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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地震十年 | 灾难不是被战胜的,而是被反思的
十年前的今天,下午14:48,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漏,导致1.8万人遇难。
这场人类史上第四大强震,使地轴偏移了近16厘米,也让日本向美洲大陆移动了近4米,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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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地震实景
这场被称为“3·11地震”的灾难事件,不仅带来了一时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在此后的10年间不断侵扰日本:
活着的人无家可归——截止到2019年,超过3.2万受害者仍无法返回家乡;
死去的人也下落不明——上千人在海啸中失踪,打捞工作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核事故仍未得到妥善处理——100万吨核污水至今未被处理,核反应堆也尚未清理;
更可怕的是,地震本身并未真正结束——今年2月,日本东部地区再次遭遇7.3级强震,造成上百人受伤,这被视为是3·11大地震的余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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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地震引起的巨大海啸
除了直接的伤害,3·11地震更是在个体和社会的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乃至于10年后,人们仍把2011年3月11日称为“那一天”(あの日)。
作家五木宽之说,“那一天”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第二次战败,如果说第一次战败是“国破山河在”,那第二次战败就是“国在山河破”。战后的那一代,没有人目睹过两颗原子弹放出的刺眼光芒,但亲眼看到大地震如何让数以万计的生命瞬间消逝,国土随之流失。
10年过去了,3·11地震却从未过去。
十年来的种种善后措施,或许能使政府报告的数字摆脱灾难的阴影,但要使得整个社会真正从灾难中走出来,这恐怕还远远不够。在这个表面上精致整齐的社会,实则隐现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时刻准备着消灭不同的声音,或者是消灭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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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不是被战胜的,而是被反思的
——3.11大地震十周年
01
奋起反抗
每年3月11日,日本政府都会举行规模巨大的追悼式,天皇、首相、议员和遇难者遗属都会出席,身着黑白两色,向不幸丧生的人表达哀思。受灾地也会在当地设置专门的追悼场所,人们在这个安静的空间献上鲜花,悼念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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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地震中去世的亲人
但这种追悼方式,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够。
如果说这只是一场自然灾害,那人们确实只能“生者坚强,死者安息”。但一旦意识到灾难之中的人为因素,悲伤的情绪还会催生出一股愤怒,看似温吞的追悼式无法平息这股愤怒。
于是,人们选择走上街头,其中最大的呼声就是反核。在诸多标语中有一条让人印象深刻:在死之前让核电归零,是我们成年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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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电群众运动
他们聚集在皇居附近的日比谷公园,各界人士在音乐的伴随之下,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说。参与示威活动的人数一度达到10万人。人群还行进至政府办公地点,到达国会,并将请愿书交给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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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电示威活动
在日本人中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两百年来,唯一能促使这个国家改变的,就是天灾和外敌。
事实上,在这个上世纪就经受过核灾的国度,在最早要开发核能时,反对的声音就从未断过。
只是在当时,普通人大多不怎么关心这桩事,但福岛的核事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建在别处的核电站也会危害到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核灾再次降临,日本沉寂了30多年的社会运动也获得了发声的契机。据统计,仅在2011年3月11日到第二年的6月,日本就爆发了至少1000次街头运动。
02
安抚人心
在受灾严重的岩手县大槌町,一个小山丘上伫立着一座破旧的白色电话亭。电话并没有接上线,但海啸之后,来这里打电话的人从未断过。
这个电话亭叫“风之电话亭”,人们来到这里,拨通已经无人接听的号码,向已逝的亲人或朋友倾诉,希望海风能把他们的思念送到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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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县“风之电话亭”
灾难摧毁的不仅是现实世界,还有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突然之间妻离子散,或目睹过多的人间悲剧,每个日本人都急需安慰。
2012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前往同样受灾严重的宫城县的一所学校,此时这所学校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临时避难所。
在那里,他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演奏了一场音乐会,试图用音乐的力量安抚亡灵与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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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龙一对听众说,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
在《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中,作者理查德 · 劳埃德 · 帕里还写到了宗教人士为抚慰人心而做的努力。
金田禅师与一群僧人沿着受灾区行走,沿途组织了一场名为“僧侣咖啡馆”的活动。人们在其中喝茶聊天,僧侣会平心气和地倾听各种抱怨。
一开始,生性克制的人们还会犹豫不决,甚至因为觉得与僧人聊天给他人添麻烦而带有些许歉意。
但后面他们越说越流畅,他们描述巨浪袭来时的恐怖景象,坦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喜欢哭的他们,泪水也由此流了出来,无休无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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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地震四周年时的悼念仪式
灾难的发生,可能只在一瞬间,但它对人心造成的后续影响却是长期存在,难以磨灭。因此,抚慰人心,也是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风之电话亭”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03
追求真相
在愤怒说“不”和悲伤倾诉的声音之外,灾后的日本还时常响起“到底怎么回事”的发问声。
2012年6月,深受核灾影响的福岛居民提出诉讼,追问东京电力公司当时管理层的责任。这场官司历经30多次开庭,最终在2019年9月告一段落,三名东电主要负责人被无罪释放。不满的民众正准备再次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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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院前表示抗议的民众
由于信息尚未完全公开,核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和切实情况至今没有定论,但民众并没有停止追求真相。
类似的事故也曾发生在东北一个偏远的小学里。那是3·11中全日本唯一一个几乎全军覆没的学校——大川小学。
当时在学校的78个孩子中只有4个活了下来,11位老师中也只有1位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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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大川小学遗址献花
通过事件日志和幸存者的证词,人们得知,在地震发生到海啸来临之间宝贵的逃生时间内,全体师生本可以逃到学校后山躲避海啸,但却走向了沿海的平地。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事件主要原因出在一本应急小册子上,那本规定了避难措施的小册子中并没有“去往高处避难”这一条,相反,还要求学生在发生海啸时在附近的平地避难。
然而小学离海不过几公里,逃过海啸的关键应当是往高处走,但在场的老师最后还是决定按照手册上的规定行事,哪怕你直觉上觉得那是不对劲的。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合实际的避难规定,则是因为校长在应付上头要求更新手册的任务时随意加上的规定。毕竟这里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海啸,就算是一条随便加上的规定,应该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校长在加上那一条规定时的心理活动恐怕就是如此。
但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在人们知晓真相之后,校方和教育委员会例行公事的官腔和冷冰冰的道歉,便显得更加刺痛人心。在花费数年时间搜集证据之后,大川家长联合将学校和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正式的道歉和赔偿。
与福岛判决不同的是,大川家长胜诉,事情的真相也很快通过新闻特稿、出版物、纪录片等媒介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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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为大川小学事件做的特集
04
彻底反思
关于如何理解大川小学事件,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日本社会防灾系统做得还不够完善,需要借这个机会,重新评估已有的规定和措施,避免再出现那样的悲剧。
也有人认为,规则是无法穷尽的,关键是人在面对灾难时如何灵活应对。在规则明显违背常识时,还一根筋地遵守规则,正说明了日本人为规则所困的现状。
但无论看法如何不同,没有人单纯地把这场悲剧视为天灾,每个人都在尽力从中反思,不再让悲剧重演。
在大川小学事件开始受关注之后,不少团体邀请追求真相的大川家长到各地演讲,佐藤隆洋就是其中一个。
他出于责任感接受了这些邀请,还强调道:
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就没法指望他们改变想法或行为。这也是我们要追寻悲剧为何发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们关心这场灾难,却拒绝深入思考,同样的悲剧还会发生。
与大川小学事件引发的反思相比,福岛核事故引发的讨论就更多了。
就在大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村上春树在一次获奖致辞中提及这次灾难,要求日本正视核事故,不能再允许灾难因追求“效率”和“便利”而发生。前面说到的坂本龙一也曾在反核游行中发表演讲,要求呼声得到政府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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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重启后,坂本龙一在首相府邸前发表抗议演讲
对于一个想要走出灾难的社会而言,这些要求真相和反思的声音不可或缺,它们能让灾难不成为单纯的一记阵痛,是能够真正让人做到“痛定思痛”的必需品。
与愤怒的抗议和暖心的安慰一样,这些往往不被列入政府灾后重建计划清单中的行动,却恰恰是真正推动人们在内心中走出灾难的力量。
THE END
原标题:《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祭 | 灾难不是被战胜的,而是被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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