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读书记︱網野善彦的“日本观”：读《何为日本》

【说明】

2020年的前八个月，我在东京。此前已经到日本多次，总是想抓紧时间查找研究资料，所以忙着看书和写作，无暇四处参访。这次有八个月时间，不免就动了“日本走透透”的念头，本打算南下萨摩，北上函馆，也打算去濑户内海的中岛和真言宗圣地高野山，甚至还想去一趟冲绳。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这些计划化为泡影，于是，只能宅兹东京（不是宅兹中国），定下心来读些日本史论著。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读日本史论著，是这次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不过，尽管专心读日本史论著，但我心里想的，仍是中国史问题。因此那些日本史论著，就成了我重新在亚洲理解中国史的背景。这里选录的，就是若干篇我在东京读日本史论著的摘录和笔记，随便起了个题目，就叫“东京读书记”。

網野善彦的“日本观”：读《何为日本》

網野善彦（あみの よしひこ，1928-2004）是日本史的著名学者，我的朋友羽田正教授甚至认为，網野善彦之后，日本就没有愿意从宏观叙述历史的大学者了。他的这本《日本とは何か》（东京：讲谈社，2008、2019）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已经重印过很多次。

《日本とは何か》，網野善彦著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这本谈论日本的书，从第一章起就激烈批判传统的日本论，诸如“绳文时代的日本”，“弥生时代的日本”等。他认为，成为“日本”只是七世纪到八世纪的事情，“日本”这个国名，是公元689年飞鸟净御原令才确定下来，这是“日本”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史上。所以，日本不是“自古以来”而是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同时，他也激烈地批评日本人是同一的、均质的单一民族的说法，认为现代的日本人来源很复杂。冲绳人在十五世纪还是另一个国家，阿依努人更晚才并入日本人中，所谓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并不合符历史；他甚至也不同意日本弥生时代以来主要种植稻米，主食为稻米，所以日本文化的根本就在稻作这种所谓“瑞穗国日本”的说法。

读網野善彦这本《日本とは何か》，常常可以读到他奇特而富于启迪意味的思想。像第三章《列岛社会与“日本国”》，他就极力强调，“倭”并不是“日本”。他举出几点来讨论：首先，他指出田中健夫《倭寇と东アジア通交圈》（《日本の社会史》第一卷《列岛内外の交通における国家》，岩波书店，1987）、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内と外》（筑摩书房，1999）等，都已经证明所谓“倭寇”，整体上是西日本海的领主、商人，济州岛、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大陆南部的海上势力，虽然一方面“讲倭语，着倭服”，但实际上应当是一个超越国家的海上势力。而日本室町幕府从陆地政权出发，对这些海上势力，是三番五次禁止的，如果室町幕府代表了日本，那么“倭寇”就不是日本人；其次，通常用来讨论日本历史缘起的《三国志》的《倭人传》，其中记载的倭国女王卑弥乎，是所谓“亲魏倭王”，实际上，只代表后来广义的东国地域，不能算是日本。所以，直到五世纪的倭王武给刘宋皇帝上表文时，还说“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可见那时还没有“日本”这个国家。要到七世纪末（673年到701年），准确地说大概是681年，天武朝开始编纂的，天武天皇死后持统天皇时（689）实行的“飞鸟净御原令”，才有了“天皇”名号和“日本”国号（83页），从这个时候起，才算有了“日本”和“日本人”；再次，这个时候虽然有了日本人，但仍不能包括全部现在的日本，比如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就不能包括阿依努人和琉球人。

据網野善彦介绍，早先的森巢博《无境界家族》（东京：集英社，2000）对过去“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批判就非常激烈，他甚至自称是“国贼作家”，更说“如果说，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就是日本人，那么，‘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等，就根本不能成立”。据说，森巢博批判的对象，可能是江藤淳的《日本人论》。森巢博质问江藤淳，你（江藤淳）说的日本人，包括阿依努、维尔塔（库页岛，中国叫鄂温克）和ニブヒ人吗？包括冲绳和小笠原的人吗？更进一步，包括“原在日本”的二十万以上的朝鲜“归化人”吗？

很巧，我手边正好有一本網野善彦的《东と西の语る日本の历史》（讲谈社学术文库，东京：讲谈社，1998、2018），这部书仍是在强调日本东部和西部的历史与文化差异，比如所谓“东船西马”，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在古代它们就不是“一国”。这种观念现在大概已经是日本史学界的共识，像冈田英弘的《日本史的诞生》、村井章介的《古琉球》，其实都有这个意思。

这本书后面附有大津透教授的《解说》。这篇解说中说到，大津透2003年曾去看病中的網野善彦，听他说过去的事情。其中很有趣的是，網野善彦虽然出身世家子弟，但1952年参加为了人民解放而模仿中共的“山村游击队”，到乡下驻扎。1953年，他进入东大，又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成为东大共产党活动的主导人士之一，同时，又参加了石母田正的历史学研究会及“国民的历史学”（关于“国民的历史学”，参看小熊英二《“民主”と“爱国”》，新曜社，2002）。但一年之后，他就离开这些活动，尤其是1955年日本共产党自己的方针转换，抛弃了极左冒险主义的方针，他也就与这一思潮彻底分离（343-344页）。

这真是一个有故事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