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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我要写得更好，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2021-03-07 21:4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唐诺的《声誉》源自他和梁文道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聊一个几乎消失殆尽的书种——“小册子”，一本书只专注地、彻底地谈一个问题。唐诺的这本书就是一次恢复“小册子”传统的实践，希望在交流陷入封闭的环境里，让所谓常识重新回归到恰当的位置，“声誉”一事可以得到简单层面的充分说明。

在说明声誉的力量时，唐诺举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例子，而今天正好是马尔克斯的诞辰。马尔克斯生前曾以声誉向权势开战，宣告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结束前，他将不再写小说。虽然当时以权势的胜利告终，但死后马尔克斯在记忆的世界里赢得了胜利。而如今却是个声誉无能且变质的时代，在书的结尾，唐诺还回答了今天的写作者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声誉（节选）

撰文：唐诺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异想天开

有关声誉的力量，这里顺势来讲件趣事，趣事而已，不构成证明，证明需要再严谨一些。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次异想（一九七五年）。他极厌恶当时智利的皮诺切特独裁政权，也认定这个不该成立的政权撑不了多久，决定扮演最后一根稻草来提前压垮它，于是伟大的小说家公开宣告，在皮诺切特政权下台之前，他将无限期封笔，是他自己说的“文学罢工”；也就是，谁要想再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那就得弄倒这个政权。如此，遂划下道来形成一次权势和声誉的奇妙正面决斗。

大卫 vs. 歌利亚——只是，谁是大卫？谁是歌利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深信自己是赢家，毕竟，这其实也是一场下驷权势和上驷声誉的不尽公平决斗——声誉这一边，已不容易再更干净更巨大了，“很难估计我在拉丁美洲有多少读者，但事实是我的作品很受欢迎，仅《百年孤独》就售出了五百多万册。”稍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这么说，我们知道这没吹牛，“我极可能就是为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挣得最多声誉的人。”而且，就算每个人仍有他一己的文学声誉排名，这一声誉仍洁净光朗到几无一丝阴影，更不受地理和国界的限制；至于权势这一边，皮诺切特政权已声名狼藉到一种地步，而且只限于安第斯山脉这一狭长高冷之地（好笑的旅行作家比尔·布莱森说的，“住在这么窄这么长的国家一定很有趣”），就算在智利国内，老实说也没多少人真的喜欢它。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 年 3 月 6 日－2014 年 4 月 17 日）

结果当然是，可怜的政权赢了，毫无感觉如闽南语讲的蚊子叮牛角。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改一个豪勇的誓言，我们可能比较喜欢稍后这一回的：“我希望皮诺切特政权倒台前，我能写好够出一本书的短篇。”书名设定为“一天又一天过去的日子就是生活”，这取自于哥伦比亚一位已死的、鲜为人知的诗人奥雷利奥·阿图罗的诗。说这话时，距离文学罢工已又过了四年（一九七九）。

就这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的这句话其实远比乍看的深沉，也悲伤吧——“因为我忙于这么多政治事务，我觉得有点真正怀念文学了。”

皮诺切特

（补充：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皮诺切特都死了，死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轻易地压倒皮诺切特，从来都是这样，可能也只能够这样，所以我们得有一个死后世界，一个属于记忆的世界。）

最终，书写者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本来，接下来该进一步谈的是书写的公共性，好较周全回答书写的内在驱动之力此一询问，在声誉召唤力日渐可疑并只会再微弱下去的现实情况下。但我试了一下决定算了（废去了五张成稿）——我猜想，那些够好的书写者不会乐意我这么说话，这总是太像为书写一事“请命”了。好的书写者总多出来一些硬颈的成分，他受不了这个乃至感觉反胃，“拜托你们让我也尽点力、让我有机会为大家服务”云云，这是只有候选人才说得出口的奇妙话语。世与我而相违，我相信书写者宁可说书写是单纯的个人之事，这一切只是个人的选择和坚持，完毕。

书写最根柢处当然是公共的，书是公共的形式，语言文字也都是公共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完全丧失此一可能，书写者最终仍有一个拒绝再说再写的选项，如相传当年骑着牛潇洒出关、完全回归成他一人的智者老子。

所以，我们转为具体地来想这个小问题，时不时有人提起来的——书写者该过什么样的日子才对？好一些、还是糟糕一些？

老子

如今收在《番石榴飘香》这本很好看的种种书写真相揭示之书里头——加西亚·马尔克斯讲他对书写环境的寻求和依赖，很多更像只是个人的习惯和怪癖，如梭罗讲的，换一个人不仅没必要，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他墨西哥的住家，他说他要求屋内的温度得暖一些（不是容易昏昏欲睡吗？没有那种清操厉冰雪的抖擞之感？），也讲他对电动打字机的无法替代依赖、他近乎浪费的纸张消耗量；甚至，他发现自己对番石榴花香气的奇妙需要，他怎么也写不顺手的这部小说，始终呼之欲出就是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原来就是空气里的番石榴花飘香……

少来了，我们太知道他的生平了，他是一个最没办法躲到他作品后头的书写者，他的声誉神迹般来得又急又大——在《百年孤独》取得巨大当下声誉和财富报偿之前的长段书写生涯里，我们完全清楚比方他靠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乃至于人们善意接待的那段潦倒不成日子，当时他如何要求这些？哪里能坚持哪个哪个是绝不能少的？就写吧，像福克纳说过的，最终书写就是一支笔和一些纸，至于福克纳同时也说的香烟和一点点酒，他自己都晓得那是他偷加进去的。

我也知道晚年宛如世界公民或文学共和国公民的纳博科夫用以书写的瑞士旅馆细节种种（相对地，他不大提自己的流亡岁月，纳博科夫正是最硬颈的书写者，不是那种满嘴怨言、成天怪罪异国世界对他不公的哭兮兮之人），纳博科夫也讲，这家以及这一带旅馆正是当年托尔斯泰等一干旧俄贵族书写者的寓居之地，他们有机会就溜出冰封的俄罗斯，这里有较温暖也较多一点自由的空气。

纳博科夫

有些人更有这样的文学好奇习惯，会一地一地地寻访这些了不起书写者的昔日故居，如狄更斯、如谷崎润一郎等等，好像有些书写的奥秘以及作品的线索收藏在这里，也确实多多少少真的如此——书写的实际环境高高低低、幸与不幸不一。但大体上我们仍可以归结出来：一、早年一个成功写出来（没成功之前就不确定了）的书写者，所过的日子的确好一些乃至于好不少，相对于彼时人们的一般生活水平，这不啰唆直接显示，普世地来说，书写者的现实社会地位和经济力是在往下调降中没错；二、老实说，作品的成就，完全看不出来和其生活高下好坏有什么联系。

书写者跟一般人一样，渴望也有权要求过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从他们自己的发言里，我们并不容易分离出来，哪些是书写的、哪些其实是一般生活的；还有，年龄也是另一个变动要素，如《礼记》时代就知道的，人在不同年纪对生命条件有不一样的需求及其承受力，寻常的四季流转气温变化，年轻时可不当回事还觉得好玩，到一定年岁就晓得那是生命持续存活的一次又一次考验，身体里某处、某个东西可能应声断掉。

安适的书写环境让书写稳定、专注、心不旁骛，可以的话应该这样，但有趣的是，书写一事就是没这么简单，尤其是文学书写——太过安适乃至于高出于当代人一大截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也许是纯粹的好事，但对一个文学书写者我们便不得不去留意其局限，这也正是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惊觉。普希金看到了写乌克兰民间生活的果戈理，托尔斯泰看到了贫穷还身背上一代债务的契诃夫，他们写出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完全写不来的东西，当然不是文学书写技艺，而是他们所在、所生活并了若指掌的那个更大世界。

这是文学书写的基本事实，文学史的 ABC，书写者的社会位置往下调降，最终彻底离开宫廷取得（或被迫成为）独立身份散落于一般社会之中，书写的范畴却也因此亦步亦趋地不断扩大，及于一般人，及于边缘人，及于那一个又一个被忽视、被遗弃、被欺负被侮辱的人；书写者生活于哪里，那一个世界才打开来、进入到我们眼中。

从另一面看，冷血一点，这样的玩笑话因此也是对的——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书写者有办法，文学书写就没办法了。

我自己相信，真正的关键、接近于唯一的需求，正在于书写的专注、心不旁骛，这的确是个需要极高纯度专注、且长时间持续专注的困难幽微工作，以至于人很难同时真正追逐另外一个目标（当然，应付一般生活可以不是问题，书写者可别拿这个做张做致起来），像马克斯·韦伯劝诫我们的那样，你得认准这个生命中唯一的魔神，并专心侍奉祂一个。因此，书写者有限度的境遇好坏宁可只是命运问题，基本上取决于他活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乃至于个别地来说，被抛掷在哪一家庭，他所剩余为数已不多的心力智力（倒还不见得是时间），通常不足以改变此一命运的基本设定，也不用于改变它（真觉得好生活名流生活重要，就换个工作换个神吧）。所以，这不是背反决裂，而是人合理的、沉静的一种自我价值排序，是人可以做的选择：我要写得更好，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们说过这个，人可见未来的经济麻烦仍发生在生存线之上而非之下，在这样一个后文学后书写的年代，声誉无能且不断变质，书写领域的下滑速度也一定快过、大过平均值。我建议，以书写为志业的人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整理一下，从心志到实际生活到和世界的关系设定，认真、严谨、朝向远方的书写仍是做得到的——真正到了完全不行的那一天，我们再一起来谈（或大声厉声疾呼）书写的公共意义和公共价值，谈书写对世界、对社会、对每个人的未来何等重要不可或缺，谈书写理当索取的报偿该得到社会多少物质支援财富支援等等。在这之前，我们仍然沉静、专心地、好好地写吧。

亚洲，尤其东亚这几个倾向于单一价值选择（比方相对于西欧）、较典型经济人式的社会，缺少蛛丝网般复杂多样价值信念的缠绕黏着拦阻，其相对下滑程度最为剧烈，这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台湾地区如此，日本也如此，这应该想成是全球较极端的特例呢？还是应该想成整个世界的领先指标？于此，中国大陆的现况是个例外，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书写者极可能就是全世界物质待遇最好的，记忆里，台湾地区半世纪以来从未曾有过如此光景，日本有过，差不多到三岛由纪夫为止，那是书写者的华美年代，稍微像回事的作家都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三岛由纪夫

二○一三年冬天，我因《尽头》一书的出版去了趟北京，有一场和大陆的八○后年轻作家的谈话。我不认为中国大陆的如此书写好景会久留，我更相信这十三亿五的大书籍市场正走向 M 型化，快速地往通俗倾斜，这是结构性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我由此担心这批年轻书写者恰好处于一种较困难、较尴尬的转换时刻，他们容易残留着过度美好的记忆和期待如失乐园，让自己只不断感觉失意、沮丧、难以轻快地进入到一步步沉重起来的现实（得想办法让自己从身体到心智都轻快起来才行，如卡尔维诺以穿着飞鞋的珀尔修斯为例，这正是他的第一个叮咛）。

我活过比他们长的时间，留意过一个个社会参差迂回但终归趋同的此一现实进展，以为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些事——我选了一个听起来不会舒服的题目，大致是“中国大陆当前书写的三个奢侈”：书写题材的奢侈，书写者声誉的奢侈（包括国内和国外），还有当然是书写物质报酬的奢侈。奢侈，意思是多于、高于“正常”，也就是不容易久留、可一直这样的东西，奢侈的最无可逃遁的危险正是成为一个习惯；这本来是好运，乃至于礼物，但一不小心就会转成陷阱、转为诅咒。大概因此遭天谴了吧，当天下午谈话才结束，我就因胃出血送医，花了两整天考察了北京的医疗现状，并很不礼貌地取消了南下广州深圳的原行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广州深圳真长什么样子。

现在是二○一六年二月一日早晨，刚刚发生最有趣的事情是，台北市几天前下了雪，还有就是日本央行破天荒宣布“负利率”，比零更进一步，往后各银行得付日本央行货币保管费了，如同回到银行历史的最从前。当然，这仍是为着把货币赶出来，让日本钱淹脚目，再重重一次刺激消费。所谓“不完整复苏”的说法并不准确，还有点逃避事实真相的味道，真正的问题是，有效需求结构性的、长期性的不足。来读博尔赫斯的这首诗，诗的名字就叫《诗两首》，其实是同一物的正反两面，没读错的话，说的应该就是诗人、书写者，乃至于博尔赫斯他自己，他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和骚扰，他的欣喜和负咎，他的坚持和犹豫，他的昼和夜——

正面

你在睡着。这会儿醒了。

明灿的清晨带来初始的憧憬。

你早已忘却了维吉尔。那儿就是他的诗歌作品。

我为你带来了许多东西。

希腊人的四大根基：土、水、火、气。

一个女人的名字。

月亮的亲和。

地图的淡雅色泽。

具有陶冶净化功能的忘却。

挑挑拣拣并再次发现的记忆。

让我们觉得自己不会死去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