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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此之大，我们的精英和民众不能天天只看中国历史

2021-03-06 10: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文 | 王正绪耿曙唐世平

比较政治学一向是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我国的政治学领域中，一向未能对这一领域进行统一的定义。在国家统一颁行的学科目录中，政治学的次一级学科中，只有中外政治制度，而没有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学。

当然，在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政治”这门课程多年来已经广泛开设，以“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导论”为书名的教材也出版了一些。与此同时，在科研实践中，介绍国外比较政治的发展历程和学科前沿、探讨国内比较政治的现状与努力方向的论文，近年来也发表了一些。但总体而言，比较政治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国内一直缺乏一本权威的教材，供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使用。这样一本教材，应该对比较政治的有关概念、理论给予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引导学生从学习概念和已有学术成果向进行比较政治的研究过渡。《比较政治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为国内的比较政治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比较政治学》炼成记

本书的编写工作在若干年前已经开始。

2014年起 …

由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主导，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一直在比较政治的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这个非正式的学术群体即“五角场学派”，其成员经常就比较政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读书会、研讨会等形式进行交流。本书最初即是在这个群体内的学者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

2017年10月…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支持下，本书各章作者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了第一次研讨会。会上，作者们发表了文章的第一稿，供全体合作者以及应邀前来提供意见的同事一起讨论和批评。

2018年1月…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云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支持下，各位作者在紧邻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一处宾馆里举行了第二次研讨会。此后，我们邀请国内同行对各章的文稿进行了审读、提供修改意见。

2019年夏…

全书初稿完成，主编对各章书稿进行了最后的审定。

2020年年末…

本书完成了审校、排版、质检等工作，终于付梓。

从本书启动到正式付梓，跨越了四个年头。

我们预见，作为一本全面深入介绍比较政治的主要概念、理论和学科前沿，以及介绍进行比较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脉络、实证研究的教科书，本书对有志于从事比较政治的学习与研究的青年学子和有志于传播比较政治的学术的教师，以及试图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同行，必定大有裨益。

和一般的教科书不一样，本书并未在全书的开始部分对什么是比较政治、比较政治应该关注什么、比较政治的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进行总体讨论和介绍。相反，本书的构想是，将比较政治研究中重要的议题和理论、方法等直接呈现给读者，由读者在使用该书的基础上，就什么是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的研究如何进行等概括性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

在这里对这本书做几点总结性的评论。

首先，比较政治不是区域或国别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的研究，往往涉及中国以外很多地方的政治问题、政治现象。但是比较政治不是国别政治的研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国际问题研究。描述和探究某个或某些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别政治研究，或区域、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而不是比较政治研究。

其次，比较政治不是描述性、叙述性的研究。把一个政治现象或某个政治事件的发展脉络、前因后果摸清楚、介绍给读者，是不少研究人员喜欢做的。但这样的研究，更应该称为一种深度报道，不是比较政治研究。

比较政治研究应该是对一个具有较普遍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性分析的研究。所谓“较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要求该问题不应该只对某个具体国家或地方或某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有意义。对该问题的回答，如果可以影响到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或地方、不同的政治事件的理解和思考，则它具备超越某具体国家、地方、事件的普遍性意义。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或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因此给出的理论性解释，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时期、事件之间进行比较、相互对照，这大概就是比较政治中“比较”概念的一个重要意涵。

最后，比较政治研究应该超越描述性的研究，而努力对政治现象给出因果性的解释和发现。本书方法论部分的两章对此有具体的论述，此外，在各章行文中，也注重强调优秀的研究所关注的因果关系：什么因素会带来内战或和解、什么条件会有利于政治秩序的实现、什么因素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等等。

如果一个研究试图解释或介绍印度某乡村因为争夺水资源发生了械斗，这不能算是比较政治研究。相反，作者应该首先提问，水或其他的公共物品，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引发社区或地区的冲突。然后，应该依据有关的研究，提出一个关于水如何引发社区冲突的因果关系理论。这之后，作者再用印度国内某次因水引起的社区冲突作为案例来检验这一理论。这样的工作，就可以算得上一项比较政治的研究。

再比如，当我们发现菲律宾的政治生活中，家族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时，如果我们试图去搞清楚菲律宾政治中起作用的是哪些家族、每个家族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样的、每个家族如何影响政治等，那这只是一项菲律宾政治的研究。而如果我们比较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家族政治的异同，就发展中国家中的家族政治形成一些理论性的假设，那就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政治的研究。事实上，即便只就菲律宾一国的家族政治进行研究，而提出一些关于家族政治的一般性的理论发现，从而和比较政治中有关家族政治的理论进行对话，也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政治研究了。

这里，第一个例子是对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公共物品与社群冲突——进行了因果性理论建构的尝试，而第二个例子可以看作从具体的案例出发，形成与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家族政治——的对话。总之，这两个例子都要求比较政治的研究应该超越具体的国家或案例，而在一般性的理论的层面上取得一些发现。本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推动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沿着这样的方向迈进。

本书试图覆盖了比较政治领域的诸多重要议题，但依然有若干重要的研究议题，未能包括进来，例如土地政治、家族政治、性别政治、认同政治、社会运动、军政关系等。同时，现有的比较政治研究存在着过于偏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的倾向，而且，比较政治本身受到西方比较政治学在理论范式、规范性价值的影响也还十分明显。本书试图克服这两个倾向，但这方面的工作还十分艰巨。

本书付梓之际，正值几件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事件展开。一是，自2019年年末发生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而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依然十分严重。严重的疫情对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二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在投票结束后，计票工作迟迟不能结束，在任总统表现出明显的拒绝接受败选结果的倾向，将美国国内政治扑朔迷离的状态几乎推向了极致。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度不稳定，对世界总体的政治以及很多地方和国家内部的政治，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事件，正说明了本书的重要性与时代性。无论如何，中国正在全面深入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塑造世界。

更多地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比较政治学》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希望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转型。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进而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社会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甚至一部分历史学研究的转型。简单说来，我们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更多地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且是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一转型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 01

我们希望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能从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角度，而不只是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应该说，中国目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个最普遍的视角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这样做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难免受到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好坏的影响，甚至完全从中国具体的外交立场来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因而不能相对科学地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个人觉得，从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角度做研究是更为可取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视角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从长远来说，我们的研究也不会对中国处理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有益，因为不够科学的研究（包括政策研究），通常会存在相当的偏差和偏见。

# 02

我们希望通过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能够从更加全面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为世界贡献更多的新知识，从而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从一个主要是引进和吸收的阶段和水平进入一个贡献新知识的阶段和水平，尽管引进和吸收永远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作为学者，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为世界创造一些新的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知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甚至研究中国本身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了。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慢慢地引进和消化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经过了四十年的引进和消化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多少应该有义务贡献一点新的知识了。

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可能会来自两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个突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深刻地理解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曲折和坎坷。我经常形容说，现代化就像一座孤岛，世界上大概两百多个国家都想往孤岛上游，但目前这座孤岛上大概只有三四十个国家，剩下的一百多个国家，有的已经被淹得不太行了，有的则是抱着某一根树桩或者是某一块石头基本被困住了。而中国，无论我们是用百年国耻还是现代化的坎坷来描述我们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肯定是尝到了很多失败的教训，也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就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有别于传统西方学者理解的现代化视角。至少，我们对现代化，特别是自1900年之后的现代化历程，有更加切身的体会。

第二个突破，在21世纪，绝大部分学者不会再有西方早期研究发展中国家时有的那种“救世主”的心态或者叫“白人的负担”的殖民者的心态。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可以用更加平等、更加同情的眼光去看待现代化的历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而当今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对现代化的研究一部分基于对我们自身经验的审视，还有一部分基于我们对西方学问的理解、消化以及批评之上。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贡献出一些有别于西方既有理解的知识，而其又建立在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继承之上。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世界知识的可能贡献并不是要出口中国的模式，而是希望能够给世界上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些关于现代化的新的视角和新的出发点。

# 03

我们也确实希望通过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用更加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助力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打交道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一转型也意味着，我们对政策影响的追求要从纯粹追求获得领导批示的境界迈向追求基于科学研究的政策建议的境界。

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我们有义务关心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但是，现在的风气是，关心政策意味着只是为了获得有关领导的批示。这样的风气是有害的。我们关心政策的首要问题应该是关心政策的对错，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否获得了领导的批示，因为获得领导的批示也并不一定代表这一政策建议是对的。

任何一个政策建议事实上都是基于一个粗糙的或者说一个简单的科学理论之上的。比如，当一位学者提出“我们应该做A，因为这样能达到B的结果”，别人就会问他，“为什么做了A就能达到B呢”？这样的一个“为什么”问题是典型的科学问题，因此，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需要科学的手段和做法。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对政策的讨论要基于好的科学研究。只有我们的政策研究和建议建立在好的科学研究之上，才有可能在得到领导批示并成为政策之后对社会产生好的影响。

# 04

我们希望通过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从更加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让中国公民，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公民，更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有一项科普的责任：让所有的中国公民能够更客观和正确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

应该说，我们的不少公民，甚至包括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民众，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在很多场合，一些人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态度，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态度表现出无知而傲慢。这是非常糟糕甚至是非常可怕的。

世界如此之大，我们的精英和民众不能天天只看中国历史。我们的公民，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公民，至少不应该对外部世界显得那么无知，因而可以用更加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该看到发达国家就仰慕，看到发展中国家就鄙视。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心态。中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区域研究、国别研究、社会学以及发展经济学，必须肩负起这一科普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