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号紧缩优化结构，对出版业上下游意味着什么？

原创 出版人都爱看的 出版人杂志

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状况和环境下，出版行业还是稳住了底盘，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格局和态势。不过，在稳定的背后，这些年出版行业在发展中也遗留了不少问题。比如，重复出版、库存积压、书价走高、折扣过低等等。

近几年，国家从宏观经济层面提出推动供给侧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命题，出版行业主管部门也根据此背景着力于优化出版品种，对出版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书号进行了收缩调控，希望能够以此推动精品生产，提高出版质量。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世界出版品种数最多的国家。每年出版图书40~50万种，其中，新书品种数在20万左右。优化出版品种结构，对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既关系到出版机构的经营策略，又会带来市场的连锁反应，也会对馆配市场有所影响。比如，学术图书的数量是否会受到影响？新一轮纸价上涨将如何进一步影响图书定价？馆配市场未来将呈现怎样的态势？

在2021年春季线上馆配馆建交易会的线上专家论坛中，《出版人》杂志总编辑任殿顺围绕“优化出版品种结构对图书市场的影响”这一话题，与三位来自学术出版大社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展开对话，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天明、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以及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助理、营销中心主任秦绪军。

任殿顺：

三位如何看待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出版业供给侧改革？

李天明：

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版业回归市场本质，真正策划和出版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能够满足大家文化需求的产品，多出好书，多出精品。我想这是我们出版业的出路，也是必由之路。这几年书号一直处于紧缩状态，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必须要调整产品结构，合理配置书号资源。

当然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实践的过程，出版业也将承受重新洗牌的痛苦，但从长远来看，这更是一个发展机遇，一批大社、强社将强势崛起，这有助于扭转行业内“有高原无高峰”的现状。这也是所有出版业从业人员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

张涛：

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也就是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要形成以编辑队伍为主体，以营销队伍和出版服务队伍为支撑的人力资源格局。

第二，要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对出版的流程进行梳理和再造，要建立纸质和电子书一体两端的现代出版运行模式。

第三，加强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要加强出版领域的智能化和网络化。

第四，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加强市场应对，在产品线和产品模块上，要加强一批减少一批，更好的体现品牌，聚集市场品牌效应。

第五，要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推出高质量的产品，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有长足的进步。

秦绪军：

之所以提出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是因为出现了产能过剩或供给过剩的问题。但不是完全过剩，而是低端的、重复的、同质的产品过剩，高质量的、 具有差异化的、能够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的产品反而是稀缺的。所以出版行业实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不然我们是无法持续发展的。以前的出版业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单品种的销售数量基本是可以保底的，以后就不太可能这样了，单纯以规模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其次对选题、策划、渠道拓展和建设等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们社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也经历了一系列的阵痛，但最终收效很好。近两年我们出版的品种每年都会下降5%到10%，但是效益每年都有10%左右的增长。

因此迈过了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这个槛，我们出版行业才会更加健康的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天明

任殿顺：

三位嘉宾所供职的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电子工业出版社，除了在市场上非常有影响力，在学术出版和馆配图书领域也都占有很大市场。而学术出版每年的品种数量相对来讲比较多，对书号的占用也比较多，那么在行业大环境下，学术出版会受到哪些影响？学术出版的资助经费会不会进一步抬高？整个学术图书的定价将有怎样的变化？

李天明：

在书号缩减的情况下，学术出版必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同质化比较高的公版书出版来讲影响会更大一些，而对于原创精品出版来讲，这种影响是可控的。 具体来说，出版社通过各种改革措施的实践，同时配合产品结构的优化，提高创新能力，那么书号缩减所带来的影响是能够抵消的。从社科社多年的实践来看，学术出版领域大有可为。

关于定价的问题，书号缩减必然使出版补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般出版社来讲，最简单粗暴的反应就是提高补贴资助的标准，提高定价。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增长？增长的幅度有多少？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让市场来检验你的图书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秦绪军：

客观地讲，环境变化对学术图书出版的影响反映在不同类型出版社上是不同的。以我们电子工业出版社为例，学术图书是我们重点支持的领域，所以对我们的影响不大，甚至还会出台更多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的加大学术图书的出版。

另外，我们在学术图书的经营模式也有所改变，我们逐步建立起一个垂直的营销渠道，要把相关专业领域的人集聚起来，增加粘性，让这些学术图书能够找到真正的读者，体现出它应有的学术价值。

第三，要将学术类图书进行数字化和数据库化，让它成为一个知识的服务体系，这样就会更加广泛、持续的为科研和学术研究带来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学术出版可持续发展模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

任殿顺：

去年年底以来，纸张价格持续上涨，平均涨幅达到了20%到30%，给图书的成本带来很大压力。我想请问各位，这一轮纸张价格上涨给图书成本究竟带来了多少压力？以及纸张上涨到什么程度，会最终导致图书价格的抬高？

李天明：

这一轮纸张涨价的来势迅猛，对各个出版社确实会带来一些困扰。从我们社科社自身来看，可能会把纸张价格的成本在后期的生产流程中摊薄一些。

相对而言，国内学术图书的平均定价比教材和其他市场书的定价要高，所以学术图书平均定价的增长幅度应该会低于纸张的增长幅度。

张涛：

这个问题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图书价格上涨的影响因素有：

一、国际市场的大宗原材料都在上涨，这势必对纸张价格的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出版行业现在对书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三、优化出版结构后，受众群体发生变化；

四、学术书的定价更多体现在其内容的研究价值，而不是表面的制作成本。我想这是一个大趋势：学术书的定价越来越取决于核心内容。

随着纸张涨价，图书定价肯定会有所调整，应该会上涨5%左右。

秦绪军：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乐观。因为图书从本质上讲不是工业产品，而是文化产品。我们是卖书的，不是卖纸的。从图书的成本结构来看，纸张的成本通常占定价的10%左右，10%乘以20%的纸价增长率就是最终图书价格的增长，也就是定价增长2%，2%的浮动基本不会影响图书行业。当然对于一些少儿图书或者教辅，本身定价和折扣比较低，受到纸张价格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

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助理、营销中心主任秦绪军

任殿顺：

那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到目前为止的纸张价格上涨并不会直接反映到图书定价上。其实从去年开始，国家财政就号召各级政府和老百姓要过“紧日子”。对于学术出版而言，过“紧日子”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端，也就是学术出版经费。去年整体学术经费有25%到30%的缩减，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学术出版的费用？另外从需求端来讲，图书馆和高校教材，甚至其他公共文化产品在采购方面都会有所减少，这会对学术图书的销售产生什么影响？

李天明：

科研经费减少，学术出版必定会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疫情原因，更多的是“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调整。一些水平较低的课题经费受到压缩，而一些顶尖的学术机构、一些重要的学术领域、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受到的影响是很小的。

从出版社来讲，要同步优化选题结构，争取和更优质的学术资源合作，真正把有质量的学术出版吸引到自己出版社。

另一方面，销售端的客户钱少了，也就是市场能分的蛋糕变小了，竞争加剧。我们社科社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今年我们首先就开了营销会议，重点部署了今年的营销工作，力图深挖营销潜力，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张涛：

我想我们可以把习主席的这句话作为学术书的出版标准和选择方针：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关照现实，也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

从这点来理解经费减少会更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要把钱用到紧要的、刚需的学术研究或者学术出版社，比如芯片研究、AI智能等直接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的领域。

秦绪军：

国家过紧日子的要求是会影响到学术类图书的经费支持。但从长远看，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于科技研发、对于科学普及等的投入还是会持续增加。

从短期看，国家过紧日子反而使得出版单位能够大浪淘沙，优中选优，把一些学术价值不高的图书摒弃掉，把更能够体现出学术价值的图书凸显出来。

但从销售端来讲的话，我觉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图书馆图书采购的经费是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少了，馆配的市场自然而然就小了，通过渠道再传导到相应的出版单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还是需要把服务质量提升上去，这样才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市场需求。

《出版人》杂志总编辑任殿顺

任殿顺：

出版机构出版的所有图书最终一定要到达读者手中，才能产生价值，所以我们来看消费端。2020年上半年，很多高校没有开学，相应的馆配采购停滞，所以很多高校出版社少收了半年粮食。而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由于校园疫情防控，出版机构市场人员进出校园仍然有诸多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今年馆配市场有怎样的预期？结合各社的馆配市场销售情况，谈谈接下来在馆配市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秦绪军：

我们馆配行业不应该被所谓的经费缩减等等这些因素所束缚。去年针对图书馆的采购经费有所缩减，但从长远看，国家对于整个文化公共产品服务的投入会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加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机会很大，就看我们在这里头能够有多大的作为。

另外，我们应该怎样把眼界再放宽一点，引导图书馆或者同类型的知识服务的机构去扩大它的需求。我认为应该利用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机遇，推动知识服务与传播转型升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还会有一片更大的蓝海等待我们。

任殿顺：

其实对于图书馆来讲，传统的纸质图书仍然非常重要，是广大读者、 广大学者做研究、做科研的重要工具。但是面向未来，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把更多的经费和精力放到了数字资源的采购上。对于中国较分散的学术出版而言，如何应对数字化？如何面对图书馆的经费越来越多投入到数字资源这件事情上？

李天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电子产品，包括电子书、数据库，投入一定是越来越大，占比也会越来越高。这对于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业来讲，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机遇。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社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尝试，开发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的数据库，包含近2万种品类。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来讲，算是比较大的数据库项目，基本上已经实现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以及数据库的纸电一体化、同步化，而且效果很好。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讲，我们对于未来的馆配市场还是充满信心的。

张涛：

关于电子书这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这两年北大社开始销售电子书并愈发正规，但是目前电子书的制作还受限于版权等很多因素。综合来看，电子书肯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领域。

作为出版社，怎么把电子书发展下去？我觉得要回到第一个问题，整个价值链流程要再造，必须建立完善的电子书生产流程或分配模式，才能促使电子书从根本上发生变革。

秦绪军：

我们电子工业出版社基于电子信息的行业背景，重点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等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和技术，比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5G等，开发数字库产品，建立知识服务体系，向垂直领域纵深发展。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未来还会继续沿着支撑国家创新在垂直领域深耕数字资源，相信最终的成果一定很好。

任殿顺：

在“十四五”期间，推进供给侧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一直会是整个出版行业所追求的主题。我也相信随着出版机构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更加精细化生产， 整个图书市场也会有更加良性的表现，最终把更多、更好、更新的图书产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END

原标题：《书号紧缩优化结构，对出版业上下游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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