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思辨｜人与动物，诗意地共居

“然而诗意地，

人栖居在大地上。

我是否可以这般斗胆放言，

那满缀星辰的夜影，

要比称为神明影像的人

更为明澈洁纯？”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经由海德格尔的阐发，如今已可谓被广为传颂，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代表性的想象。但在“星辰的夜影”中追寻的“自然”，多少属于某种“崇高”的领域。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无机物的永恒。而所谓“诗意地栖居”，终究是一种以“人”为主语的设想。

2020年1月，上海老西门一角。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尝试对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的“栖居”加以批判。在他看来，“诗意地栖居”蕴含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即通过“诗意”，即诗歌语言的存否，而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成为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物种。德里达认为，这样一种基督教的观点，忽略了人与动物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使二者并不能在数量或等级的层面上加以排列。换句话说，“非人”的动物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并列关系。它们是全然迥异的“他者”，是无法概念化甚至难以理解的“他者”。在与动物的相遇中，人得以建构起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边界。

从凝视动物到动物的“凝视”

哲学家对“动物”的思考如是。但在现实中，人与动物的遭逢并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结尾曾设想这样一段优美的邂逅：“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一个人与一只猫的对视，将带来“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凝视即蕴含了一种权力结构。人们也许永远无法从对动物充满“自我中心主义”的凝视中逃脱，即便是某些为了动物福利而作出的宣言，亦无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自以为生杀大权在手的傲慢，或是通过怜悯的形象换取另外的社会资本。

2011年5月30日，广州上漖村龙舟厂。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如果，人和动物之间现实的遭逢，终究难逃消费动物乃至剥削动物的宿命，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又如何可能呢？

心灵哲学家内格尔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让人思考“成为蝙蝠是一种什么体验”。我们知道，对蝙蝠而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超声波，这既和人类通过视觉的观看不同，其频率范围也超出了人耳力所及。如此说来，动物与人不同，人无法将自己代入动物的视角展开“凝视”。但另一方面，人们毕竟已掌握了相当的生物学知识，从而能够对动物所可能进行的“凝视”加以刻画。

被忽视的蜗牛

但并非所有生物都能“幸运”地进入人类视野。从生物学上看，我们熟知的猫、狗、鸟、蝙蝠以及人类都属于脊椎动物，其种类数仅占动物总种类数的3%-5%。占绝大多数的无脊椎生物，在人类生活中，却被忽视甚至排斥。

举例而言，至少有25000种蜗牛栖息于地球的各个生态系统中，在营养物的分解-循环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过去五百年间（正逢人类步入近现代文明之时），灭绝的蜗牛、田螺、章鱼和其它软体动物占灭绝生物总数四成以上。即使今天人类尝试理解其他生命，我们也很难否认，这种“理解”充满了固有的等级或偏见。

威廉·莎士比亚的第一首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中，蜗牛被描绘成一个羞怯的生物。但英国或荷兰的园艺家们可绝不会同意。他们把这些柔软的小生物看做最危险的对手（事实上，只有少数不带壳的蜗牛，也就是蛞蝓，可以严重破坏植物）。无论我们喜欢蜗牛与否，人类与蜗牛的生活可谓紧密相连。《Domestic Wild》一书的作者富兰克林·吉恩（Franklin Ginn）形容蜗牛是“本土景观的作者，在地毯和石头上留下黏液痕迹；也是本土景观的读者，循着同类的痕迹找寻食物、伴侣和庇护所”。

在荷兰的一些城市，生物学家发现，蜗牛正快速进化以适应城市气候。相比在郊外或农村栖息的同一品种，城市蜗牛的壳颜色偏浅。浅色的壳可以更好地反射太阳光，以避免自身体温过高。通过揭示蜗牛壳的颜色变化，科学家期望，公众可以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对城市中每个生物的影响。

具体而言，植被、土壤、气候、湿度是影响蜗牛城市宜居性的关键要素：植被为包括蜗牛在内的众多动植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土壤是直接影响蜗牛健康发育的根本因素；温度和湿度决定着蜗牛的行为、活动甚至生死存亡。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论欧洲还是国内的蜗牛都可能受到威胁，甚至因高温干旱、土壤污染、生境破碎化等城市问题而灭绝。由于乌鸦和喜鹊在繁殖季节都需要捕食蜗牛来摄入足量的钙，蜗牛种群的消亡对许多鸟类同样是灭顶之灾。

生态的启示

夏日午后，酷热无荫的街道，对众多生物而言都同样危险。对于未来城市，人、蜗牛和其他动物都在呼唤宜居、舒适、无污染、充满植被的栖息地。20世纪中期，栖息地（habitat）这一生态术语，被先锋派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引入建筑学界。生态主义开始成为规划、建造人居环境的重要工具，以反思当时盛行的功能主义。时至今日，城市不再被视为各不相关的建筑大合集，而是连续的生态系统。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栖息（或栖居）这一词汇广为流行，预示着高品质的可持续性、健康、文化与自然福利。简而言之，就是为生命做设计。景观建筑师认为，除了平衡好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外，向公众解释自然的复杂性亦不可或缺。因为人越能理解生态过程，就越能欣赏自然并做出道德上的回应。近年来的城市更新中，新建设的自然栖息地，越来越多地承担科普职责，在景观体验中，向市民传递生态过程与联系。这种“生态启示性设计”在未来城市实践中值得更多探索。

在《物种相遇》“When Species Meet”的第一章结尾，作家Donna Haraway 阐述了她理想的共居状态：“我们（和其他物种）再次…在层层往复的复杂状态中共塑另一个‘他者’…伴随着真实的动物与人类彼此凝望。”

为了跨物种的联系，城市有必要建立某种景观作为调解场所。人与动物诗意地共居在城市，需要关注两点原则：生态绩效和思维转变。这就要着眼于超越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偏见，拥抱所有物种与我们相邻，迎接新的人-动物关系。未来城市必须仔细寻找动物与人类共处的机会与局限。而生态设计应着眼提供解决方案，有助于各方的生存需求。于此，更多物种在未来才得以充满活力，繁衍生息。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立晟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景观建筑与规划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