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中代表谈快递外卖员劳动权益保障：由企业出资购买商业险

近年来，我国线上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拉动内需和相关产业发展、消费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线上购物、网上外卖等新消费模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强势增长。“线上经济的巨大成就，固然与相关软硬件企业的努力密不可分，但真正把消费从虚拟空间带到现实空间，把商品送进千家万户的，是总规模近千万人的快递员、外卖员，广大群众亲切地将他们称为‘小哥’。”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对“小哥”群体尤为关注。

他说，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大批“小哥”坚守在工作一线，为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的配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像我国这么大规模的居家隔离恐怕难以实现，人们即便愿意配合待在家中也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正是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表彰，都有荣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的“小哥”代表，他们当之无愧。

但贡献和荣誉，难掩“小哥”们长期以来的辛酸。“在这么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中，享有完善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者是少数，层层外包甚至‘零工’反而是常态。以某上市公司为例，该公司号称拥有快递员超过10万人，而报表显示其在册领取薪酬的员工总数不到1万人。”

胡成中称，当前“小哥”群体的用工形式主要有三类：

一是雇员制，即“小哥”与所服务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作为企业的正式雇员，实行工资制或无底薪工资制，这种情况较少。

二是外包制，即“小哥”与所服务企业的加盟商、分包商等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有的存在层层转包的现象。

三是众包制，即“小哥”没有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以“零工”形式接单，干一单挣一单的钱。

上述三种用工形式，导致“小哥”群体所能享受到的劳动权益保护力度逐层递减。加之企业对“小哥”工作的时效要求不断提高，导致职业风险日益加大。不管是“小哥”撞人还是被撞，其劳动关系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赔偿问题，由此引发的诉讼争议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胡成中表示，事实上，新经济形态带来的劳动权益保障法规滞后并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2020年，美国加州的AB5法案生效，要求优步等企业将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工列为受雇员工。但该法案施行不到一年，就在相关企业游说下被新的“22号提案”推翻，作为代价，优步等企业主动推出了针对加州零工的最低收入和医保政策。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外经验，短时间内要把所有‘小哥’都纳为企业雇员不切实际。”他说道。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引导更多平台从业人员参保。

为加快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出台，切实维护以“小哥”群体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胡成中准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相关建议，他提出：

一是社会保障、工会等部门和组织要深入调研。了解“小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实际需求，摸清行业内目前存在的用工形式和各自的问题症结，在设计政策的时候优先尊重劳动者的诉求和自主选择权（比如有的异地打工者确实不愿意参加社保），同时兼顾行业的承受能力。如发现企业利用现有政策法规漏洞甩包袱、逃避责任的，要通过新政策及时打上“补丁”。

二是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相关企业已经通过灵活用工形式规避了社保、最低工资等常规企业的应尽社会责任，没有理由再要求“小哥”自掏腰包购买意外险等商业险种。更有甚者，有的平台还对“小哥”被强制扣除的保险费“雁过拔毛”，令人心寒。在现有政策框架下，没有社保的“小哥”理论上确实可以自费参保，但考虑到社保异地转移难、零工收入不稳定等现实因素，引导“小哥”自费参保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在社保够不着、职业伤害保障政策体系难以短时间出台和全面覆盖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可以考虑出台过渡性政策，为灵活用工人员设定最起码的商业险保障线，一律由其所服务的企业、平台出资购买。“相关企业不能在表功的时候宣称自己为社会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两手一摊。”

三是劳动主管部门要精准服务。在相关政策出台后，可以针对“小哥”等灵活就业群体开展专项宣教、维权行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权益，同时提供简便的投诉、举报渠道，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合法劳动权益。

四是立法机关要组织前瞻研究。要呼应社会期待，广泛听取民意，聚合立法、司法、执法以及专家学者等各方智慧，适时修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不断适应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构建更为完善和有力的权益保护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