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最稀缺的“女神”，是书写历史，思考未来的她们

有人说历史是男人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史书，无论从记述到视角都是男人的角度，崇尚的是阳刚与雄起。

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阴柔”的历史观，崇尚的是女性的阴柔、雌伏。

然而，在历史上往往是“雄浑”的历史观占了上风，在帝王身上表现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结果国家和百姓跟着遭殃。

但从“阴柔”的视角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别样的内涵——被这样记录与思考的历史是含蓄内敛的，其能量是不可见的，柔不见骨，却能化阳刚于无为之中。

为此，小编特别介绍五位“女神”与她们书写的“别样的历史”——也许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就能从这些“女神”书写的历史中，见到另一重的自己与天地众生。

▌徐晓：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向一个国家的青春告别

1975年1月28日深夜，20岁的徐晓蒙冤被投入监狱。

她被关了两年，监狱中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缓慢还有活生生的向往和企盼。

这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经历。1975年在经历知青岁月的磨砺，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人陷于反省之中从书籍中寻求出路。他们共同经历了最黑暗的年代，也迎来了中国思想开放、文化复兴的时刻。

30年之后，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晓写出来，集结在她的随笔集《半生为人》里。对于徐晓而言，追忆这段往事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徐晓跨越生死之界，男人与女人之界，跨越过去和现在之界，重新检阅人生。

刘瑜老师称：徐晓以此书表达她对青春漫长的告别。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满热望。宴席已经三进、残羹冷炙旁，作为最后一个离席的人，徐晓独自守护着那个时代最后的、熄灭着的光。

▌王安忆：从历史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王安忆是共和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却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纪，遭遇了国家最动荡的时代。时代的痛，刻在了她的精神中。

80年代时王安忆又经历国家风气的剧变，革命骤然退场，她出生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突然解体，留给她的，是比任何人都强烈的精神冲击。

因而，王安忆以及她的那一代人或许比任何人都要更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命运，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个体的命运。

在她的《成长初始革命年》中，她用文学的方式，寻找历史的源头；写文革的疾风骤雨……记录下不同时代的独特印迹，以及在文字背后的省思。

她曾说：我不想用自己的笔简单的记录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告诉读者“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才是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堤坝溃决，我们被同一种力量驯化，这股力量就叫做日常生活。

当同代大部分作家都已经在“商业化”的高速轮转下被甩了出去，只有她脱离了时代关注的焦点“逆流而上”，也正因为她的逆流而上，在《成长初始革命年》这本书中，不但能看见作家自己的成长，更可以从这段历史中，看到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天地与众生的。

▌李冬君：一生的功夫，都是为了讲述“文化的江山”

北京亦庄有一对学者伉俪——刘刚和李冬君夫妇，他们一生的功夫，都是为了讲述“文化的江山”。

这对夫妇相识于南开大学，同受到一位名师的指点。但他们接受的学术训练都是研究“王权主义”的中国，中国历史的学术范式和写作范式也一向是“王朝中国”，简而言之就是帝王将相和宫廷权谋。

在一般的历史视角中，我们只能看到“王朝中国”，不断地哀叹“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但是奠定了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文化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

而这一精神结构，被李冬君夫妇称之为“文化中国”：

所谓“文化中国”，就是充满着理想色彩，追求“天下为公”，“人类大同”。

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也就将“文化中国”放在了世界史的框架下，能跳脱出帝王将相的遮蔽，结合地理、考古、艺术、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智识。

因此为了写《文化的江山》，李冬君与她的丈夫刘刚，40岁时开始构思，50岁完成初稿，再经10年打磨沉淀，在他们60岁的时候，才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文化的江山》写下一个开头。

换句话说，他们一生的功夫，都是为了讲述“文化的江山”。

▌迟子建：真正的历史，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复杂得多

如果一个地区只能选择一个作家，山东是莫言，陕西是路遥，上海是王安忆，那么东北一定是迟子建。

她出生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县北极村，那里气候奇寒，冬天通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冷起来是“冒白烟”似的茫茫一片。但也是烧火劈柴，炊烟袅袅。

迟子建为她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东北的献礼，正是这部《伪满洲国》：

提到东北，必然绕不开伪满洲国，它在东北人的生活中是一段极其复杂的痛史，牵扯很多，不容易还原。而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方式，和抗战时期其他沦陷区有很大不同。因此往往在正史中是一个样子，在那一代亲历的老人口中是一个样子，在档案馆的卷宗里又是一个样子。

都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其实对于上至皇帝，下至乞丐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都无意创造历史，他们只想活着，是历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还有人性。

正如迟子建自己曾说：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人性。我觉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

因此在这部书中的人物，包括溥仪在内，从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的三教九流上百个人物，都是以小人物面目登场的——他们每个人的悲剧，其实都只是那个时代成千上万悲剧中的沧海一粟。

比如迟子建就如此描写傀儡皇帝溥仪内心的郁闷和苍凉——溥仪在处理关东军司令部让他裁决的一些文件时，就是画一个圈这样的事情，溥仪放到哪儿做呢，出恭的时候——在马桶上。

三十年来，她一直采取最老实也最艰难的写法，路径很清晰：先用中短篇磨炼耐力和控制力，然后寻找适合长篇生长的题材，挑战自己的瓶颈——而这本《伪满洲国》正是她突破瓶颈之作。

她说：“瓶颈期没什么不好。瓶颈是妖娆的障碍，能从它颈下爬出来，必定会脱胎换骨的。作家假如有勇气面对有难度的写作，就不要怕遭受瓶颈。”因此，迟子建的小说很少成为爆炸性话题，但经得起长时间里的阅读和研究。

她的作品正如她的人，将头发高高地束成马尾，声音里也带着东北姑娘的直性子。用女性特有的笔触，书写着的人世间的温暖与苍凉。

▌赵冬梅：“好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反思的历史”：

赵冬梅教授说自己是北大历史学的“奇葩”教授，因为她几乎算是北大历史系第一位尝试走出象牙塔，去到电视平台中与大众沟通的人。

一个象牙塔里面的教授要走到塔外边去的时候，面对镜头，面对观众，讲真正的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既要经得起专业视角的挑剔，又要让读者大众喜欢读、有收获——就史学的功能而言，这是人类以古鉴今、追求真理的本能需求。对历史学者而言，这意味着象牙塔与大众读者的联通。

因此，她一遍又一遍的死磕“讲稿”，一次又一次的“试镜”。因为她认为，历史学不应该局限于象牙塔里、成为知识精英的自说自话。历史应该面向大众，反思、借鉴的作用才可能尽可能地到位。

最难能可贵的是，赵冬梅眼中的“好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她曾说：“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曾经活过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曾经汲取过前人的教训，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如今，他们又可以成为我们的教训”。

历史文化是民族的基因，它深刻、久远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态度。也只有从这个视角，才能探寻到中国人精神中的“隐秘角落”。

她的《大宋之变》与《法度与人心》正是这样两本探究“历史隐秘角落”的著作，她用最朴实的语言，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语言、鲜活的场景、超然的眼界，使枯燥冷门的人物走出了象牙塔，变成了一个个丰满、震撼的文学形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讲述历史的变迁与现实的联系，通俗易懂。

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老师当之无愧。历史在赵老师的声音中复活。”

这五位“女神”，她们的书都是对历史的记忆与思考——或从自己的经历中坚守与追问着时代；或将往昔的历史联结到自己成长生活的土地之中；或跳出王朝的思维追寻文化的江山；或将历史从王图霸业还原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她们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有别于“雄浑”的“阴柔”视角，往往也正是从这样的视角中我们才能看到完整的历史真实面貌，他们堪称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女神”。

从“女神们”的思想世界中汲取别样的力量，用她们的历史智慧指引人生、安顿身心，最好的方式就是读她们的作品。

原标题：《当下中国最稀缺的“女神”，是书写历史，思考未来的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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