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灾十周年｜探访“辐岛”，东京奥运会蒙上的核灾阴霾

【编按】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突发9.0级的地震，同时引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啸。海啸冲毁了位于福岛县双叶郡大熊町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防洪堤，三座核反应堆的核心熔毁。直到今日，其所释放出的辐射和无法清理的核废料仍是一个定时炸弹，将阴霾笼罩着整个日本。近日，日本院子里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发现了新的污染场所，严重程度远超预期，原本的废炉拆除计划需要重新考虑，另外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排出的部分气体发生了倒流，有可能再次引发爆炸。

十年后的今天，在福岛核灾爆发后几个月申奥成功的，以“复兴”为名意图以一场盛世改写“人祸”的2020东京东京奥运会，再次蒙上了疫情的阴影。反核运动也不断发起对东京奥运会的抵制。日本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出围绕着核工业的利益集团，反核运动在日本民众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却在安倍晋三上台后遭遇主流媒体的一再打压和封禁。

今天，“核灾”留下的不该只是日本民族悲怆历史的一个篇章，也必须不断引发诘问——人类真的需要核能源吗？核污染绝非仅仅关乎一时一地的民众，核辐射的污水为全球海洋环境所共享，影响到全球鱼类迁徙、远洋渔业、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其危害将会波及几代人。

探访福岛：无解当前，知其不可而为之

2012年10月12日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诗意的田园风貌。我摇下车窗，想闪拍路边风景。车里的日本朋友顾不了平常的礼貌，尖叫着说：“健芝老师，请赶快赶快关窗。” 车里面，人手一个的辐射测量器，同时尖叫。仅几秒功夫，车内的辐射量猛升几倍。

福岛南相马农村一景 刘健芝摄

外面出奇的宁谧，车内的人却是忐忑不安。我们来自中国、印度和泰国的三位外宾，在日本朋友大桥正明教授、藤冈惠美子女士和竹内俊之先生的带领下，到福岛几个地点看望村民。这里晚上还没解禁，白天容许进入。在南相马市小高区农户根本洸一先生家里，夫妻边奉上热茶和苹果，边诉说他们怎样每天从城镇的临时住所开一小时的车回到这里，耕种不会也不能出售的农作物。不种地，怎么打发日子？平静的说话，听不出无奈或愤怒。我们心照不宣地勉强吃上一块切开的苹果，慢慢喝茶，免得主人热情添茶。煮茶的水，是从这里的水井打的。苹果是房子后面的树上摘下来的。

一行人接着去饭馆村一个奶牛户的家。到了一座别致的房子前面，车停下来，我们要在2分钟内回到车里。

長谷川建二回不去的家
 

 人去屋空，牛去棚空。我们在房子前面的花丛量度辐射量，是每小时3.35微西弗，政府订立的安全标准是0.23微西弗，即超标15倍。赶快上车，开到临时安置区，见到房子的主人長谷川建二夫妇。他们讲述地震、海啸、核电站爆炸、撤离；展示政府的清污计划：房子屋顶外墙会用水冲洗，说之后可以搬回去住，但冲洗下来的辐射物留在田间地里，政府不负责清除，也不建议村民在外活动。村民意见分两派，長谷川建二夫妇觉得无法回去，希望政府把全村人一起迁居，好歹仍然聚在一起。但村长属意等待回迁。

長谷川建二先生放映图片给我们解说，最让我震撼的，是他的同行菅野重清先生的故事。核事故发生后，奶牛全送去屠宰房；送走牛只后，菅野重清先生哭着在空荡的牛棚竖立了祭奠牛魂的牌位，留言交代后事，请姐姐代为还款给木工师傅，然后自杀了。

 

我没法抹去奶农祭奠牛魂然后随之而去的画面。要赎罪的，不该是奶农。

福岛之行，只有一天。日本朋友生怕我们暴露在无色无味的核辐射中，旅途处处照应提点，反而让我们诚惶诚恐。临别在福岛市晚餐，却让我看到纯美和希望。

与藤冈惠美子女士聊天，她说本来住在东京，丈夫在基金会有一份优差，生活无忧。3·11发生后，她参加志愿者的支援行动，来到这里接触了当地的妇女儿童老人，很想出力协助他们重建家园，她不想回去东京了。丈夫不愿意随行，两人离婚。我问，尽管这里是福岛市，但是辐射也是超标的，更何况你经常跑灾区农村，你不担心辐射吗？她淡然地说，我已经40岁了，不怕辐射，我希望孩子一代能过上好生活。朴素的话中，没有高昂的英雄气概，没有赴死牺牲的悲情。正值壮年，却视死如归。非为自己父母儿女，却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她，是那么平凡，是那么不平凡。

这一天，在晴朗的环境里我处处看到无色无形的辐射阴霾，在交往的普通人身上却看到不屈的勇气。当前无解又如何？他人的错误带来伤痛和死亡，我们只能忿恨和恐惧吗？我看到的是对苟且而活的拒绝。悲剧唤起不屈的勇气，触发了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升华。承受痛苦又如何？面对死亡又如何？随心而死得其所，可以了。

疫情之外，东京奥运会笼罩的福岛核灾阴霾

2021年3月6日

2天后是3·8妇女节，5天后是3·11十周年纪念日。这是两个纪念日之前的周末。

在东京奥运会办公楼前，有市民把蓝色防雨膜遮盖办公大楼前的奥运五环标志。奥运场馆外聚集了群众，有人举起以5个叉取代5个环的奥运标志。《读卖新闻》民意调查显示，58%受访者认为应该取消因疫情延期至2021年7月和8月举行的“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0东京残奥会”。

抵制东京奥运会的声音，其实早已存在。在邻国，在2019年，新冠肺炎还未爆发前，韩国国内已经酝酿抵制东京奥运会的舆论，质疑在福岛举办棒球、垒球等奥运赛事，会影响运动员的健康。 2020东京奥运会，与核灾、与疫情结下不解之缘。2011年3月11日发生核泄漏大灾难，日本理应举全国之力赈灾善后。可是，仅仅4个月后，日本奥委会选定东京作为申办奥运的城市，同年12月，日本众议院参议院通过议案全力支持申报，2013年9月申奥成功，为了保证奥运设施的建设，政府用了大量财力物力，抽调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前往东京兴建奥运场所，导致灾区劳动力短缺、建筑材料价格飞速上升。

把注意力从福岛灾难转到体育盛事，似乎说不过去，可是，日本政府却是非常巧妙地把两者捆绑。前首相安倍晋三声称，“我想让奥运会成为扫除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太熟悉的商业逻辑，是常识，不用多费唇舌解释；办奥运会，只可能是多赢：拉动经济，抚慰伤痛，提升国名……2020东京奥运会被称为“重建的奥运”，主题是“福岛复苏”，奥运火炬被命名为“复兴之火”。福岛日本村J-Village综合体育馆被定为东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首站。日本村是体育训练基地，离福岛第一核电厂仅20公里，3·11发生后，这里改为救灾中心，每天数千名身穿辐射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和辐射计量器的工作人员，从体育中心出发往第一核电站进行清理工作。这个提醒着大家福岛灾难还在处理中的形象，本来想要来个翻身——原计划是在2020年3月26日（福岛核灾9周年后的两周），英姿勃发的数千运动员在这里聚集，开始传递奥运圣火，1万名火炬手传递121天后，抵达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奥运开幕礼。

然而事与愿违。2020年3月12日，奥运圣火在希腊点燃了，3月20日运到日本，新冠疫情迫使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在3月24日宣布推迟一年，“2020东京奥运会”名称不改。

在原本的策划中，福岛县不只有火炬传送第一站的荣誉，还会有物质上的新机遇：福岛木材用来建设奥运会场馆，赛期内采购使用福岛生产的食材和氢能源，福岛特色手工艺品将制成奥运特许商品，游客带动住宿、观光，等等。

这些安排似乎起了作用。日本2019年12月的民调显示，86%的受访者认为“举办东京奥运会对日本是一件好事”，尽管国际社会有些非议，例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2019年10月26日检测日本村附近数个区域，包括传递圣火的福岛饭馆村、郎江町、大熊町，辐射读数偏高，地面监测显示辐射水平高达每小时71微西弗，比核事故发生前高出1775倍，在这儿待上两天就要超过人体每年可承受最大辐射量2000-3000微西弗这一极限。

推迟奥运会据估计导致超过30亿美元的日本国内商业赞助损失及约120亿美元的日本政府筹备支出损失，《朝日新闻》估计日本花在办奥运会的成本是280亿美元。钱已经花了，日本政府锲而不舍地希望能办成，希望2021年3月25日在福岛开始第一站圣火传递，而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可以顺利开幕，即使没有国外游客，即使没有现场观众，即使今天日本新冠疫情确诊数字已超出44万宗，死亡超过8千人，即使被公众指责防疫不力与办奥运会有关。

今年福岛核灾10周年来临前，公众注意力在哪？在东京奥组委的改组上。历来为男性主导的东京奥组委，丑闻百出，有日本申奥委员会主席行贿国际奥委200万美元拉票，有日本奥组会主席森喜朗发表性别歧视言论，以“有女性在场的会议时间太长了”为由，建议限制女性在会上的发言时间，引起哗然，被迫辞职。2月18日，桥本圣子，一个女人，出任日本奥组会主席，接着把东京奥组会的女性成员从20%提升到40%。这一仗，似乎女权伸张了。再想，反正是个大烂摊子，就由女人来收拾吧。

公众舆论或者被引到性别歧视上，或者被引到疫情上，福岛十周年的核灾阴霾，多少被拨开了。十周年，我们不是要问，灾难现场清理了吗？日本政府一拖再拖，给出的清理福岛第一到第三核反应堆的时间是2041年到2051年，日本民众和全球民众，能安然接受吗？福岛核灾40周年（2051年）真的能清理了吗？今天妄下许诺的政客，到时会负责吗？真的要追责的话，何止政客的忽悠？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2012年6月，日本国会事故调查委员会成立，10个成员由核电专家、放射线医学专家、司法专家等构成，拥有传唤参考人（如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和要求提供资料的强大权限。在不受政府影响的独立调查后，发表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报告》。报告明确指出：

“此次事故属于‘人灾’已得到明确，其原因在于历届政府、管理当局以及业主东京电力公司缺少对保护人的生命和社会的责任感。” 

“在政府、官府、财团齐心协力，将核能作为国策而努力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滋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管理傀儡’。”

“本来属于是核能管理对象的东电在市场规律不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情报信息的优越性为武器，通过电联会之类的组织，向历届管理当局施压，延期执行相关的管理，或者是放宽标准等。在历届管理当局与东电的关系中，出现了违背管理立场的‘颠倒关系’，管理当局成为电力业主的‘傀儡’。结果是核能安全的监视与监督功能崩溃，管理当局成为傀儡，偏向被管理业主的利益最大化，也可以解释为所谓的‘管理傀儡’。”

调查报告捅出了日本的“管理傀儡”的问题。其实，核电涉及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包括核电制造商、经济产业部、文化科学部、媒体、主流学者等因推动核电而获利的各个部门。核能利益联盟在政界、财经界、学术界、大众媒体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被嘲讽为“核能村”、“原子村”，“村民”有不少经济产业省的退休官僚，在东电成为董事，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50年间，共有68名从经济产业省退休的高级官僚再被东电雇佣。《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说，“日本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名存实亡。监管者假装在监管，核能企业假装受到了监管”。2007年，东电公开承认，定期例行检查擅自篡改数据、隐瞒安全隐患，光是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就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遭到28次篡改。

30年来主流媒体居功甚伟，封锁反核学者的言论，封杀反核的艺人，例如艺人山本太郎，因为公开反核，其出演的电视剧被撤换；歌手忌野清志郎的CD专辑刚上市，唱片公司将其全部下架禁售，只因为一句歌词“电太多了，不需要，不需要，核电不需要”。

不管如何掩饰，福岛核灾的惨痛，深烙民心。長崎大学教授、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主任铃木达治郎指出，核电占日本的能源比重，从2010年的25%，下降到2020年的6%。日本民众支持核电的比例，从2010年的87%，下降到2013年的24.9%，今天这个数字是12.3%。

的确，核电的必要性，是迷思。3·11发生后，日本全部核电站停用。2012年4月，日本总发电量达到2011年同期的102.7%。其中，水电设备使用率是2011年同期的128%，火力是144.6%，核能是4%。也就是说，去掉核电，日本也能承受。受到福岛核灾影响，德国全民投票，决定2022年底全面取缔核电。

反核的人士中，妇女占比很高，她们从照顾小孩、老人的角度感受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幸福。但是，反核不是妇女的专利。例如，菅直人；例如，大江健三郎。

菅直人。在3·11核灾的前后3年多，是日本民主党首次执政。菅直人在2010年6月担任首相，经历了3·11，被指处理不当，2011年9月被撤换。菅直人经历核灾后，回忆说，福岛发生核灾时，作为首相，听取日本核安专家的建议，专家说，一旦核外泄，善后计划是撤走方圆250公里的居民，包括首都东京的居民，就是说，撤走五千万人。梦魇是日本社会崩溃，何复有家有国？2011年7月，菅直人提出“建立无核电社会”的目标；后任首相野田佳彦领导制定了日本新能源及环境战略，明确到2030年日本对核电的依赖度为零。但是，2012年12月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就任，于2014年出台新的《能源基本计划》，将核能定位为“重要的基荷电源”，逆转了日本全面废核电的路径，财雄势大的“原子村”恢复了稳固的政府撑腰。可是，这也表示，全面废核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了。

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岛核灾后，发起“再见核电站”游行，希望通过市民投票来实现“脱核”；该组织向东京都政府提交了32万人的反核签名。2012年2月第一次集会汇集了上万人。

2012年7月16日，东京再次爆发“再见核电站”大集会，主办方统计有17万人头顶烈日参加。引起我注意的是，大会发放的小册子，除了提醒大家在湿热天气应携带饮品和湿纸巾之外，还给性格腼腆、第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士温馨提示：参加游行不一定需要说话。我想，有多少男女老幼，是一生第一次游行呢？

《朝日新闻》在日本全国2011年6月11日至12日进行的意见调查显示，近四分三的人赞成逐渐减少使用核能并最终完全停用核能。日本广播协会2011年10月做的意见调查也显示，七成的人认为应减少或完全停用核能。

大地点燃的共鸣

奄奄一息的土地，仍然焕发生机。电影《家路》中令人感动的一幕，或许能带给观众些许安慰：蒙蒙细雨中，回到家乡的母亲，弯着腰和儿子在田里插秧。不用言语，配合默契。这是他们以及祖祖辈辈曾经做过的、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种水稻。突然，母亲因为老年痴呆忘了痛苦的核灾，直起腰来困惑地问儿子：怎么这么安静呀？儿子看着远方的村落，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良久才轻轻地说：学校放假了。

农业是人类生命的根。母与子，养育水土，延续生命，尽管作为最后的耕种人，不知何时自己的生命会结束。

《日本透视新闻》的蓝原宽子说，福岛还没过去，我们不是要铭记福岛，而是要想象福岛、凝视福岛。

福岛核灾打开我们的思考，让我们珍惜大地的给与。大地的韧力，生命的创造力，总能从不可能中闯出可能，不怨天，不尤人，步伐止不住，绿油油的生命固执地生长。不少居民陆续回到灾区生活，不因他们生活的地方、养育他们的土地受到侵蚀变得不一样了，便轻易放弃；他们的生活扎根在泥土里，一切让生活有意义的羁绊，也扎根在心。

十周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幸存者，不是难民，不愿命运被摆布，不愿等待救援。他们要回到生活中，追随大地的步伐，在相互扶持学习中，一天一天的闯下去。回到生活中，就是新生活的开始。辐射污染无处不在，接触空气、水土、草木、禽畜、衣物… 无不让他们反复诘问：我们是谁——我们不是幸存者，我们不让肇事者拿我们做遮羞布。我们是生活者。

有说3·11核灾，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以宙斯为代表的神权、男权的世界里，宙斯恶毒地送上他塑造的潘多拉、盒子及里面的一切，却少有被谴责；潘多拉作为女人、作为凡人的举措，却饱受责备。灾难、罪恶、瘟疫、苦役、伤痛、死亡，充斥人间。潘多拉盖上盒子，只有“希望”留在里面。有说这是宙斯叠加的诅咒，不让“希望”弥散人间。有说是雅典娜偷偷把“希望”放进盒子里，让其得以被珍重。

不要忘记，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的两大礼物，先是“希望”，再是“火”。

美丽聪慧善良的潘多拉，捧着一度打开过的盒子, 捧着“希望”……

（《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作者刘健芝、黄小媚、何志雄，即将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本文部分篇章截取自书稿，资料出处略去；另外部分另澎湃新闻之邀写就。本文作者刘健芝，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全球大学[Global U]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