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学习英语，平视世界的开始

“两会”期间，广大代表、委员积极建言，有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其中有一些，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比如说，学习英语是否必要，或者说，必要性是不是应该大大缩小？

这个议题，其实在前几年就曾经被在不同场合抛出，亦都引起了比较热烈的讨论。

中国人要不要学习英语？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英语？

要想讨论这个问题，则少不了要问一句，中国人是怎么开始学习英语的呢？

学英语曾经违法

中国人刚开始是不懂英语的，也不学习英语，更准确地说，不许学习英语。

必须说，纵观历史，中国过去主要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陆地国家。在古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相当封闭的时期，可以称为“闭关锁国”。从那时大清律例看，无论是教授中国人外语，抑或教授外国人中文，都是违法行为。

但是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哥伦布、麦哲伦的大航海项目，就带来了葡萄牙、西班牙、后来是英国等的崛起和扩张，其贸易船队已经到了中国南方，开始了与中国人的交易。经济上开始了往来，语言还不通，怎么办呢？这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洋泾浜”（pidgin）英语。这种混杂语言首先出现在广东地区，因为当时贸易交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港口，被称为“广州英语”。根据一些专家考证，当时在商业上常使用的词汇只有几百个。这种英语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内成为英语流入中国的“先遣”。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增加，海上贸易逐渐向新的港口城市上海转移，于是混杂语言的上海地方特色大大突出，由于该语言流行于外滩洋泾浜周边地区，就正式被称为“洋泾浜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比广州英语的词汇量丰富，语言交流范围也更宽广了，不限于贸易交流，人们日常生活，社交中都会使用。比如说，现在上海话中的“瘪三”一词，全国人民都晓得，但据语言专家考证，就认为其来源于begsay，是个很“洋气”的土话。

随后，与通商口岸开放一同到来的，是“洋人”的利枪大炮。闭关多年，满清政府才发现，自己已经彻底与世界脱节，此时，拒绝洋人、屏蔽洋人、甚至赶走洋人已然不再可能，屈辱之下，英语学习开始了。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起始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政治、外交、军事、贸易等对英语高标准的需要，一些专门教授学英语的学校陆续建立，如“京师同文馆”就是清朝政府官方办的第一个外语学校，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方言馆”、“湖北自强学堂”等，都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英语学校。但当时，“同文三馆”的设立是与晚清政府的“制御远夷”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学习英语的目的主要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出于“强兵护国”的政治需要，带有强烈的“民族雪耻”意识。

又一次对英语学习的抵抗

清末的英语教育目的极其明确，主要就是培养翻译人才和专门军事科技人才，为国家利益服务。因此，这种学习只强调理解英语，能够翻译相关公文、合约或进行技术学习等，工具性极强。而此策略当然也不可能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

在民国时期，英语课开设很普遍，但也遇到了“不愿意”“不允许”。

中国最早的英语教育与外国传教士密切相关。1830年，美国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广州开办中国本土最早的新教教会学校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学生通过帮助裨治文翻译教义和采编《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学习英语。183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正式创办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采用美国当时的教学方式，并在中国本土最早开设学校英语课程。但其早期只能收录到底层家庭的孩子做学生。其首批学生中的容闳，1854年成为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71年，清廷实施容闳提出的幼童留学美国计划，先后4批共120名。可以说，中国英语教育由英美传教士起步。

当“洋务运动”开始以后，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发展，传教事业在中国变得更加兴盛。到了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在中国的开办的教会学校最多。

随着新教的兴盛，其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愈加强大。1912年“孔教会”成立，次年，袁世凯倡导以“忠孝节义”为“立国之精神”。新教发起大规模签名运动反对，后甚至成为反帝革命的重要组成。当时，也曾产生过激烈争论，认为教会学校可能对中国民众思想，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其可能是“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来源”，是帝国主义企图“用宗教来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工具”。

国民党执政后加强了对教会学校的控制，政府办的学校很快超过了教会学校。

不过，大潮流无法阻逆。政局混乱，战乱不断，归国留美生成为民国中坚力量，试图通过英语推行英美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近代学术研究已生根，为中国工业化培训够格的专业技术人才。

新文化运动中有人主张干脆“废除汉字”，而此时，更多的思潮涌起，更广阔的开放天地，反而使人们对中学和西学的了解更深刻，民族认同感更强，同时又积极学习各种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英语学习的再一次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英语教育也经历了一个从“接受”到“抗拒”再到“接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与战乱，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开启了新的篇章。

但是，怎么对待英语学习？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外语教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当时的上海大学培养了大批对民族复兴与共产主义革命有贡献的外语干部。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下，先后创办了延安大学俄语系、延安外国语学校、华北联大外专和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等外语教育机构，为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1952年，英语教育尚沿用民国教学方法及教材。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家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与需求，借助苏联建设经验，新中国试图以苏联模式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当时的外语教育规划采取了“突出俄语教学”的“一枝独秀”政策。英语教育一度被严重削弱，８个高等师范英语系中的７个被撤销，设英语专业的大学也被压缩至８所。英语教育管理体制由分散、独立转变为计划、统一，苏联教材占了大多数，教学被分割成语法、词汇、听力、泛读等，至今中国的英语教育还深受影响。至1954年，英语教育几乎被取消。1957年，全国只有850名中学英语教师。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套搬苏联模式的弊端显现，国家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后，中苏两党理论、思想方面的分歧迅速发展为两国关系的恶化，至1962年，中苏矛盾公开化。而中美关系趋向缓和与改善，我国与西方及亚非拉国家逐渐建立外交关系，英语教育的发展也随之转折，得到空前重视。1964年，英语重新成为中国外语科第一语种。中国英语教育也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输出社会制度、政治思想的使命。1965年，陈毅副总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发表的讲话中强调，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通过外国语“把毛泽东思想革命经验传播出去”，从而“能够在各种场合联合朋友，打击敌人”。

但“文革”期间，英语教育成为受冲击的重灾区。

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so easy

改革开放后，英语和其他外语的学习迎来了新阶段。

1978年5月，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要加强外语教学。同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教育部组织召开专题研究外语教育规划的会议，会后下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特别强调高水平的外语教育不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先进国家、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80年代开始，大学英语教育受到重视，随着大学四、六级考试机制逐步建立，公共英语教学在高校全面开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末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截至1998年，全国除了青海与宁夏之外，其他省市都已开设小学英语课程。

不仅如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自2015年起，全国外语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纷纷开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专业或课程，各省市不少地方高校也相继加入小语种专业建设，国内小语种专业和布局都出现“井喷”式增长的趋势。

事实上，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人对于学习外语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首先，外语是一种工具。目前世界上通用语言中运用最广泛的是英语。电子技术储存的信息80%为英文，世界上近70%的科学家用英语读写、交流，50%以上的报纸杂志是英语。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四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超此数字。其广泛应用，既有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也因为英语相对很多其他大国的语言而言，无论是拼写还是语法都相对简单，更易于学习应用。

此外，外语是一种桥梁。开放的关键意涵是要加强交流。在此意义上看，学习英语或其他语言，都无不可。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国家的很多人都在积极学习中文，如今很多中国人也因为事业需要或者只是因为兴趣就在学习多门外语。

若回看满清的闭关锁国，和高度政治化的为了“制夷”而学习英语，排斥英语或外语，或排斥性地学习英语或外语，从来不是国力强盛、文化昌盛的表现。而如今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学习英语（外语）变得更加有用更加普遍，这正是国运昌盛、民众富强、文化自信的表现，而非相反。

后记

英语学习在中国近代史上所遇“波折”，与国家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其起起伏伏不断被阻隔、被接受、被抵抗、被加强的过程，也展现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不要太过在意，究竟是我学了你还是你学了我，正是平视世界的开始。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