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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范:“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不是简单用钱砸出来的
科学上的基础研究,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是很难“规划”出来的。
技术上的基础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泛泛的、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
如果把每个实体创新平台比作一个“桩子”,各级政府部门都热衷于立自己的“桩子”,导致桩子林立,形成过度分散的碎片化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人才”,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桩子”,导致“一女多嫁”,目的是抢资源和切蛋糕。
从某种意义上讲,“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更不是群众运动式地突击出来的。
科学网微信公号3月9日消息,基础研究未来如何布局?如何建设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哪些是真正的“卡脖子”技术?“揭榜挂帅”该怎么理解?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就上述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
刘忠范
以下为专访内容:
《中国科学报》:我们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大原创成果往往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未来的布局?
刘忠范:首先,要区分科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上的基础研究。
科学上的基础研究,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其实这种科学发现是很难“规划”出来的,更多的源于科学家们强烈的好奇心,也常常是“无心栽柳”的事情,很难说会在哪儿“冒泡”。
事实上,总有一些非常纯粹的学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心无旁骛地做一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科学探索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会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
这种纯基础性的研究,该不该重视,又该如何重视呢?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有了好的环境和土壤,就会长出好的庄稼,长出参天大树。绝不能急功近利,搞所谓的重点专项和重点攻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研究突破是不可预期的,也无法重点培育。
技术上的基础研究,比方说航空发动机做不好、芯片技术不过关,我们遭遇很多“卡脖子”问题,常常是源于基础研究不过关,研究积累不够。但这种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
技术上的基础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泛泛的、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技术攻关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要从基础研究抓起,这是另一种特定意义的基础研究内涵。
《中国科学报》:现在各类实验室、研究院、创新中心比较多,应该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
刘忠范:传统的思维惯性和政绩观,加之计划经济的影子,让人们喜欢关注“增量”,热衷于建设新的创新机构,包括基础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高精尖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科学城、产业园、示范区等,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把每个实体创新平台比作一个“桩子”,各级政府部门都热衷于立自己的“桩子”,导致桩子林立,形成过度分散的碎片化创新资源。这种倾向需要尽早地引起重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是我们的“存量”。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要明确定位,尽可能减少各自角色定位上的过度重叠。
建设新的创新平台,加大投入力度,毫无疑问是大好事。但是,增量须跟存量的改革、重组和提升密切关联,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花样,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人才”,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桩子”,目的是抢资源和切蛋糕。这种“一女多嫁”的结果是要付出代价的,频繁的竞争性申请、评比检查和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宝贵的精力,而且让每个人变得极为功利,很难静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做事,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现实。
《中国科学报》:现在许多领域都在提“卡脖子”技术攻关问题。哪些技术是真正的“卡脖子”技术,应该如何攻关?
刘忠范:“卡脖子”技术是当前的网络热词,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的“心病”,更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
“卡脖子”的是技术,是我们的产业链里面缺的一些东西,本来可以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解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角色不同而已。但随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某些技术就会被人恶意地“卡脖子”。
“卡脖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很多。一是过去的基础研究做的不够,带来了今天的“卡脖子”技术。同理,今天不重视基础研究,也同样会造成将来被“卡脖子”。所以,“卡脖子”技术是过去时,也是现在进行时,更有可能是将来时,绝不能得过且过。
二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重商主义”倾向,做买卖的心态,现在有钱赚就好,不愿意在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上投入,不肯在最根本性的问题上下大气力、下狠功夫。
三是缺少“工匠精神”,缺少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耐心,导致我们只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因此,“卡脖子”技术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其中隐藏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甚至文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更不是群众运动式地突击出来的。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卡脖子”技术,避免产生未来的“卡脖子”技术。
通过企业和市场机制引领去解决“卡脖子”技术,我认为非常重要。
政策上要支持更多的企业去做精做细。“卡脖子”技术都是“一招鲜”,光有它不行,没有它也不行。我们要弘扬和大力支持精工细作、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鼓励更多的企业做“隐形冠军”。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哪些科技攻关可以“揭榜挂帅”?哪些人可以称为“帅才”?
刘忠范: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科学上的基础研究,绝对不需要“揭榜挂帅”,也不需要“领军人才”,因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是个体的脑力劳动,不需要大兵团作战。
因此,“揭榜挂帅”应该属于技术攻关性质的东西,有着明确的技术目标,诸多“卡脖子”技术应该属于这个范畴。可以实行“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攻关是团队行为,绝非一己之力所能为,需要团队齐心协力、久久为功。这个“帅”其实是组织者,可以是科学家、专家,也可以是单纯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不能简单地把“帅”和专家学者混为一谈。
我们在“揭榜挂帅”问题上,要避免走极端,不能一刀切地做事。
(原题为《刘忠范院士:“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不是简单用钱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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