了应对疾病，抗生素便被引入养殖场，从给个别染病动物治病，演化到被用作预防性药物加入饲料，既保证健康又促进动物生长。当前业内在动物饲料中加入少量抗生素已成常态。

高昂的公共健康代价

万物皆有灵，集约化养殖场将动物看作没有生命的商品，这种养殖方式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了威胁。各国都规定了养殖场动物的抗生素休药期，让大众恐惧的动物肉品中抗生素残留问题，可以通过严格的肉食质量监管来控制。

然而，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往往隐藏在深处。动物饲料中的抗生素只有小部分被吸收，大部分会随着污水排放，进入江河湖海。有药物残留的动物粪便也往往未经处理就被运到农田做粪肥。人们虽然不太可能直接从动物制品中摄取抗生素，但抗生素和对其耐药的细菌却仍可能通过饮用水、农作物等途径进入人体，或通过食物链进入野生动物体内。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在2015年公布的研究中发现，抗生素污染在中国河流环境普遍存在。海河和珠江流域是环境抗生素污染最严重的两条河流，平均浓度超过79.3千克/平方千米。黄河、淮河、扬子江也是排放量最高级别的流域。被重点监测的36种抗生素排放量高达53.8万吨，其中46%到了水体里，54%进入了土壤。

同年，对江浙沪三地千名儿童的尿检中，近六成查出抗生素成分，其中有多名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类抗生素。

兽用抗生素和人用抗生素不尽相同，法规目前比较关注的是人兽通用的抗生素，因为此类抗生素可能催生的超级细菌更可能直接对人产生影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人类现存已知的传染病中有60%属于人畜共患疾病，比如去年北美小规模爆发的沙门氏菌感染。

引起流行病的风险

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大流行病都来自动物：十九世纪末通过病牛奶传给人的牛结核病，二十世纪末通过病牛肉传给人的疯牛病，还有本世纪来自蝙蝠的非典型肺炎，以及禽流感、猪流感等。

在野生环境中，若出现传染病或超级细菌，被感染的宿主很有可能在传染到其他动物前就死了。但在集中饲养条件下，却很容易出现大规模感染。因此，工业化集约养殖场可能是孕育新型传染病毒的温床，因为农场动物很容易成为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和人之间的媒介。

如何应对

当前，全球大部分人都还在等待注射新冠疫苗，然而人们也在担心，变异新冠病毒是否对疫苗有抗药性。

为防御未来可能由超级细菌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首先要呼吁相关部门对抗生素使用进行限制，禁用、限用一批高风险的抗生素。然而，作为主流的肉食生产方式，集约化养殖场仍对兽用抗生素的需求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光靠监管机构的限制也难以一劳永逸。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全球食物系统。既然动物工厂是超级细菌的温床，是否有其他的肉食生产方式？

实际上，中国仍有很多地方在沿用着工业化之前的动物养殖方式。比如被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的专家称为“世界上福利最好的猪”的黑猪。

它们生长速度慢，不适应集约化养殖，所以一般通过传统饲养方式。这种饲养方式基本满足了它们的天然习性，提供青饲料及垫草、有活动场所，甚至可以有限放牧。这种猪尽管生长速度慢，但不易染病。

遗憾的是，地方猪种的数量在市场上占比不足5%，且这个比例在不断缩减，甚至有可能消失。在对肉蛋奶的高需求下，这种高质量、低效率的福利养殖方式恐怕无法普遍推行，更难以与“高效”竞争。

我们无法预知下一场疫情将在何时到来，科学家也在探索下一代抗生素。噬菌体、微生态制剂、中草药添加剂、酸化剂产品都有潜力解决超级细菌的部分问题。但在这些替代物被证明普适且有效之前，防患于未然仍然是首选。

（作者于杨今奇系良食基金写作小组成员，前NGO从业者，现为自由职业者，关注循环经济和生物科技）

以食物见世界，借舌尖论未来。

"舌尖下的中国"专栏由中国绿发会良食基金策划及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