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国家应如何设计增长政策，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本文将围绕决定企业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的潜在因素展开讨论，分析企业扩大规模的潜在障碍，重新审视纵向目标政策（或部门政策）的作用，并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中等收入国家新增长战略的必备要素。

《破除魔咒》，朱民、里达·谢里夫、福阿德·哈桑诺夫 编，王文婧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出版。

促进生产率增长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的？观察各国的技术浪潮及其扩散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本文基于以上问题对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首先提出一个简单的框架，分析生产率的增长来源，接着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实现增长，最后分析、比较各国的技术浪潮及扩散模式差异，并从中吸取可用的经验教训。

思考生产率增长来源的框架

索洛在1956年开发出的模型表明，在没有进行技术升级的情况下，人均GDP无法实现长期增长。此外，也有其他证据表明，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Helpman，2004）。但哪些因素能够促进生产率增长呢？熊彼特范式为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用的思考框架，围绕以下四个主要思想展开。

第一，生产率增长离不开以效益为导向的创新。这里所说的创新，可以是流程创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也可以是产品创新，推出新产品等；或者是组织创新，使生产要素更加有效地组合起来。政策规划和机构建设能够增加预期效益，不仅如此，还能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研发税收抵免，加强竞争和优质的教育体系建设。因此应该积极发挥作用，进一步激励创新，加快生产率增长。

第二，创造性破坏。有了新的创新成果就要淘汰已经过时的旧技术和旧技能。同时，这也反过来表明了在增长过程中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性。

第三，创新既可以是推动特定领域前沿技术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沿”创新，也可以是“模仿”或“适应性”创新，使企业或经济部门赶上目前的先进技术水平。这两种类型的创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予以支持。

第四，熊彼特波动。这就是大技术浪潮塑造技术发展史的地方。大技术浪潮指的是新通用技术（如蒸汽机、电力、信息通信技术等）传播到不同的经济部门的过程。

促进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

前沿创新是发达国家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着力点。加大对大学教育的资金投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并发展依赖股权融资的金融体系，这些做法都能促进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

阿格因和布伦德尔等人（Aghion，Blundell and others，2009）向大家展示了，竞争水平（以滞后的外国进入率来衡量）对国内现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大致来说，在各行业中，那些技术水平越接近全球领先水平的企业（与中位数相比），越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竞争回避效应”，这类企业提早进行创新，帮助它们避免了更激烈的竞争。相比之下，世界范围内的那些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在面临激烈竞争时，其生产率却表现出增长乏力的状态。这也反映出一种“抑制效应”。总之，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越是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其中等水平以上的企业就越多，产品市场竞争就越能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人们也能看到，越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就越能加快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促进发达经济体生产率的加速增长。

硕士教育是促进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杠杆。前沿创新离不开优秀的研发人员。阿格因和布斯坦等人（Aghion，Boustan and others，2009）的研究表明，美国发展水平越高的州，也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州，其研究教育对于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就越大，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就属于这类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发展水平欠佳的州，两年制学院教育也能有效提高生产率。以上结论对于其他国家同样适用：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高等教育尤其是硕士教育对于提高生产率的帮助更大。

金融部门对于提高生产率也很重要。正如科赫（Koch，2014）所表明的那样，选择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地帮助欠发达国家提高生产率，而对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来说，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更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阿格因和阿斯肯纳齐等人（Aghion，Askenazy，and others 2009）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在总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进行了一组生产率增长的跨国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信息通信技术对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一旦对产品市场监管因素进行控制，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这就反过来表明了产品市场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关键作用，这也是信息通信技术浪潮能够在各经济部门间加速传播的原因。塞特和洛佩兹（Cette and Lopez，2012）证实了这一点，还表明与美国相比，欧元区和日本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普及方面做得还不够，并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学者们通过计量经济学进行分析，发现欧元区和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但国家对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监管却比较多，故而认为制度因素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有通过结构改革，才能进一步赶上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程度，尝到生产率加速增长的甜头。

塞特、洛佩兹和梅雷塞（Cette，Lopez，and Mairesse，2013）利用上游部门的投入数据，分析了上游服务业部门的反竞争法规对下游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经合组织15个成员国在1987-2007年的一组不平衡的国家-产业面板数据，发现上游反竞争法规会对下游产业的生产率增长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下游产业的研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投资发挥作用。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

适应性创新和要素积累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增长的主要方式，谢和克勒诺（Hsieh and Klenow，2009）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强调了投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性，这一点尤其在比较印度和美国的企业生产率分配时就能发现。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美国的发展空间也很有限，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发展势头更足。或者说，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很难在印度发展壮大，但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反而更容易在印度存活下来，这与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只有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才能更有效地运作起来。这种差距可以归因于各种潜在因素，和美国相比，印度的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僵化，技能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质量较差，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质量也不高，这些都是阻碍印度企业生产率增长的潜在因素。但这些因素也反过来提供了一些实现生产率增长的途径。其中，管理实践这一增长途径特别有意思。最近的研究成果（Bloom and Van Reenen，2010）表明，印度的管理实践水平跟美国相去甚远，而且各国在管理上的平均得分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密切相关。

企业实现增长的阻碍

有关企业动力及其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其中关于增长、再分配和企业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著作中，比较突出的有克莱特和科顿（Klette and Kortum，2004）、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 and others，2013），以及阿克希吉特、阿尔普和彼得斯（Akcigit，Alp and Peters，2014）的论文。这些论文以熊彼特增长范式（Aghion and Howitt，1992；Aghion、Akcigit and Howitt，2013）为基础，将企业建模为多线生产者和创新者。创新能够提高企业在生产特定中间产品时的生产率，扩大现有企业规模，即企业经营的产品线数量。外部因素对现有企业产品线的成功创新消除了该企业产品范围内的这条产品线，减少了企业覆盖的产品线数量。这种框架产生了一种均衡稳态的企业规模分布，这不仅依赖于创新技术、政府对现有企业和潜在新进企业的政策以及监管或信贷市场特征，也会影响企业进入市场的能力以及进入市场后的发展能力。

特别的是，有关企业动力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各种典型事实可以用熊彼特框架来解释，这些事实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企业规模分布存在严重偏差。

第二，企业规模与企业寿命高度相关。在熊彼特框架中，新企业都是单线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并拥有更多的生产线，就需要对现有的所有生产线进行创新，而且企业以往经营的大量生产线还要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幸存下来。

第三，小企业会更加频繁地退出市场，但那些幸存下来的企业往往会在后面的发展中超过平均水平，实现更快增长。一次外部创新就能淘汰一部分单线企业，而几次成功的外部创新就能把最初的多线企业淘汰出局，因此小企业的退出会更加频繁，但幸存下来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有效的创新者，并且能在多条产品线中进一步挖掘研发的协同效应。

第四，美国整体研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在职者完成的。

第五，新加入的企业和市场内现有企业之间的投入再分配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

熊彼特框架还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抑制发展中经济体企业规模增长的因素也会抑制总体生产率增长。阿克希吉特、阿尔普和彼得斯（Akcigit，Alp and Peters，2014）认为，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合同纠纷也会更加激烈。随着公司掌握的产品线数量逐渐增加，企业管理者很难回避那些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但这反而抑制了那些最高效的企业，也就是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企业的增长。这些企业的增长动力不足，在于企业所有者希望同管理者一道解决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但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被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所取代，反而会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积极态度。

虽然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信任不足是阻碍企业增长的明显障碍，但之前的研究也强调了现有企业因研发、广告、创建新企业以及劳动力市场法规变化等原因引起的成本调整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阿格因、法利和斯卡佩塔（Aghion，Fally and Scarpetta，2007）以实证研究为依据，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于不同规模的新企业以及对于企业成功进入市场后的增长的影响。巴特尔曼、霍尔蒂万格、斯卡佩塔（Bartelsman，Haltiwanger and Scarpetta，2004）等学者通过产业和规模等级等统一的企业数据，并以处在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的拉美国家为样本进行研究。他们考虑了金融发展的两个主要指标——私人信贷比率与股票市值，并使用了一套详细的监测指标，将银行和证券市场当作控制这些金融发展变量的工具。继拉詹和津伽勒斯（Rajan and Zingales，1998）之后，他们为了尽量减少变量偏差和其他错误，让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与美国相对依赖外部融资的对应部门进行相互作用。

阿格因、法利和斯卡佩塔（Aghion，Fally and Scarpetta，2007）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首先，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帮助企业进入那些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

其次，更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更能够帮助小企业进入市场，然而对较大的企业来说，金融发展既不会有正面影响，也没有负面影响；

最后，当企业进入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后，金融发展也会增强企业进入该部门后的增长，这种情况即使在控制劳动力市场法规时也成立。

直到目前，关于规章制度对企业发展动力和企业规模的影响这一话题还没有太多研究，但这一课题本身就很有意思。2013年，加里卡诺、勒拉尔热和范·雷南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分析了法国50个员工监管阈值的静态福利效应，并指出了分配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企业规模的低效集中度恰好低于阈值（Garicano，Lelarge and Van Reenen，2013）。

我们还需要制定纵向目标政策吗？

争论

不论是从产业层面到企业层面竞争重点的变化，还是有关企业层面的竞争力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证据，或者是有关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政策的相关讨论都指明应该优先进行横向发展，也就是优先制定能够促进所有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政策，作为纵向目标政策的替代政策。这种优先横向发展的政策可以涉及竞争、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以及专利和研发等方面。但纵向目标政策是为了增强特定产业与其他国家类似产业在全球中的竞争力而采取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普遍采取了这种纵向目标的发展方式。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赞同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政策，用国内需求拉动产业发展。这些机构也同样支持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保持低估本币汇率等方法促进出口发展的方式。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这两类国家都实现了迅速增长，而且关于它们所采取的这些产业政策也没有太多争议。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纵向目标政策就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学者和政策顾问的批评，尤其是这种政策允许政府以自由裁量的方式选出“优胜者”和“失败者”，并因此增加了当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政府获利的范围。弗兰克尔和罗默（Frankel and Romer，1999）还有瓦茨阿格（Wacziarg，2001）的实证研究不仅指出了贸易自由化对增长的积极影响，还特别强调了反对纵向目标政策的案例，后来有关竞争和增长的研究（Aghion and others，2005；Aghion and Howitt，2006）也是如此。

但是21世纪以来出现的三种现象，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因为气候条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鼓励清洁生产和创新的话，全球变暖将进一步加剧，并在全世界引发多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因素，比如干旱、森林砍伐、移民和冲突等。

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揭示出自由放任政策导致一些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以牺牲有助于长期融合和创新的贸易部门为代价，放任非贸易部门，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肆意发展。

最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突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产业政策的不断追求。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开始谴责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危险，这些政策导致发达经济体将注意力集中在上游研发和服务业，却将制造业任务外包给那些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高但成本很低的发展中经济体。但也有些学者指出，德国和日本通过寻求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有效地维持了价值链的中间制造环节，这一点又反过来帮助它们从其他外包部门获得更多效益。

如上所述，学者对于工业干预主义的辩驳主要围绕在它对“优胜者”的选择上。诚然，产业政策总会侧重发展某些领域，有计划地选出优先发展的部门，但正如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前大臣文森特·凯布尔（Vincent Cable）所指出的，这种意义上的“优先发展的部门”是政府经过判断认为将来所需要的技能（Cable，2010）。然而本文却认为挑选“优胜者”的论点站不住脚，尤其在政府选择特定部门而非特定企业时，以及政府通过部门干预措施保持甚至增强相应部门内的竞争和熊彼特范式选择时。

对传统产业政策的另一个批评在于其捕捉和寻租行为的风险。但是在对产业进行选择和治理（竞争力和退出机制等）时，制定明确的规则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从根本上看，知识溢出是支持增长型部门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举个例子，选择在非清洁技术方面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内化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技术当前的发展也能使未来的创新更加有利可图。一般来说，当企业选择进行生产和创新时，并不会将那些可能对其他企业和部门有利或者不利的外部因素内部化。信贷约束也能起到强化的作用，进一步限制或者减缓企业向新的、更有利于推动增长的部门进行再分配。人们可以争辩说，市场失灵的存在不足以证明部门干预的合理性。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活动，尤其是高科技部门中的活动，会对其他资产高度无形的经济部门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增加了企业从私人资本市场中融资以促进增长的难度。因此，政府确实有理由对这些部门的进入和创新进行补贴，确保这些部门内部的公平竞争。这时候，我们通常能够想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及运输这几个部门。

关于产业政策设计与治理的再思考

纳恩和特拉夫勒（Nunn and Trefler，2010）进行了一项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支持推行经过适当设计的产业政策。学者注意到关税保护措施更加侧重于技能密集型，也就是说更偏向于那些使用熟练劳动力的活动和部门。因此，他们通过一组国家的微观数据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如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观点那样，受到侧重于技能密集型关税保护措施的积极影响。他们发现，生产率增长的确与关税保护所导致的“技能偏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然，这种相关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两个变量可能都是国家机构质量等其他因素造成的结果。然而纳恩和特拉夫勒（Nunn and Trefler，2010）表明，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至少有25％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对于产业政策进行适当的定向设计（这里指的是技能密集型活动和部门），不仅可以促进被补贴部门的增长，还能带动整个国家的增长。

阿格因等人（Aghion and others，2012）认为部门政策不应与促进竞争的政策相悖。他们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可以通过定向补贴的方式促使多家企业在同一部门中运营，而且该部门的竞争越激烈，企业就越需要进行创新来避免竞争。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政策的设计，而且产业政策应该侧重于特定的经济部门，而不是特定的企业（或者说国家冠军企业）。这又反过来提出了新的实证分析，即某些部门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导致某些有关生产率增长、专利申请，以及其他促进创新、创业的措施发生倒退。这些措施将与各部门的竞争程度相互作用，并且对每个部门的干预并不仅仅集中在某一个企业，而是涉及一部分企业。

为了研究国家对经济部门的补贴与该部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阿格因等人（Aghion and others，2012）使用了《中国商业调查》（针对中国所有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企业进行的年度调查）中各个产业的企业面板数据。ak样本选取的时间范围从1988年到2007年，调查包括投入和产出、国家对企业的补贴等信息。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用1减去勒纳指数来计算，而勒纳指数则是经营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再与销售额的比率来计算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品创新（新产品产值与总产值之比）均与国家对某一部门的补贴以及该部门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受补贴部门的竞争越激烈，国家定向补贴对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品创新的积极作用就越大。事实上，如果该部门的竞争程度较低，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而在竞争程度足够高的部门就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此外，当国家发放的补助相对分散时，某一部门的国家补助与其产品市场竞争之间也会产生更加积极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如果将注意力限制在国家补贴集中程度的第二个四分位数（指国家援助不是非常集中的部门）上，就能发现国家补贴会对所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超过中等水平。

清洁创新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可能会朝错误的方向创新，比如进行污染型能源方面的活动等。这些企业虽然获得了进行这类活动的专业知识，但并没有考虑到这一选择所带来的环境和知识外部效应。阿格因等人（Aghion and others，2013）对一组汽车产业专利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先是对作用于内燃机的非清洁创新和电动汽车等清洁创新进行了区分，发现企业在过去进行的非清洁创新比例越大，该企业在目前所进行的创新的污染性就越重。这种路径依赖现象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大多数非清洁创新都说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中往往会产生更多的非清洁创新。因此，政府干预能够使技术朝着清洁创新的方向转变。

正如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 and others，2012）所说的，不尽早进行直接干预不仅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还会阻碍清洁创新活动的尽早开展。这样下去，非清洁创新会继续加强其领先优势，提升非清洁技术的生产率，并进一步拉大与清洁技术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因此，清洁技术想要赶上这种逐渐扩大的差距并取而代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缓慢增长是这一追赶期的主要特征，越是往后拖延，进行干预的成本就越高，这其中的代价是昂贵的。

其实不难理解，越早进行干预，贴现率就越高，现值越低，成本也就越低。这是因为暂缓干预后所获得的收益在一开始就是以更高的消费形式来实现的，但长远的损失则会表现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消费水平的降低，因为这里有两个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环境问题和创新问题。双管齐下比仅在单个方面施力更容易解决问题。因此最佳的政策方案是一方面通过碳价来解决环境的外部效应问题，另一方面对清洁性研发活动进行直接补贴（或对非清洁技术征收利润税），以此来处理知识外部效应问题。这种政策方案再次表明了纵向目标政策的必要性。

可能会有争论说，碳价本身就同时涉及环境和知识外部效应的问题（不鼓励使用非清洁技术以及对这类技术的创新）。但是单单依靠碳价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消费骤减。但从两方面同时发力可以降低之前短期消费的成本，这也强化了立即推行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即便从贴现率的价值来看，标准模型也建议推迟，但实际上也应该尽早采取行动。

这一部分的总体讨论表明，对特定部门进行适当的干预，比如对技能密集型或者更有竞争力的部门进行干预，可以促进该部门的增长。此外，我们不赞同集中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做法。但以上讨论只是相关课题的研究起点，如何设计、管理产业政策以促进更有效的良性竞争和创新等，都还有更广泛的课题需要研究思考。特别是如何设计产业政策才能确保不良项目无法进行再融资？政府如何才能更新其竞争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并将这些新思路有效地纳入产业政策设计和实践的最新思考中？有关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新近占据世界市场主导地位的讨论也在不断地强化我们的观念，虽然市场竞争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不能把专业化完全留给自由放任主义而不加干涉。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即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也会将精力集中在上游研发和服务上，并将其他一切资源外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专门化的模式可能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对中等收入国家制定新增长方案的启示

虽然改善对现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可以缩小生产率差距，或者实现基于再分配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自由流动、金融部门发展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些特别的原因是：再分配一旦完成，就会耗尽从农业到工业的资源再分配而来的，以及从吸收进口技术而获得的效率收益；此外，工资上涨还会削弱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相对优势。

因此，以下两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第一，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从追赶式增长到创新主导型增长的成功转型？

第二，这类国家如何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

企业生产率增长是企业竞争力的最终来源，关于这一点和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并由此提出了创新型经济的四大支柱。

·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竞争和自由进入更容易促进前沿创新，因为目前处在技术前沿的公司可以通过创新来避免竞争和进入市场所带来的威胁，而且大多数突破性创新都是由新的进入者完成的。因此，为了保证自由进入和充分竞争，就有必要进行制衡，以尽量减少地方政治家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勾结。

·顶级研究型学府。近期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表明，各大学想要获得更高的排名，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学系统的投资，而且大学自身还要在预算管理、工资政策、雇佣解聘决策以及学术课程设计等方面掌握自主权。而且这种自主权必须与大学之间和研究人员之间更有效的竞争相互配合。而其他经济部门则需要通过向下问责制和竞争压力来取代向上问责的方式（Aghion and others，2010）。

·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这一点需要和以下几方面结合起来：第一，企业招聘和解雇的灵活性；第二，良好的培训系统，帮助员工应对不同岗位的工作；第三，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福利制度以及慷慨的失业救助政策（反过来以进行失业员工培训并接受新工作为条件）。以上这种兼具灵活性和安全性的体系能够推动创造性破坏，即创新型增长的全速运转。

·更加依赖风险资本、私人股本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创新投资的风险更高，因此投资者既需要获得上行回报份额，也需要获得控制权。

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在组织和制度上进行哪些变革，才能实现以创新为主导的全速增长？我们对于当前制度体系的组织方式及其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和其他偶然发现的证据表明，国家为了刺激以创新为主导的机制建设，可以采取后面这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建立能够实现以下三重目标的财政体系：

第一，增加收入，并对教育发展、大学建设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投资，促进创新；

第二，进行再分配，避免过度的不平等和贫困陷阱；

第三，以不损害创新者利益的方式鼓励创新。

此外，“聪明”的国家还会建立适当的体制机制，加强各级政府的相互制衡，以确保充分的竞争，有针对性地使用国家为促进创新而进行的投资，并进行适当的监督。

为了促进新兴市场经济体从模仿型增长向创新型增长的转变，如果建议其模仿现有的创新导向型经济体的制度安排，这从某种程度上看有点自相矛盾。

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方式，通过国家机构改革，让四大支柱充分发挥作用，为以下问题找到自己的答案：如何从现有的制度背景出发，形成有效的竞争政策手段和机制？为了能让国家在推进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创新型经济增长时获得充分的动力，应该引入哪些契约、组织或体制改革，尤其是区域和地方一级的改革？在对区域或地方领导人进行评估并在他们之间组织标尺竞争时，除GDP增长外，如何将环境和社会（即包容性）维度考虑进去。如何改进税收和福利制度，以便在创新型国家之间达到最佳的标准和实践，尤其是通过创新激励措施，协调好重新分配，以及为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融资的需要。

结论

在本文，我们使用了现代贸易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该国各个企业的竞争力这一观点。我们在最近的实证研究报告中表明，企业竞争力与其生产率和发展能力有关。此外，我们还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以及阻碍企业规模增长的潜在障碍。我们认为，提高企业生产率首先需要横向政策的支持，比如产品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高等教育投资等，但也需要设计合理、管理得当的纵向政策助力企业发展。

最后，我们讨论了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微妙的问题。近期针对跨国和跨产业层面的研究（Aghion，Hemous and Kharroubi，2009； Aghion，Farhi and Kharroubi，2012）表明，推行更多反周期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性是指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公共赤字和债务，在经济好转时减少公共赤字和债务。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则是指中央银行在经济下滑期间下调实际短期利率，并在经济回升时提高利率。尽管这些政策在经济不景气时会造成信贷紧缩，却可以帮助那些信贷受限或流动性受限的企业在整个经济衰退周期内进行研发、技能发展和培训等创新投资，而且如前所述，这些政策还有助于维持总体消费水平，从而保持企业在整个周期中的市场规模。这反过来又表明了创新型经济能从更多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中受益，通过在经济衰退期间提高赤字、降低利率，而在经济回升时降低赤字、提高利率的方式，帮助信贷受限的创新型公司在整个商业周期中维持它们的研发和其他类型的投资增长。

（作者菲利普·阿格因为哈佛大学Robert C.Waggoner经济学讲座教授，本文原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政策设计》，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破除魔咒》一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