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骑射：大清皇帝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为何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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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清朝历史的人大多听过“国语骑射”这个词。

所谓“国语”，是指满族在关外时使用的语言，以及努尔哈赤命大臣额尔德尼和噶盖创立的满族文字。

所谓“骑射”，指得是“骑马”和“射箭”两门技术，这是满族得以在关外建立霸权并不断进攻明朝，最终入关取而代之的看家绝技。

｜练习射箭的北京八旗兵 图源于网络

有清一代，提倡发扬“国语骑射”传统文化的声音络绎不绝，甚至到清末，在清朝社会已经半只脚踏进现代文明的情况下，仍有部分顽固派大臣坚持，只有坚守“祖宗之制”，恢复“国语骑射”，才能够挽救清王朝的危难局面。

而历代清朝皇帝之所以奉“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文化为圭臬，是因为传统满族文化在后金和清朝国家的建设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金的创立者努尔哈赤在国家草创之时，看到女真各部已经忘记了金国创立的女真文字，仅能口说女真语而不会书写，女真各部和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文书交涉，只能通过蒙古文字来进行。长久下去，后金的国族认同必然陷入危机。

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大臣依照蒙古字母，比对女真语言发音，创立了新的满族文字。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后金第一位大汗，喜读《三国演义》 图源于网络

满文创立后，努尔哈赤即下令在八旗中每旗设立一个满文师傅，专门教育八旗子弟使用满文，如果遇到学习不精的子弟，还要加以责罚。

从此以后，后金和清朝初期的皇帝们开始陆续将一些汉文经典翻译成满文，并将其作为教育和规训满族子弟的官方教材。

此后，后金和清朝的一切诏令、记录和文书往来都开始用满文来书写。

满文的创制，代表了满族从无文字的部落社会转向文字的国族社会，使用共同文字增强了整个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加速了满族民族的成型。

｜位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城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铜像 图源于网络

在争霸关外、建立后金的战争中，女真民族擅长的“骑射”技艺得到了充分发挥。后金的创立者努尔哈赤就是一位擅长骑射的勇将，据说他和当时有名的射箭能手比赛，“发五矢，皆中，众视之，五矢所集，仅五寸许”，射箭水平已经达到超凡的地步。

在进攻哲陈部时，努尔哈赤仅率3人和对方大军遭遇，他“直前冲击”，开弓射击敌人，接连射杀二十多人，脱离了险境。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满族军队之所以屡战屡胜，是采用了趁敌军立足未稳就马上发起进攻的快速冲击战术，而每次都能够成功实行这种战术，则是因为满族军队具备精湛的骑射技艺。

｜清初的重甲骑射手被称为“满洲马甲”，是东亚顶级的精锐士兵

但后金和清朝初年的历任皇帝也发现，即使是在满族军队战斗力如日中天、清朝的国势不断上升的时期，“国语”和“骑射”这两项满族的传统文化，就已经开始遭到外来文化侵袭。

第二代后金汗皇太极曾经就此议论说：“弃其国语而习他国语者而兴盛者，未之有也”。

皇太极之所以有这番议论，是因为满族的中下层人民对后金朝廷翻译和颁布的正规书籍如《四书》、《孝经》、《六韬》等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的是明朝发达的市民文化，诸如《西厢记》、《醒世恒言》、《三国演义》这样的汉文通俗小说和剧本，受到包括贵族子弟在内的满族上下民众的热捧。

明朝的戏曲和杂剧等也广受关外的八旗官民欢迎，乃至于皇太极要一再下令对贵族蓄养戏子优伶予以禁止。

“骑射”的传统在清初还保持的较好，但骑射的重要性也随着火器的普及而不断下降。

｜在见识了火炮的威力后，后金仿制了红夷大炮 图源于网络

例如后金军队招降明朝孔有德等降将后，成立了专门用于攻城的重炮兵部队“乌真超哈”。

而在入关前，清军就建立了拥有一百多门重型火炮的大规模火器部队。入关后，清朝在军队中普遍装备火枪，在一些重点布防地区，火枪的装备率甚至超过一半，个别部队甚至高达9成。

清朝更将精良的火器全部收罗到以满蒙为主的八旗军队、尤其是驻北京的劲旅八旗军队中，汉人为主的绿营只能保留一些相对较差的火器。

到清朝中期，“满洲马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骑兵）的高超骑射技艺已经沦为战场上精妙的古典军事技巧展示。火绳枪、抬枪和各种火炮已经成为清朝军队装备里的绝对主流。

对于“国语骑射”文化的不断衰退，清朝历代皇帝都对此非常痛心，并且努力的试图复兴本民族的传统。

例如顺治时期，朝廷规定在太庙等重要典礼场合“停读汉文，只读满文”。

康熙皇帝规定八旗幼童必须熟读满文，旗人写奏折必须使用满文。雍正皇帝规定，如果八旗兵丁不会书写满文，会被停发俸禄，并失去晋升资格。

乾隆皇帝更加狠抓传统文化复兴工作，下令朝廷所有公文书信必须有满文、汉文两种文字一式两份，旗人聚集交谈必须使用满语，旗人所有上奏和问对必须使用满文书写奏折，用满语回答皇帝问题，如果发现旗人有不会书写和口说满文满语的，立即责罚，乾隆甚至发出严旨，如果八旗子弟满语不好，连其父兄也会受到惩罚。

｜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分满文起居注稿 图源于网络

比起文化范畴的“国语”教育，象征着满族武力强大和八旗子弟阳刚之气的“骑射”训练更受到皇帝的重视。

清朝规定“骑射”是八旗官兵考核的重点科目，由兵部随时加以考察，每年二月份进行比试，比试的办法是由官兵步射十支箭，或骑马射五箭，步射十中七、骑射五中三为上等，另有中、下等，上、中等可以获得弓箭、白银、布帛等奖品，不及格者要接受惩处。

为了督促京师皇家侍卫进行骑射训练，乾隆皇帝专门下旨在皇家园林圆明园建设“山高水长”楼，专门作为侍卫训练射箭的场所，在其楼院里有专门用于跑马射箭用的马道。

乾隆皇帝专门在此地树立《冠服骑射碑》，用以强调骑射的重要性。碑文中提到“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八旗子弟必须“时时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练技勇”。

｜乾隆皇帝戎装像 图源于网络

1816年，嘉庆皇帝在对皇子、军机大臣的训话中再度提到：“我八旗满洲，以清语骑射为本务......我朝列圣垂训，令子孙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1827年，道光皇帝训令各省将军、副都统等称：“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沾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

随着清朝统治时间的增长，入关的八旗兵民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陌生，皇帝渴望重振满族传统文化的心情是更加急迫了。

清朝对振兴“骑射”传统的一个重大举措之一，就是频繁举行的皇家围猎。

每年秋分过后，皇帝率领京师劲旅八旗与蒙古王公各部前往河北承德北部的木兰围场进行“行围狩猎”，同时也是一次古代的军事操演，以求达到“肆武绥藩”的目的。

为了维持京师八旗的战斗力，清朝中前期几乎每年都举行木兰秋狝，参加的部队除了京师劲旅之外，还有少则千余人，多则万人的蒙古王公属下的蒙古骑兵。以求在训练满蒙士兵的武艺和战阵部署外，增强皇室和蒙古王公之间的团结。

｜满洲贵族围猎图轴（局部） 图源于网络

尽管历代清朝皇帝在推行“国语骑射”传统文化方面都不遗余力，但推行的效果却非常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国语骑射”的振兴政策实际已经破产。

清朝入关之后，各地驻防八旗“国语骑射”的能力迅速衰退。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朝发现即便是驻扎在京师外围的雄县、良乡等地的八旗兵丁，也已经“骑射不堪、不能清语”，经过雍正皇帝一番大力整顿后，方才得以让“良乡等八处兵丁人人勤习骑射，悉能清语。”

虽然有皇帝的重点整顿，但也抵挡不住全国八旗官兵“国语骑射”文化的快速消亡。

到了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不但关内的八旗兵丁多用汉语，熟悉满语的已经不多，就连关外的辽沈地区，也是“土人皆用汉语，微特民人无用满语者，即土著之满人亦如之”。

｜《乾隆皇帝射猎图》轴，清乾隆，郎世宁等绘

1752年，盛京两名专门负责满汉语翻译与满语文档书写的笔帖式晋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试图跟他们用满语对话时，却发现二人“清语生疏，不能奏对”。1764年，一名盛京官员晋见乾隆，也是“不能清语”。

此时距清军入关不过百余年，就连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无法阻止满语使用全面衰退的趋势。

此外，不仅各地的基层官兵已经难以使用满语交流，就连有幕僚专门负责满文写作的各地的高级官员，在乾隆末年以后，也没有能力继续使用满文书写奏章，或是和皇帝用满语奏对了，致使清王朝不得不放弃旗人官员专用满语满文奏对的规定，“俱准其用汉字缮写，庶声叙较可明晰”。

而八旗兵丁骑射技艺的衰退和使用满语能力的衰退一样迅速。

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在南巡时检阅杭州八旗驻军，就出现过“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堕地”的笑话。嘉庆四年，京师八旗出征剿灭白莲教起义，前线指挥官就抱怨“健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申请将这两支部队调回。

乾隆年间镇压台湾天地会起义，八旗兵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乾隆皇帝批示说：“以前满兵出师，尚为得力，此次福州满兵自到台湾，只是逐队行走，毫无奋勉，殊为可耻！”

｜八旗官兵装备精良，原本是作为精锐部队使用

即使在某些八旗兵表现尚好的战斗中，传统的满族骑射技艺也没有登场亮相的机会。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镇江八旗驻军奋勇作战，给英军造成了侵华以来最大的单次战斗伤亡。

可是在战斗中英军并没有看见八旗兵在城外纵马驰射，他们看到的是“清朝士兵将火药堆成圆锥形状放在自己身前，手拿着粗长的火绳枪向我们不停的开火”。显然，就算是那些保持了清初勇敢作战精神的八旗士兵，也早就已经抛弃了“骑射”的老本行。

那么，“国语骑射”的政策为什么推行不下去？

其实答案很简单，“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文化和满族普通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已经是背道而驰。

自八旗军队入关以后，除了在京师猬集重兵意外，将几十万满族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让八旗官兵和其家属生活在汉文化圈的包围下。

同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满族文化无法抵御发展成熟的汉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即使通过划分满城的做法做到满汉生活区隔，普通旗人百姓在现实生活里仍然有许多需要使用汉语的机会，相反，满语通常只有上级检查校阅、或者必须书写满文文牍时才会偶尔用到。

｜顺治年间翻译完成的满文本《三国演义》书影 图源于网络

满族对汉文化的文艺和戏曲都相当热衷，在清朝中期，有一些著名的文艺作品如《三国演义》等也曾被私下翻译成满文。

但“看字幕不如直接听原声”，想要直接品鉴原汁原味的汉文化文艺作品的愿望也促使着满族普通人更热衷于学习汉语而不是僵化的满语。

另一方面，清朝在将八旗分散驻扎到全国主要城市和交通要冲后，逐渐减少了在战争中征调八旗军出战的次数。

从平定三藩之乱开始，清朝政府就大量抽调原本只是用于负责地方治安的绿营来参战。越到后来，绿营兵参战的数量越多，八旗兵参加战争的数量越少。

例如平定台湾天地会起义，乾隆从各地抽调绿营兵10000人赴台，却仅仅只派出八旗兵100人参战。大量八旗驻防军常养不战，“骑射”技艺变成了只在操演时应付上级检查的门面功夫，而极少需要在实战中接受考验。

就连作为年度固定军事操演的木兰秋狝，在道光朝以后也很少再举行。

同治年间，同治皇帝为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振奋满族武德，复兴满族“弓马娴熟”的民族传统，也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木兰秋狝活动。

结果参加围猎的八旗劲旅和亲贵大臣们纷纷在事前买好野鸡、野兔等，等到皇帝检查猎物时，就临时插上自己的箭献给皇帝，往往都得到皇帝的赏赐。

这次木兰秋狝的种种丑态一时在北京被引为笑谈。

｜即使是有皇帝参加的木兰秋狝，也往往变成了讲排场，做样子

其实，历代清朝皇帝是否真的担心外来文化会侵害到满族的传统文化，以至于让满族变得不再像是满族了呢？

从皇帝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自己是并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的。

例如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国语骑射”文化复兴的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少的主动学习西洋科技和文化艺术的皇帝，他对距离满族更遥远的西洋科技文化不但没有排斥，反而求之若渴。

推行“国语骑射”力度最大的乾隆皇帝，不但是有史以来汉文诗创作数量的“冠军”，还积极延请西方设计师，为自己建造了具有西洋建筑特点的新式度假园林。

连试图恢复木兰围猎、并重申满语学习重要性的同治皇帝，在亲自体会过西洋枪炮的威力后，也在第一时间通过自己的叔叔奕䜣向刚刚签订和平条约的英法两国采购大批先进军火，并聘请了英法教官训练京师的八旗官兵，组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支装备西式洋枪炮的部队----京师洋枪队，而全然不顾坚持老祖宗“骑射为本”的传统。

可见，在自己面对关乎切身利益的文化选择时，历代清朝皇帝会毫不犹豫的将传统文化弃之一边，拥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其他民族文化、甚至是外国文化。

推行“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文化，并不是真的能让满族恢复到清初时期那样的坚韧质朴、骁勇善战，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设的手段，起到巩固皇权、增强统治阶级自我认知的作用。

振兴“国语骑射”文化的举措既不能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方便，又不能适应不断革新和发展的社会现实需求，仅仅只是依靠皇权从上到下强制推行，也就难免一败涂地的结局。

（END）

原标题：《国语骑射：大清皇帝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为何最终失败？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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