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庄，找回女性失去的名字

十年后再写梁庄，梁鸿依然关心个体命运，尤其是挣扎的农村女性。通过梁庄几位女性的口述，我们能看到身为女性共享的不幸，以及有限的经济、教育条件如何助推了“认命”。梁鸿称她们为“丢失的女儿”， 因为“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失去了娘家人的支持，失去了和儿时玩伴的联系，失去了少女时代的野性和自在，最后失去了自己。梁鸿在文末郑重地写下了她们的名字，希望在每个为女性呼号的日子，每个微小的行动中，更多女性能找回自我。

丢失的女儿

撰文：梁鸿

太阳西落，黄昏来临。

霞子妈的小院像是深陷在一个峡谷中，沉默、孤单。落日余晖打在院中那棵孤单的月季上，明亮，又寂寞。一只黑白相间花纹的小猫在院里的水井上跳来跳去，那个水井非常古老，要加一个杠杆，用手不停按压才能出水。现在，各家各户都换成自来水龙头了，只有霞子妈顽固地守着这个。她说自己都是快死的人了，换了也没意义。她知道，她一死，丰定肯定要把这房拆了。

这栋房子是丰定从中山市回来那年盖的，距今已经十八年。地是村口坑塘的一角，丰定拉了几十车沙土，一点点垫起来。从外部看，院门伸入坑塘内部，和周围的房屋自然隔开一些距离，整个院落的地平有些下陷。院子里面的地平更低，人走进去，像掉进一片泥沼地。

五奶奶、大姐、二姐、霞子妈、霞子、我，围着圈儿坐在院里的矮凳上，聊着闲天。一群女人在一起，不管多大，都又变成了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大姐聊起她第一次来例假时的惊慌，五奶奶聊起她被定亲时内心的愤怒，其实是不好意思。霞子妈一贯的尖刻，把每个人都讽刺一遍，却被五奶奶揭发她其实算是童养媳，从小就被送养到梁庄。

梁庄的妇女们围在一起唱赞美诗

“ 对了，五奶奶，你叫什么名字？”

大姐突然问道。

大家都愣了一下，面面相觑。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 霞子妈叫什么名字？” 大姐又问。

大家摇了摇头。

“ 新来的万青家媳妇叫什么名字？”

大家又摇摇头。

霞子妈爆出响亮的大笑，指着五奶奶说：“管她老家伙叫啥名字，以后就叫她老不死的。”

大姐说：“五奶奶算是尊称，咱们晚辈叫五奶奶是正常，不知道名字也是正常。”

“可是，五奶奶是根据五爷的辈分叫的，是依附在五爷身上的。就像我，哪怕我也挣钱养家，在我婆家村里，人家还会说，× × 家的回来了，没人想起来叫我名字。”

“人家谁知道你叫个啥？不叫你 × × 家的，那咋叫啊？”霞子妈又来了一句。

“问题就在这儿啊。”

“五奶奶你到底叫个啥？”

“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说，“叫个啥？妈啊，多长时间没提过了。”

五奶奶嘿嘿笑着，脸上掠过一阵羞涩。那是属于少女时代的羞涩，在另外一个陌生的村庄，另外一个家庭，它曾经伴随五奶奶很长时间。

电视剧《白鹿原》

我看着眼前这一群女人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我姐姐们的、我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我好像太久没想到她们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你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里，终其一生，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 × 家的”“× × 媳妇”。[1]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在家庭社交场合，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 。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细究起来，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我提议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少女时代的小伙伴，想想她们都在哪儿，生活如何？

我的话音还没落下，大姐就激动起来，抢着说起来。退休不久的她，刚刚找到一个少年时代的小伙伴，也是梁庄村的姑娘。

就说这次我找化荣吧。化荣我俩是同岁。从小一起上学，上到初中后，她不上了，我接着上高中。后来，我考上学，她非常高兴，那时候她刚出婆家，不上学，女孩子十七八岁都结婚了。我记得可清，她把她结婚时的一件新绿布衫送给我做礼物，当时我很惊奇，不敢相信。你们现在无法想象，这个礼物简直是无比珍贵。那天晚上她和我睡在一起，一直聊天，聊的啥我忘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回婆家了，我隔一天就到南阳上学了。那是年轻时候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没想更多，只想着她替我高兴，后来我才想到，她可能觉得我实现了她的梦想，她也一直想上学，上大学。我出去上学，她到她老公当兵的地方待了好多年，后来听说，她又出去打工了，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一辈子都在找她。找多少人捎多少信，她家里人、她亲戚，只要是大约和她有关系的，我都会让他们捎信说我在找她，想知道她的联系方式和生活情况。直到前一阵子，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另外一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才找到她。她在湖北孝感生活，经济一直很拮据。我一听说，马上去那儿找她。她家是在一个没电梯的楼房里，住九层，不到一百平米，一家五口挤在那里。我一见她，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当年她非常好看，现在很瘦，满脸苍白，营养不良一样。我说我找你这些年，咋找不到你。她说，我生活过得不好，不好意思回家，回家还得花一笔钱。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钱寄给家里，更实惠些，省得见了还让父母操心我，更不孝了。我问她那你想不想这个家。我一问她眼泪哗一下流出来，说，谁不想回家，我一到节日，就很心酸，几十年，哭了多少眼泪。实际上，她婆家的那个村子离梁庄就十来里地，你看这，我俩一辈子都没见着。下一次见也不知是哪一年。

小时候一起长大，天天在一起玩，上学在家，都在一起玩，晚上还要数星星藏猫猫，打打闹闹，好得像一个人，忽然，都不见了。转眼间，一辈子过去了，都六十岁了。我最想搞清楚的是，她们都嫁哪儿，她们这一辈子是咋过的，她们还在人世没，现在有多老，她们过得到底咋样。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要是认真想想，男娃家永远在这个村庄，彼此都知道，女孩子们都无声无息，即使你打听，也很难打听到情况。我这都打听几年了，还有多少小时候的伙伴没找到。想聚一回，难得不得了，一次最多俩仨。你刚说丢失的女儿，可不就是这样。现在我想，假若我是个男孩，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小到大都在村里生活，伙伴也不会丢失。另外，即使我出门打工，或者出去工作，也会和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像红白喜事，等等，肯定都会回来。

我再给你算算我这一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梁月琴，她妈是咱妇女大队干部，坐地炮，高阶层。她妈爱吸个烟，到哪儿坐都很有官腔。她嫁得最好，老公是中专毕业，有正式工作，她婆家姐姐给她找个计生干部，也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前几年，很偶然地，我们在穰县黑楼那儿碰到了，你不知道她激动的啊，我也很激动，几十年没见面了。她倒没咋变，眼还是可大。韩九菊、王书芬，一个找了个煤矿工人，一个嫁给农民，我出去上学之后，她们出婆家后，就此再也没见过。现在，老了，才又互相找到，又开始走动。

还有王菊英、王淑英两姐妹和钱仙玲，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们在哪儿，梁庄家里也没人了，就再也找不到她们了。许金铃、宋清焕，前几年听说生病了，而李贵云得了癌症，已经不在了。这些都是偶然见过一面两面，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都是听别人说。对了，前几天，在穰县县城突然碰到咱们梁家仙菊，她带着孙女，在广场散步，我是去买个东西，突然碰到，真是高兴坏了。她是换亲换到婆家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她。问问她咋想。

大姐雷厉风行，马上掏出电话。

五奶奶笑着骂起来 ：“ 柯叉女儿[2]，都不会慢一会儿再打，急成这样干啥？”

工作中的梁庄妇女

电话那边传过来缓慢的、成熟的声音，仿佛一切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出口。

爹妈在， 梁庄还是家， 爹妈一死， 没牵没挂， 村里和咱没关系。我那个时候不能算是换亲。我 1983 年结婚，整二十岁。当时家太穷，彩礼掏不起，我哥找不来老婆，我就想着，我说啥也得让我哥把婚结上。就给人家说，你不给我八百块钱，我就不出嫁。后来，拿这个钱，我哥算是把彩礼给了、酒席办了。传出去，就变成我换亲了。可后来，我也生气，我结婚时，我爹说给我买个立柜，一百二十块钱，我嫂子不愿意，我哥也不吭声，如果我哥坚持住，肯定也行。当时我还是个小姑娘家，不会计较，可心里也多少有些伤心。那个年代，闺女说个婆家，送点彩礼，每年望夏走亲戚，送点东西来贴补家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咱梁庄家里没人了，也就没啥盼头了。

我现在也不打听我侄儿们过得咋样，同辈亲、二辈表、三辈都算了（liǎo），人家对你也没感情。现在我只一心盼着我这个家好。有时候，看着别人娘家人来给女哩出气，咱生个气也没人来，也可孤单。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没啥来往。咋不念叨？多少时候做梦都梦见你，找你，去翻墙。想着我上穰县卫生局去见见你，心里就好了。成天在做你哩梦。小时候一起玩哩吵哩，多开心，笑多开心，确实是那种情况。小时候谁办的坏事，几十年之后才揭晓，大家都笑疯了。上次见月琴，说起她小时候把牛粪放到老师的鞋里面，笑得气都上不来，月琴直说，我小时候咋恁坏？九菊上高中时，咱家里都没自行车，就她一个人有，没铃没闸，碰住挨打，可咱们都想坐上，摇摇晃晃的，都吓得尖叫。有时候也想回梁庄，找个电话问问，找找她们，可也只是想想。

霞子妈对我们的理解非常不屑：“这样问有啥意思，嫁鸡随鸡，她到那个村里，就成那个村里的人，那里也是她家。这不很正常吗？咋了，非得认梁庄才行？你五奶奶家不在梁庄，你说在哪？她儿子孙子都在这儿，她能是哪儿的人？”

二姐说 ：

不是，我理解这个意思，不是说追究哪是家的问题，而是说，一个女孩子，怎样才算是她自己？这个感受我很深。大姐们那个年龄，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女性，那个时候打工还没有盛行，女性还能在新的村庄认识左邻右舍，对男方家庭有真正的了解。像我们这个年龄，五十岁左右，基本上就是一结婚就出门打工，对新村庄没有任何感情。在那个村里，肯定没有自己的位置，最多就是“× × 家媳妇” ，而童年少年时的那个村庄，也自然早就被遗忘了。

真要是从女人角度讲，我这一辈子都没根没秧。婆家哩，咱不认识几个人，娘家哩，慢慢地没几个认识咱，小时候的玩伴大多数没影没踪，娘家婆家都不是我的家。但在我自己心里，梁庄永远是我的家，哪怕回来没几个认识我。有时候想想，作为女人太悲凉了。死了埋在婆家不甘心，好像把我一个人扔在野地里，想埋在娘家，按传统习惯，绝对不可能哩。你说，我到底应该在哪儿？

再说和我一个年龄段的，杜富妮，我们俩同岁，天天在一起玩，小学同班同学，后来一起考上高中，我们俩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好得像一个人一样。后来，我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学，再回来，没见她了，她出嫁了。后来，我也出嫁了。生活稍微安定下来之后，我就回村里去找她，那时候她爹妈已经不在了，我问他们邻居，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只说是嫁到十林街上了，据说是个修理铺，至于是啥修理铺，也不知道。我就沿着十林街去找，一直没找到，到现在还没找到。

还有仙娥、仙香，都是去婆家，然后出门打工，几乎碰不到。还有韩家秀姑，上高中我俩最好，她家里条件好，人也长得好，从小都可美，嫁到内乡，后来我去找过她，她日子过得还不错。还有仙莲，你们都知道，外面传得可不好，说出去打工这样那样，其实谁见过，都是背后瞎议论。

“仙莲其实比你小，我俩是一个年龄段的。”霞子说，“仙莲、燕子、小玉、小勤、辉子，我们六个，年龄最接近，玩得最好。仙莲是前几年她侄儿结婚，她和闺女一起回来。早些年乱七八糟的，现在听说还不错，闺女大学毕业，找的工作和爱人都不错，她们又搬回郑州生活了。燕子，我们俩感情最最好，可是，从十几岁后我俩就没见过，听说也在北京。快三十年了，都是听人们说这说那。小玉倒是回来了，爱人年龄可大，人们议论大得很，她回来也不咋停，我就在街上，她也从来不找我，要说也挺伤心的。小勤这些年我们见得多些，她出门打工，挣了钱、盖了房，这几年在家带孙儿，有时在街上能碰见。辉子，考上大学，分配到郑州工作，春节倒是见过几次，但也就几次。根本见不着。姑娘们一出嫁，都四散五裂，也回娘家，可是，时间碰不到一起，一辈子都不知能见几次。当年我们几个多好啊。”

电视剧《白鹿原》

大姐六十岁，二姐五十四岁，霞子五十，我又比霞子小几岁，我们几个女孩子刚好就是村庄的两代女性。

我想起我童年的玩伴。多子。顾名思义，多出来的丫头。她家门口有一个大平台，是我们那一片吃饭时的主要聚集地。多子母亲眼睛半瞎，父亲身体不好，两个姐姐都是十几岁便出嫁（和我二姐差不多年龄，我们大家都没想起她们，我也是想起多子时，才想起她有两个姐姐。其中二姐在和丈夫闹离婚期间，又回到村庄住了很长时间，人们都说她出门打工后找别人了。我还记得她窄窄的脸和灼热明亮的眼睛）。多子没上过学，很小便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的骨骼极为粗壮，身板宽阔结实，神情郁郁寡欢，很少笑。我上学回来，先经过她家，一般是先在她家玩一会儿，然后再回家。说玩，也没什么玩的，她忙忙碌碌做饭，我跟前跟后瞎转。她妈坐在门口，听见有人过去的声音，就仰着脖子长声问候，她爹坐在屋子的最深处，吧嗒吧嗒，抽着长长的旱烟。夏天漫长的午后，我们在旁边的麦场上玩耍。她的筋斗翻得特别好，嚯嚯嚯，一连翻好几个，最后双手着地，头倒立，双脚稳稳地靠在麦秸垛上，我却像一只狗熊一样原地倒下。那一刻，她和任何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一样，指着我，又蹦又笑，一边又翻身打几个车轮，灵巧极了。

再大一些，我到吴镇读初中，她仍在家干活，我们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我初中毕业时，听到关于多子婚姻的一些传言。先是被人提亲给我们村会计的儿子，据说是会计看中了多子家的那处宅基地。多子不太同意这桩婚事，可没人听她的。多子的大伯做主替她收了彩礼。这期间，多子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多子不愿嫁给会计儿子，又退不出彩礼，多子家的门就被封了。多子无家可归，去投奔了姐姐。最后，说了一个婆家，从姐姐家出嫁。我再也没见过多子，不知道她嫁到哪个村庄，过得怎样。她家的那处宅基地早已被一座新房取代，我甚至没有去问那座新房到底是谁家的。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多子紧抿着的、薄薄的嘴唇，和她在麦场上清脆的笑声。

电视剧《白鹿原》

英子。英子和我同岁，但因为上学晚，她和我妹妹在一个班级，她们俩成了好朋友。她的故事是我从妹妹那里听到的。英子十六岁就到北京打工，在那期间，认识吴镇一个村庄的女孩。那个女孩很喜欢英子，那年春节回家，她把英子叫到自己家里玩，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英子，希望英子答应。当天晚上，英子就住在那个女孩家里。半夜时候，那个弟弟摸到英子床上，强行和英子发生了关系，英子不敢吭声。第二天，英子匆匆回家。过完年又到北京打工，两个月之后，英子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了那家姐姐，姐姐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只有结婚了。于是，十九岁的英子和那个弟弟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彩礼，一切都静悄悄的。英子和我妹妹讲时，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严重，只是感觉非常遗憾，自己一辈子连个婚礼也没有。她丈夫也不是坏人，虽然没有格外体贴她，但也没有因此轻视她。

三十多岁时，英子哮喘严重，妹妹劝她回穰县治病。英子不回，说在北京做月嫂，一个月六千多元，她舍不得。一年之后，哮喘发展为肺脓肿，连呼吸都很困难，英子才勉强回来治病。如今，四十几岁的英子已经做了奶奶，她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孙儿，种了将近十亩的地，丈夫、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英子脸庞黑黑的，眼睛又大又黑，她的嘴角上扬，笑笑的，带着一丝娇俏，给人的感觉非常甜，非常亮。我印象中的英子是个爱撒娇的、很受人宠的小姑娘。妹妹说，别说有人宠了，有人能重视她一下、多关心她一下就不错了。

仙香。关于她，我只有小时候的记忆。我们一起玩过家家。躺在床上，身后放一块砖头，装作是生出的孩子。我俩头对头，围着砖头，认真地逗它笑，认真地抱起来，晃着它，让它睡觉。她结婚之后，我们在村庄见过一次。她穿着一件紫红的大衣，戴着新嫁娘的头饰，一家一家拜年。我不知道她嫁在哪一个村庄。

娥子。和多子是堂姐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娥子突然涂着口红，穿着束腰连衣裙跑到我家，说她父亲满村追着打她。她和多子一样，没上过学，但是，她父亲非常宠她。因此，娥子脸上总有不符合她年龄的娇憨和傻气。她出门打工，找了一个山里的男朋友，回来向父亲宣布，她要嫁到山里去。她父亲当即就拿着棍子，要把她的腿打断。胳膊当然扭不过大腿，娥子乖乖待在家里，被父亲以迅速而又果断的方式嫁了出去。我再也没见过她。

海平。学民的妹妹。我和她，以最痛苦的方式决裂，直到现在。上初中之后，我和霞子、菊秀、海平几个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菊秀家发呆、看月亮。我家和海平家是邻居。有一年，不知为什么事，我家和她家吵架，大人们相互指责、谩骂。我站在一旁哭，海平突然冲出来，张开手指，用指甲狠狠划我的胳膊，我愣在那里，看看她，又看看我胳膊上划过的血印。我不敢相信，她居然上来掐我，她掐我这件事所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我胳膊上的伤。

这件事过后，海平托霞子给我递一封信。那封信非常厚。我看也不看就撕掉了。霞子说，海平很后悔，她不是有意的，她后来一直哭，你要是不和她说话，不原谅她，她会伤心死的。我没有原谅她。在那之后，我们真的不说话了。后来我上了中专，她上了高中，考上了一个医学方面的大专。据霞子给我讲，海平的母亲很喜欢干涉她们姊妹的生活。海平报考，她母亲找到海平的班主任，非让她报医学，但海平本人喜欢文学。海平结婚，她母亲找到单位，说那男的不行，非让海平退婚。对待学民、海平的妹妹海花，她母亲都用了同样的套路。学民、海花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母亲，海平性格懦弱，反抗不过。结婚后，生了孩子，海平和丈夫离了婚，自己辞职，学英语，准备出国。不知为何，国没出成，工作也没了。现在的海平，漂在西安。她和哥哥学民一样，从不回梁庄。

还有钱家的花子、平子，张家的小江、小果，等等，等等，一个个女孩子浮现在我面前。我一个个数给五奶奶、大姐她们听，回忆她们是谁家的姑娘，嫁到哪儿，过得怎样。其实，即使五奶奶这样村里资深的老人，也很难了解更多关于她们的信息。

一位梁庄妇女和她的孩子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从梁庄嫁出去，就不是梁庄人了。你们在那儿数啥，人家在那个村庄生活也挺好的，那才是人家的家。五奶奶，你说你现在还想你们王庄吗？它和你啥关系？”霞子妈质问大家。

“啥关系？”五奶奶摇摇头，“那你可不知道，农村有句话说，八十岁老太盼娘家。有几个意思，一是希望娘家兴旺发达，二是娘家过得好，有人给自己出气，有靠山。小清你可能还不知道，前几天，你姑，今年有八十了吧？到你哥家哭，说她家老二媳妇不孝，天天骂她。之前，她家里有啥矛盾，都是回来找你爹商量，现在，你爹不在了，她回来找她侄儿。一见到她侄儿，就哭哩不行，像娃们看见爹妈。你想啊，女的一辈子多可怜。要是连个娘家都没有，那不更没根没秧了。就我们家，我两个哥、一个弟都死了，年前，你龙叔说去走亲戚，我侄儿说，既然老人不在了，咱们是同辈，就不走亲戚了。我听了，心里就气。不管咋说，我还在，是你亲姑，你那儿还是我娘家。现在，连亲戚都不让走了，那意思是不要我这姑了，我连个娘家都没了，你说我可怜不可怜。你龙叔比我还气，说了好几次。”

没根没秧。王庄不再是五奶奶的家，她二十岁以前的生命不再重要，她的少女时代，因为主体身份的丧失而化为虚空。

五奶奶，她的名字叫王仙芝 ；

霞子妈，她的名字叫赵秋艳 ；

曾在西安待过的二堂嫂，叫崔小花 ；

虎子老婆，叫王二玲 ；

那个撕掉张香叶小字报的韩家媳妇，叫李先敏。

……

注释：

[1] 就在打下这行字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在写前面“小字报”那一章时，我写的是“ 韩家媳妇” 怎样怎样，我非常自然地这样写，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想到应该写出她的名字。我想起来，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当谈到大堂哥二堂哥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我也从来没想到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 建昆婶”“ 花婶”“ 大嫂”“ 二嫂”“ 虎哥老婆”来代替，我甚至没有想到要问她们的名字。

这是一个颇让我震动的事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早年读博士时，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时期，我也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一度想以女性主义为主题写博士论文。可是，在无意识深处，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我没有察觉，好像读到这两本书的人也没有察觉。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

[2] 柯叉女儿 ：溺爱的称呼。

（本文节选自《梁庄十年》，由理想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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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十年》作者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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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自我

原标题：《在梁庄，找回女性失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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