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年风雨历程｜中国红十字会，穿越时空的人道力量

117年前的3月10日

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

这一天，是每一个红十字人应该铭记的日子。

从这里，我们穿越历史，回望117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的时光。

日俄战争中诞生的中国红十字会

日俄战争中的难民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国际红十字运动诞生于战争，即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即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的发生绝非偶然。19世纪下半页，俄国曾通过逼迫中国签定《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白银两亿两战争赔款，并获得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两国欲壑难填，沙俄制订了“黄俄罗斯计划”，日本炮制了“大陆政策”，双方均想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张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一战。

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驻守旅顺俄军，对俄国不宣而战。9日，俄国对日宣战。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东北大地，炮声隆隆，狼烟四起。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帝国大战，还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放任两军蹂躏践踏，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

日、俄两军对垒厮杀，无辜同胞惨遭荼毒，日本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报道，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战火燎原，“生灵涂炭，其何以堪”。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传统的善会善堂，囿于一邑一地，势单力薄，有心无力。情急之下，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登上历史舞台，奔走联络，“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创建红十字会提上日程。

“红人”沈敦和的最初尝试

沈敦和肖像

在中国红十字会建会史上，沈敦和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

沈敦和（1866—1920年），字仲礼，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商人之家，祖上靠经营茶叶致富，家境殷实。

据史载，其父沈雄曾入晚清重臣崇厚幕府办理文案，“随崇（厚）办理五口通商事宜数年”。这一经历，使沈雄深深认识到“办洋务非通西文不可”；要精通西文，“非引置庄、岳之间不可”。于是携敦和移居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并延请英国人为家庭教师教习英文。沈敦和由此学业大进，“学成游美，复由美至英，肄业甘（剑）桥大学，学法政。时光绪初年也”。

归国后，沈敦和为清朝大员刘坤一、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等所倚重，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虽然官阶不高，但被时人视为“红人”、“红道台”，在大上海是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1904年3月3日，即日俄战争爆发20余天后，沈敦和、施则敬等人的努力初见成效。当日，《申报》发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同一天下午三点钟，施则敬邀集同仁在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善堂开会，“商议开办之法”，宣告“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裙屐衣冠于于而至，或任办事，或愿募捐，观察使仲礼沈公复洋洋千余言，申明泰西红十字会缘起，在座咸欢喜赞叹，乐观厥成”。沈敦和介绍“泰西红十字会缘始及会中一切章程”之后，“在座诸君以次各抒己见”。

根据“题名册”，与会者除沈敦和、施则敬（字子英）外，有杨士琦(字杏城)、曾铸（字少卿）、李厚祐（字云书）、沈懋昭（字缦云）、汪汉溪（字龙标）、周晋镳（字金箴）、汪立元（字建斋）、陈润夫（字作霖）、席裕福（字子佩）、黄协埙（字式权）、任锡汾（字逢辛）、焦发昱（字乐山）、苏宝森、王少灏、王松堂、吴少卿、王益甫、冯珩生、朱子文、姚燕庚，共22人。这些“发起人”，包括实业家、商人、寓居上海的绅士，是绅商阶层中有活力、有影响、有能量的一个群体。

沈敦和等发起组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其《章程》所说，“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希望能够借此为东北难胞送去人道关怀。

然而，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章程》所称，仅“系商办善举”，不是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尽管其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规则。“善会”二字，也使其蒙上浓重的传统善会善堂的阴影，“红十字”与“善会”搅合在一起，不伦不类。

这种临时成立的红十字组织，无法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

东北同胞罹难，嗷嗷待援，刻不容缓，新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爱莫能助。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等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善策。

传教士李提摩太伸出援手

李提摩太肖像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乍看是红十字组织，却不是真正的红十字会，因有“普济善会”的“后缀”；看似善会，因有“红十字”的“前缀”，又不是传统的善会善堂。

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四不像”，皆因事起仓促。急于救难，是一大原因，而上海绅商曾经的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谓“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一语“道破天机”。1900年为救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被难同胞，上海绅商陆树藩等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施则敬、焦乐山、席子佩、任锡汾诸君参与其事。救济善会的成功，给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创设，带来了“灵感”。

问题是，虽然前事不远，但两次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

八国联军的炮口指向中国，无辜百姓遭殃，中国救济善会救助被难同胞，天经地义，况且参照红十字会人道救援规则，不分敌我，救死扶伤，参战各国求之不得。

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帝国大战，虽然战场在中国，但中国是置身事外的“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战争救护属于国际救援范畴，以红十字之名行“善会”之实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具有国际救援的起码资质。

对此，上海绅商意识到“庚子联军虽伙，令出于一，故与甲国商之而允，而乙国亦必无阻，今则必周旋二国之间，较为棘手”，其困难超乎想象。

战争在持续，救援急如星火。上海绅商不得不抛开刚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亟思改弦更张。为此，沈敦和拜会李提摩太，请求臂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聘，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任同文书会（基督教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次年改称广学会）总干事，任内大量出版中文报刊，传播西学。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附和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年9月，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成泡影。

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荃、梁启超等上层人士都有交往。张之洞曾拨银千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还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1902年，他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往返于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地位显赫。

1902年5月至1906年7月，沈敦和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是李提摩太的顶头上司，与他关系甚好。李提摩太热心慈善事业，1876至1879年华北大旱，他义无反顾，前往受灾最重的山西赈灾。如今有顶头上司之请，李提摩太鼎力相助。

李提摩太后来回忆：“日俄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

沈敦和的本意是借助在沪洋人之力，联合组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红十字组织，为此他曾游说英法德美等国驻沪领事，但收效甚微。幸而李提摩太伸出援手，他的“人脉”使其左右逢源。《大公报》报道，“嗣经李提摩太从中说项，始得定议”。建会之举，迈出关键性一步。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

英租界公共工部局

1904年3月10日，即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建会之梦变成了现实。当日下午五时一刻，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会，郑重宣布联合组建红十字会，暂名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3月17日正式定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会议由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主持。培恩致开会词：“今日五国董事聚集于此，所为何事？我请李提摩太宣明。”

李提摩太起身，简明扼要述说沈敦和等急切救助东北难民请求援助情形：“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

接着，沈敦和介绍东北难民苦情，谓“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预拟极力设法拯救。中国已有多人允资助华董，最妙者请诸洋董合力办理。”

对李提摩太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提议及沈敦和合办红会的设想，与会者均无异议。

培恩请工部局董安特生“定议”。安特生提出，“所议创设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共襄此举”。

安特生宣布了他与李提摩太议定的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华董2人），西董为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为沈敦和、施则敬（后增任锡汾），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由于与会者多为洋人，会上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李提摩太“复将会议大旨，用华语告知在场诸华董”。会议记录也是英文，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字植之，浙江余杭人，16岁时随杨儒赴美，任使馆翻译，民国时期几度出任驻英、驻美公使）秉笔，经大会同意，由施译成中文，“分送在场各华董及来探问情形者”，会后以《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为题，登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

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敦和）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

为什么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即“国际”之意，是当时的流行语汇。五国合办使诞生于上海的这一红十字组织具有了“万国”性。除此之外，中国没有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成立红十字会也非一蹴而就，只能临时抱佛脚，便宜行事。正如史书所载，“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猝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实属无奈，情非得已。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因此，它的成立，同时宣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3月1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不能忽视的“幕后”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绅商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会。该会是民间性的人道救助组织，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缺位。

的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之时，官方没有“出场”。所谓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中国方面，绅商纵有豪气，未经清政府授权，也无法代表“中国”。

应该说，清政府对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抱有积极态度。早在1899年12月，清政府即授权驻俄国、奥地利、荷兰公使杨儒在《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公约》）上签字画押。尽管“推广条约既已画押”，但“瑞士政府必须声请补签日来弗之原议，以免纷歧”。所谓“日来弗”，即“日内瓦”的最初译名，“日来弗原议”指《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按规定，中国须“补签”《日内瓦公约》，才能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会员国。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干戈扰攘，未及履行“补签”手续。不管怎么说，清政府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那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之时，清政府何以“袖手旁观”？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

尽管清政府恪守“局外中立”，不便公开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活动，但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采取了隐晦的灵活策略，“幕后”指挥。据史料记载，时任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秉承清政府旨意，与上海绅商保持密切联系，力促五国合办红十字会。

《申报》刊登的《万国红十字会公启》披露：“本会前因俄日两国在东三省骤开兵衅，商民苦难出险。当经禀奉吕尚书（吕海寰）、盛宫保（盛宣怀）、吴侍郎（吴重熹），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合办红十字会。”

不难看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功组建，清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后，清政府“幕后”角色逆转，不仅“出场”，而且走到前台，全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活动，发挥作为合办国应有的作用，这是后话。不管怎么说，无论在“幕后”，还是“台前”，官方的作用不能忽视。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被称为近代以来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后，中外绅商在清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红十字人道救援行动，历时三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西办事各董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他们的业绩，在黄浦江畔，在白山黑水间，熠熠生辉。

来源：“中国红十字会”公众号

作者：池子华   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