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都市的背后：美国血汗工厂一直都存在

在洛杉矶时尚区中心一栋破旧的11层哥特复兴式办公大楼——本迪克斯大厦的顶层，通过略微半开的金属门，我窥见了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工人们弯腰在机器上缝制衣服的场景。成堆的布料堆在油毡地板上。到处都是线、碎屑和灰团。

突然，门一扇接一扇地被猛然关上。 嗙！嗙！嗙！

“哇，动作挺快的嘛，”玛丽拉·马丁内兹（Mariela“ Mar” Martinez，昵称“玛”）说道。她负责管理在洛杉矶的非营利性成衣工人工会中心。有人认出她了，并相互通风报信。

我们往下走到八楼。那层楼的车间门已经关闭并已锁上。有不速之客造访的消息已传遍整栋楼。我们从走廊的尽头向街对面望去，看到了联合工艺大楼——另一栋20世纪初修建的市中心塔楼，里面也有很多违背伦理的血汗工厂。它的艺术派装饰外观逐渐破损坍塌。有几扇窗户用石灰水重新粉刷过，看不到里面。透过几扇破烂的窗扇上的裂缝，我们可以听到里面有缝纫机在咔嗒咔嗒作响。

我们乘本迪克斯大楼的电梯回到了平层，然后向街对面走过去。大厅里有一个收银台和一个正在使用公用电话的拉丁裔男子。马丁内兹跟我解释说，大多数洛杉矶血汗工厂里的工人来自拉丁美洲，而大多数血汗工厂的老板是韩国人。我们从楼梯爬到三楼。窗玻璃都坏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也许是这里的经理，坐在生锈的防火通道的台阶上吸烟。“你敢从这里走下去吗？”马丁内兹问我。防火通道的钢缆很细，固定墙壁的器件也已有百年历史，感觉如果有超过三个人在上面就会承受不起，直接垮下来。防火通道只修到了二楼，所以如果你走到二楼了，要想下去还不得不往下跳，下面就是一个垃圾箱。

“我把这叫作洛杉矶的白噪声，”我们一边设法回到街上，马丁内兹一边告诉我，“没有人看到或即使看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但它的的确确就在这里。”

美国洛杉矶

如今，洛杉矶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服装制造中心。该行业始于20世纪初，那时当地的针织厂开始专门生产泳装，当时的品牌包括Cole of California和Catalina。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泳装制造业继续发展，成为一股“加利福尼亚式风尚”（一种面料轻薄的休闲时尚剪裁）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最终，在1990年代初，洛杉矶取代纽约成为美国的时装生产之都——中心城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时尚区来说是致命一击。2017年，加利福尼亚时装协会主席伊尔莎 · 梅契克（Ilse Metchek）告诉我说，当地服装业的年收入约为420亿美元。马丁内兹估计，洛杉矶有45000名从事服装生产的工人。其中大约有一半的工人是合理合法的，是按照加利福尼亚的最低工资水平——当时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50美元——支付工资的。

另一半属于非法劳工，在一些非法工厂为美国当地品牌缝制服装，偷偷摸摸地干着时薪仅为4美元的工作。没有加班费。没有医疗保障。工作环境差得吓人。然而，靠这些血汗工厂供货的大型中端品牌却宣称，其服装是“美国制造”的。就好像这样的声明自然而然地会让人觉得，这些在美国生产的服装就要比离岸外包出去的服装更可靠和有保障，且质量高级些。仿佛它们更真实、更正直和具有更高的品质。这种企业行销策略一边公然地违反美国劳动法，一边讨巧地迎合消费者的爱国主义情怀。

美国的血汗工厂一直都存在。理查 · 阿克莱特时代，几乎每个工厂都是血汗工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纽约的下东区也是如此。当工会和劳工法将其取缔后，他们转入地下继续干。由犯罪组织经营的美国血汗工厂已成为隐蔽的人口贩运和洗钱中心。有时，搜查出一个血汗工厂就可能成为新闻，且报道出来的查获现场通常都很恐怖。1995年，联邦特工突袭了位于洛杉矶郊区艾尔蒙地地区的一家秘密服装厂，这家工厂四周被铁丝网和带有尖刺的栅栏包围着，还有哨兵站岗。在工厂里，他们发现了72名被奴役的泰国工人，价值75万美元的钞票和金条，还有一本记账本，上面记载了数十万美元现金的转账记录。

由于目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持反对全球化观点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呼吁购买“美国制造”，美国国内血汗工厂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洛杉矶，因为这里有大量非法移民。2016年，由马丁内兹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中心（UCLA Labor Center）合作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被调查的洛杉矶服装工人中，有72%的人反映工厂很脏；60%的人反映工作的地方通风不良，导致了呼吸系统疾病；47%的人反映洗手间脏得令人恶心；42%的人说他们工作的地方有老鼠。调查发现，存在上述情况的品牌包括Forever 21，Wet Seal，Papaya以及Charlotte Russe。

2016年，美国劳工部指控上述品牌及其他南加州服装制造商违反了基本的联邦保护法，要求它们支付工人最低工资和加班费（按85%的工作时间计算），并责令制造商们支付130万美元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Forever 21和另外一家服装零售商Charlotte Russe之后表示，他们对待劳工问题很认真。Forever 21还补充道：“这些被指控的厂商是完全独立于Forever 21的，他们所做的业务决策与我们没有关系。”）这份报告的另一位执笔人詹娜 · 沙杜克-埃尔南德斯（Janna Shadduck-Hernández）后来说，这些生产商大多数都“刚好位于时尚区的中心，距离市政厅有20个街区。”

这就是吸引马丁内兹参与这场斗争的原因。她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从小生活在距离美国中南部一处服装工人中心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她的父母都是市里合法的制衣工人，她的父亲负责用绣花机绣花，母亲则为时装品牌裁剪样品。她高中的时候就活跃于各种人权活动中，在布朗大学读本科时加入了“美国学生反对血汗工厂组织”（USAS）。这个青年组织致力于通过组织倡议和抵制运动来改变现状。布朗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了洛杉矶，加入了服装工人中心，协助组织运动。每周她会花两个下午，在位于洛杉矶街道的一栋破旧的低层楼房的中心办公室里与工人会面，在密不透风的无窗房间里让工人们畅所欲言，倾听他们的抱怨与不满。

最常见的是“无薪加班，或工资盗窃”（wage theft）：老板支付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州或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通常，她会直接与雇主联系并尝试协商解决。如果案件特别严重，她会联系州和联邦机构，例如美国劳工部的工资和工时司，然后这些机构就有可能会通过突袭检查的方式展开调查。马丁内兹会跟调查官一起参与扫荡调查。她说，有时她竟然会发现标明“非血汗工厂制造”的品牌标签。当被抓现行后，这些品牌商还狡辩，声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认可”的承包商将衣服分包给了血汗工厂。分包在服装行业中很普遍，导致供应链分化断裂，工人很容易就陷入危险之中。

马丁内兹或者政府官员会就工人们损失的收入（即最低工资与实际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提出索赔。供应链中的每一方（分包商、承包商、品牌商、零售商）都拒不承担责任。她说，工厂“将关闭商店，或以其他名字重新注册营业。雇主的身份证是假的，或者注册人信息一栏其实另有其人。这些都会破坏案情”。

当马丁内兹设法要到赔偿时，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到的金额通常“甚至不及实际欠款金额的一半”。“我们要求的工资赔偿不包括罚款的话是五万美元，而我们实际追回的只有五千美元，最多一万美元。这还是有工人代表参与的情况。如果没有工人代表参与进来，承包商只会给一两百美元，而很多人还是会接受，因为总比一分钱都没有的好。”

在这样的赔偿协商会议之后，马丁内兹继续说道：“品牌商会告诉承包商，‘要么你来赔钱，要么以后就别想从我们这里接到活。’他们就这样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如果品牌商真的不给活干，承包商将无钱支付欠薪。我不是说很同情承包商，但是他们也只是这个体系中的棋子而已。如果洛杉矶的每个制衣工人都提出工资赔偿要求的话，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金额，可是这数百万美元已经落到首席执行官的腰包里了。”

她闷闷不乐地看着我说：“跟你说吧，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穿的这身狗屎是在血汗工厂制作出来的，但所有人都置若罔闻。没有人在意！”

……

当服装业在19世纪向美国转移时，随之而来的还有劳工虐待。那里的许多慈善事业也都是假惺惺的表面功夫，毫无实质作用。但是也有例外。1890年，两个年轻而富有的进步主义者——一位是在内战期间失去丈夫的寡妇约瑟芬·肖·洛厄尔（Josephine Shaw Lowell），她的丈夫是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的侄子，另一位是嫁给了股票经纪人的塞法迪犹太人莫德·内森（Maud Nathan）。她们两位共同创建了纽约市消费者同盟——一个由中产阶级妇女组成的非营利性倡导团体，致力于改善当地服装业的就业条件。她们这样做既出于公德心，也有私心成分：她们看到剥削女工和童工的报道后很难受，同时也担心传染病会污染她们的衣服。

随后，美国众议院对美国服装业展开了调查，并获取了大量改革的支撑证据，但是后面什么措施都没有。因此，激进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将废除美国的血汗工厂作为自己长期奋斗的目标。作为美国消费者联盟[1]的第一任秘书长，她认为，现代的机械化和精简的配送方式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最有效方法，而不是降低工资。的确，她认为血汗工厂的存在增加了成本，因为它使得工厂主们不愿意将机器更新换代。她呼吁抵制血汗工厂，说道：“如果人们让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芝加哥百货商店零售商）和其他跟它一样的服装零售商们知道，他们是不会从后者那里购买血汗工厂生产的衣服的，那么就不会再有血汗工厂了。”

1899年，美国国家消费者联盟推出了“白标”策略。服装上贴有“白标”就说明这款服装的制造商是遵守州制定的就业和安全法规以及该联盟标准的。“白标”赋予了消费者权力，促使他们在购物的同时还怀有社会公德心。“我们可以去买正当途径生产的、干净便宜的内衣；我们也可以去买通过可耻的方式生产的、不卫生的廉价内衣，”凯利说，“以后，我们的选择，我们自己负责。”

一些零售商看到这个政策就退缩了，但费城百货公司巨头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却没有。他加入了联盟改善工厂条件的运动，在商店里推广有“白标”认证的服装，并让橱窗设计师在布罗德街的玻璃橱柜中摆满了展示架，向众人展示血汗工厂和获得“白标”认证的工厂之间的差异。这些橱窗展示的照片后来还参加了国际贸易巡展。五年内，就有60家美国制造商获得了在自己生产的服装上使用“白标”的资格。

尽管如此，许多工厂还是修得很简陋，并且经常违反健康和安全法规。一个常见的违规行为是为了防止员工盗窃，竟然将紧急出口锁住。这种做法会招致灾难，就像1911年纽约的三角内衣厂（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火灾一样。逃命的工人们冲上摇摇欲坠的火灾逃生通道，然后通道垮塌了。几十个工人从窗户和屋顶上跳下来，其中许多人头发和衣服都烧着了。这次火灾共导致146名员工死亡，其中女性123名、男性23名。在2001年9月11日前，这是纽约市最严重的工作场所灾难。

为了对这种情况进行反击，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出现了。她积极倡导工人权利，并在1910年成为纽约市消费者联盟的执行秘书，与弗洛伦斯·凯利并肩作战。在三角内衣厂火灾事件之后，珀金斯加入了纽约州负责监管工厂的工业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任命她为劳工部长，这使她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内阁成员。她是迄今为止任职最长的劳工部长，在她任职的12年里，通过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创建了包括公共工程管理局在内的机构。其中，通过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规定了失业保障金、社会保障金和退休金；以及《公平劳工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FLSA），该法规第一次提出了美国的最低工资保障线，确保工人享有加班费，禁止雇用童工，并提出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公平劳工标准法》的颁布和实施使美国制造业得到整顿，并步入了黄金时代。

但时装区是个例外。比尔·布拉斯（Bill Blass）回忆说，这个地方仍然“到处都是煤灰和毛絮，就像批判现实生活主义作家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笔下所描述的那样”，“制造商们想尽办法维护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利，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刚从战场回来，身上还穿着军装，都不准与雇主乘坐同一部电梯。我们只是这笔肮脏生意背后的打工仔，我们要终结第7大街上的所有肮脏生意。”

直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后，服装制造业转移到海外，而这些工场中的大多数都倒闭了，上述现象才有所改观。在海外，老式的血汗工厂体系死灰复燃。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劳动法的限制远没有那么严格，而且几乎没有法律监督。因此，在国会1993年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的六个月内，众议院劳工管理小组委员会就举行了几次关于洪都拉斯一家工厂（美国女装品牌Leslie Fay的外包工厂）虐待工人的听证会就不足为奇了。

Leslie Fay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时尚界的标兵。Leslie Fay创立于1947年，其创始人弗雷德·波梅兰茨（Fred Pomerantz）是一位喜欢抽雪茄的服装公司高管，他从11岁起就在曼哈顿的时装区工作。Leslie Fay是以他唯一女儿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品牌以靓丽的连衣裙而闻名，这些裙子由位于威尔克斯-巴里的工厂里的工会工人缝制而成。弗雷德1982年退休时，该品牌已遍布全国一万三千多家百货公司和专卖店，年营业额达5亿美元。

弗雷德的儿子约翰毕业于沃顿商学院，在公司工作了几十年。在他中年时通过杠杆收购将公司私有化（在经济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很常见）。两年后，前公司经理们和独立投资者们进行了第二次杠杆收购，使约翰·波梅兰茨获得了高达4100万美元的收益。凭借着如此巨大的财富，他和他的妻子劳拉（Laura）成为“新社会阶层”（这是对那个年代的超级富豪的称呼）的亮点。

1986年，Leslie Fay再次在证券交易所上市，1990年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8.59亿美元。那时，约翰任公司董事长；他的妻子劳拉那时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她的家族经营零售业，她曾是投资银行家。1993年1月，正在多伦多进行商务旅行的约翰·波梅兰茨接到了首席财务官保罗·F.波利森（Paul F.Polishan）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波利森不安地说道：“我们遇到了麻烦……或许还不是个小麻烦。”

众所周知，小型私人服装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对财务数据——在计算实际销售完成并获得利润之前的销售订单额和利润做下手脚，以使全年的财务数字看起来很理想。但是Leslie Fay是一家上市公司，数据就没那么容易操控了：该品牌声称获利2400万美元，而实际上却亏损了1370万美元。

消息传出后，公司股票暴跌，股东提起了集体诉讼，两个月后，Leslie Fay就成了《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条例的保护对象。波梅兰茨发誓说他从来不知道有财务欺诈现象。他说，这是某些无耻的员工的个人行为。（波利森后来被起诉，并最终入狱。）

威尔克斯-巴里总部的高管们发起了一项削减成本计划运动。在那之前，波梅兰茨一直拒绝外包业务，因为他认为在国内制造（从工厂到零售商店的周转更快）是明智的业务开展方式。他还说，他觉得选择在国内进行生产是他的道德义务。

破产后，所有的良好理智和道德风度都荡然无存。Leslie Fay将生产转移到洪都拉斯，距离管理层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很远。很快，明显看得出来，就像其他许多在美国以外进行生产的美国服装公司一样，Leslie Fay的高管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品牌服装的实际生产情况。

令人尴尬的是，直到1994年他们才从威尔克斯-巴里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的一位证人那里得悉了工厂的情况。国家劳工委员会（位于匹兹堡的举报商业非法行为、致力于制止侵犯人权和侵犯劳工权利行为的非营利组织）将二十岁的洪都拉斯女孩多尔卡·内奥米·迪亚兹·洛佩

兹（Dorka Nohemi Diaz Lopez，她一直在Leslie Fay的工厂里做衣服）带到了公司管理层面前。洛佩兹告诉委员会的成员说，工厂里有的女孩才13岁，时薪才40至50美分，而Leslie Fay美国工厂里的工人每小时工资为7.80美元。洪都拉斯工厂的条件就像以前的曼彻斯特一样。这些女孩轮班十二小时或更久。室温通常超过100华氏度，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她作证说：“门是锁着的，没有他们的允许，你不能出去。”

威尔克斯-巴里的反对声音也很强烈：下岗工人的孩子们写信给波梅兰茨，问他为什么要辞掉他们的父母；牧师在主日讲道中公开谴责公司；被辞掉的工人们举行抗议活动；该地区的报纸刊登了社论专栏，强烈谴责了波梅兰茨转向海外生产的行为。“我们一直觉得工厂就像我们大家的家一样，”在Leslie Fay工厂当了38年机器操作员、现年56岁的珍妮·科瓦莱夫斯基（Jeannie Kowalewski）对小组委员会说。

波梅兰茨有些不知所措。他在给国会小组委员会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将技能要求低的工作（离岸外包）……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中心问题，而且谈判都已经结束了啊。”

许多美国服装公司，包括一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例如Kathie Lee Gifford，J.Crew，Eddie Bauer和Levi Strauss，都面临类似的指控。作为回应，一些公司开始起草“行为准则”：公司期望其供应商遵守的一系列标准。或者应该叫期望的标准，因为没有一条是强制性的，一切都是基于自愿。对行为准则制定的需求揭示出时尚界最大的、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如何以最低的价格生产商品，同时确保安全、人性化的工作条件和体面的工资。

Levi Strauss的执行管理委员会于1992年3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通过了时装界的首个行为准则。该准则是由Levi’s被称为“采购准则工作组”（SGWG）的内部工作组制定的。该公司称其准则是为了“确保在合同工厂为我们生产产品的工作人员受到合理对待和尊重，并在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下工作”。“采购准则工作组”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则为指导原则：无童工或强迫劳动，没有性别、种族或民族歧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合理的工资，享有福利保障，享有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以及其他为公司生产服装的制造商们应遵守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标准。

该品牌的动机令人怀疑。李维·斯特劳斯取消了与美国塞班岛一家工厂的合同（据报道该工厂侵犯了工人的权利）后不久就引入了该行为守则。该工厂里的景象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一样糟糕：破旧的宿舍、无休止的加班时间、肮脏的厕所、紧锁的消防通道，整个工厂四周都用带有尖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并且有武装警卫巡逻。由于该工厂厂址所在地塞班岛也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在那里外包生产的公司（包括Levi’s，Gap，Ralph Lauren和Liz Claiborne）都可以在商品上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在Levi’s推行其行为守则后的几天，美国劳工部在同一家族经营的十多家塞班岛工厂中发现了有违联邦健康与安全法规的行为，并提起了诉讼。最终，工厂老板向工人支付了900万美元的拖欠工资。

为了执行这些法规，品牌商们雇用了独立的监督员来进行监管。监管人员巡视工厂前会提前通知，因此在这之前工厂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有人指导工人如何回答监管人员的提问。即使到了现在也是这样。据报道，在某些国家多达一半的工厂篡改了员工记录，以通过检查。监管员不监管，贿赂现象猖獗，丑闻层出不穷。

2003年，美国说唱明星肖恩·库姆斯（Sean“ P-Diddy” Combs）和杰斯（Jay-Z）就被卷入了一桩丑闻：他们各自创立的嘻哈时尚品牌Sean John和Rocawear的衣服都被发现是在洪都拉斯的血汗工厂制造的。在当年11月举行的参议院民主政策委员会听证会上，现年19岁的制衣工人——洪都拉斯女孩莱达·伊莱·冈萨雷斯（Lydda Eli Gonzalez）通过翻译讲述了她在东南纺织厂（Southeast Textiles，SETISA）所遭遇的恐怖经历。SETISA的订单约80%来自Sean John；其余的20%来自Rocawear。

SETISA所在的工业区被一圈高墙所包围，入口处铁门紧闭，有武装哨兵站岗。官方公布的营业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4点45分，时薪为75至98美分，但有强制性免费加班。Sean John衬衫在布鲁明戴尔（Bloomingdale’s）等美国百货商店的零售价为40美元。该工厂每天生产一千多件。冈萨雷斯作证说：“一件衬衫的价格要比我一周的工资还多。”

她继续说：“监工们会站在旁边，对我们大喊大叫，喊我们动作快点或者咒骂我们，骂我们是（该死的）蠢驴、婊子，甚至更难听的话。”室温很高，工人们“整天都汗流浃背”。织物纤维和灰尘使他们的头发“变成了白色、红色或是其他我们正在制作的衬衫的颜色”。据报道，饮用水被排泄物污染了。工人被禁止讲话。他们只能在早上和下午各上一次卫生间，并且在进去之前还要搜身；通常，卫生间里是没有卫生纸或肥皂的。女工要接受妊娠测试，如果有人测出来是阳性，就会被解雇。他们每天一到工厂就要被搜身，随身带的任何东西，包括糖果或口红，都要被没收。晚上下班出厂时还要被再搜一次身。

库姆斯知道这个丑闻将给他的品牌带来致命打击，于是迅速作出反应。十周之内，美国国家劳工委员会[2]宣布SETISA工厂的生产主管和副主管都被解雇。现在，加班是自愿的并且是有偿的；浴室的锁已经打开，武装警卫被废除了；安装了空调和净水系统。所有的工人都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且允许建立工会。据说妊娠测试也会被废除。

然而，工资仍然低得不能再低。

“工作只是为了有口饭吃，真的。想要存点钱根本不可能。什么都买不起。 这只是为了生存。”冈萨雷斯告诉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说，“与两三年前相比，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说到困境，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孟加拉国那样，让人觉得困境缠身、难以摆脱、痛苦万分。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位于孟加拉地区，是夹在印度和缅甸之间的一小块区域。据2019年统计，该国有1.68亿公民，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它是世界上第九大人口大国，在人口密集型国家中居第十位。

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18财政年度，四千万工人生产了价值超过三百亿美元的出口成衣或RMG，这使得孟加拉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服装生产国。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会长斯迪库尔·拉曼（Siddiqur Rahman）告诉我：“我们的外汇中有83%来自服装生产行业。五千万人要靠服装制造业生活。 我们的经济也要靠服装制造业。”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将产出翻一番。

孟加拉国的服装制造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之后，起步相对较晚。当时韩国已将出口美国的服装和纺织品配额用到了极限，因此，制造企业家们便转向孟加拉国的乡村建造和装备工厂。与以前的情况一样，新的制衣工厂一建立，贫穷的年轻妇女就蜂拥而至，或是被家里人派到这些地方工作。那里的工资低得惊人，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使得孟加拉国成了另一个曼彻斯特——最廉价的服装生产地。

成千上万的工厂修建了起来，然而这些简陋的工厂通常都没有得到许可证，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安全预防措施都没有，比如接地线或设置消防通道之类。尽管如此，这些工厂的安全保卫设施却是一流的，就是为了把工人关在里面和防止偷盗。孟加拉国的工厂距离品牌商的总部十万八千里，发生在这些工厂里的事情就不为人所知了。

非政府组织的倡导者们也在努力推动变革，如国际劳工权利基金（ILRF）的负责人朱迪·吉尔哈特（Judy Gearhart）。国际劳工权利基金成立于1986年，设在华盛顿市区，是一家非营利性人权组织，旨在维护“全球经济中工人的尊严与正义”。吉尔哈特从1992年开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期间就在为墨西哥的工人争取权利。2011年加入了国际劳工权利基金，担任执行董事。她做事干练、从不拖泥带水，为人和蔼可亲，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怀着毋庸置疑的热忱。

国际劳工权利基金长期驻扎在孟加拉国，以打击那里的童工现象。但是悲剧仍然发生了。2005年4月11日，光谱针织实业有限公司（Spectrum Sweater Industries Ltd.）——一家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Daraka）郊区萨瓦尔（Savar）的九层楼简陋工厂，在午夜后不久坍塌了，事故造成64人死亡，80人受伤。之后，吉尔哈特告诉我：“我们深入推进了对服装行业的调查工作。我们开始调查工厂的火灾和倒塌缘由，并与‘洁净服装运动’（ Clean Clothes Campaign）和‘工人权利联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密切合作，与那些跟‘不干净的工厂’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作斗争。”

国际劳工权利基金的策略有三方面：推进法律和政策改革；对企业更多地问责；支持并加强工人和当地工人组织的影响力。但是阻力依然存在。制衣业为孟加拉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且不仅仅是在税收方面。国际劳工权利基金的组织和传播总监利亚纳·福克斯沃格（Liana Foxvog）告诉我，2018年，孟加拉国议会议员中有10%的人是制衣厂老板，有30%的人其家庭成员中有人是制衣厂老板。“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利益勾结”。同样，腐败、贪污也不难想象了。如同一百多年前的纽约一样，这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2010年12月，位于达卡郊区的一栋10层楼高的That's It运动服制衣厂发生了火灾，尽管Gap刚刚才派人视察过工厂。灾难现场如出一辙：出口被锁，工人们慌乱中跃窗逃命。事故造成一百多人受伤，29人丧生。不幸的不止他们。在2006年至2012年，有五百多名孟加拉国服装厂工人在工厂大火中丧生。因为That’s It运动服厂是Gap，Tommy Hilfiger和Kohl’s这些大品牌的供应商，因此此次事故成了国际新闻，并有人呼吁要进行改革。

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与品牌商们坐下来讨论工厂安全问题，并敲定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名为《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Bangladesh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Agreement）。但品牌商们迟迟未在协议上签字。直到2012年冬天，That’s It运动服制衣厂致命火灾发生一年多后，纽约ABC新闻再次报道了此次事件，并借此质询了设计师Tommy Hilfiger及其首席执行官为什么要在这种没有任何消防措施的工厂里生产衣服。直到那时，PVH公司（旗下品牌有Tommy Hilfiger，Calvin Klein，Van Heusen，IZOD，Arrow，Michael Kors，Sean John和Speedo）才同意在《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上签字。六个月后，德国零售连锁店Tchibo也在上面签字了。但是之后就没有品牌签字了，而该协议需要有四家公司签字后才能生效。

在安全协议被搁置八周后的十一月的一天晚上，位于达卡郊区阿苏里亚的一栋九层高的塔兹林时装厂（Tazreen Fashion factory）的四楼里，23岁的苏米·阿贝丁（Sumi Abedin）正在缝纫机上工作，她回忆道：“突然有个人跑过来，大喊道‘着火啦’。”

而她的经理和主管信誓旦旦地跟所有人说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们告诉工人们：“哪里有火灾，快回去继续工作。”然后锁上了门。

随后火警警报响起。主管和保安人员仍然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火灾演习，并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五到七分钟后，我闻到了烟味，”阿贝丁回忆道。“我跑到门口，门是锁着的，又跑到楼道口，门还是锁着的……烟雾是从楼下传上来的。”她设法爬到了二楼，但走不通了。楼道“被大火吞没了”。

有1100多名工人被困在里面。开着的门道和楼梯间很狭窄，逃生通道不但少而且摇摇欲坠。工人们试图拆除窗户上的安全栏，终于有人把安全栏拆下来了。那个人赶紧跳了下去。然后又有人跟着跳下去。

“我也跟着跳了。”阿贝丁说。

她摔断了胳膊和脚。与她一起跳下的同事却撞到地上摔死了。

在这次事故中总共有200多人受伤，至少117人死亡，其中近一半的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这是自一个世纪前的三角内衣厂大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服装制造业事故。调查人员后来在发现的标签、衣服和文件资料里找到了西尔斯（Sears）、沃尔玛和迪斯尼在那里代工生产的证据。然而这三家都声称他们没有授权塔兹林厂生产商品。

利亚纳·福克斯沃格（Liana Foxvog）告诉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塔兹林事件在全球媒体中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仍然没能迫使品牌商们”签署《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这使得像索赫尔·拉纳（Sohel Rana）这样无耻的服装厂老板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索赫尔 · 拉纳曾是个流氓恶棍。在他三十多岁时，他以蛮横霸道的做生意方式与招摇过市的生活方式而出名。他经常带着一帮人，骑着摩托车绕着萨瓦招摇转悠。他还善于与白道打交道，他摆平了政府官员和警察，这使他可以明目张胆地贩毒和殴打异己，而不受法律制裁。他父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卖掉了家里乡下的土地，并在萨瓦买了一小块土地，他就跟着他父亲一起做生意。有了警察撑腰，拉纳从曾经的商业伙伴那里抢了一块地，又通过伪造契约的方式把临近的另一块地也霸占了。执法部门在这件事情上始终保持沉默。正如拉纳迫害过的其中一名受害者所说：“警察都很怕他。”

2006年，拉纳盖了一栋六层楼的建筑，用来做制衣厂房、商店和银行。这栋建筑修得很快，也很粗糙，完全没有且无须考虑城市分区规划法律或安全法规。2011年，拉纳设法获得了许可，又建了两层楼。当地人怀疑这是私下行贿的结果，这在萨瓦司空见惯。一位当地的前政客承认，这个建筑群“迅速扩张、毫无规划可言”。出现了“很多像拉纳广场（Rana Plaza）风格的建筑物”。

2013年4月23日的上午，拉纳广场里的五家制衣厂的工人们正忙着缝制衣服，突然一声爆炸震动大楼，紧接着大楼从二楼开始像地震断层线那样被劈开。“裂缝是如此之大，我都可以把手伸进去。”矮矮胖胖的年轻女孩希拉·贝古姆（Shila Begum）回忆道。五年前的那个时候她正在五楼的Ether Tex服装厂（Ether Tex Ltd.）的缝纫机上工作。

惊慌失措的工人们涌入大街。管理层喊了一位工程师来检查损坏情况。这位工程师觉得应该立刻封闭这栋危险建筑。这个提议被当时正在拉纳广场会见记者的索赫尔·拉纳否决了。据报道者称，拉纳说：“这只是墙上的灰泥掉了，仅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人们当天都被送回了家，但第二天早上被命令回去上班。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的上午8点左右，马哈茂德·哈桑·赫里多伊（Mahmudul Hassan Hridoy）听到有人在敲门。原来是他的老板兼邻居上门提醒他今天得回厂上班。赫里多伊，27岁，身体状况良好，性格温和，他刚在那个周末迎娶了恋爱三年且怀着他的宝宝的女朋友。两周前，他辞掉了薪水不高的幼儿园老师的工作，然后到位于拉纳广场的时装品牌供应商New Wave Style公司当质量检查员，薪水比以前高得多。由于他有数学才能，因此管理层向他保证，他在那里会晋升得很快。“这就是我到拉纳广场工作的原因，”2018年我俩在萨瓦的肯德基午餐会面时他告诉我。

他听了老板的话，然后乖乖去上班，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希拉·贝古姆也是其中一员。在正午烈日下，我和她走在萨瓦的街道上，她回忆道：“我当时真的很恐慌。”工人们全都回去上班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回去的话，月底就拿不到工资。孟加拉国当时的最低工资为每月38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按经济学家计算得出的结论，38美元相当于生活开支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包括了住房、食物和衣服等基本需求所需的开支。（在2019年1月，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线提高到了每月95美元，但仍然仅相当于生活开支的一半。）

希拉·贝古姆告诉我说：“停电的时候，我正在忙着手头的活，为一个法国品牌制作蓝色牛仔裤，就像你身上穿的这种。几分钟后，发电机开始运转。”随着发动机的隆隆声，大楼开始震动。“接着楼就塌了。”说完她看着我。她的黑眼睛暗淡茫然，好像有人把她内在的希望之光熄灭了。

她继续说道：“水泥天花板砸在我手上，我的头发被缝纫机缠住了。挣扎了很久，我才把头发从缝纫机里顺出来，但我无法将手从水泥堆里扒出来。”16个小时后，她的邻居也作为数百名紧急响应人员之一，加入现场救援队伍，并把她救了出来。她说：“他们在现场用铁棍和铁管把我撬了出来。他们说我的肠子散得到处都是。我昏迷了27天才醒来。”

当周围变得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时，赫里多伊正在七楼验收牛仔裤。他回忆说，发电机开始运转了，“感觉我脚下的地板像在移动。然后，什么感觉都消失了。”当他在瓦砾中睁开眼睛时，他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水泥柱下。当他慢慢看清周围的事物时，他发现与他面对面躺着的是他的在二楼担任缝纫机操作员的好朋友费萨尔（Faisal）。“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赫里多伊低声说。“我想应该是我这一层楼的地板一直往下掉，掉到了他在的那一层楼。”费萨尔的头骨被砸碎了。“他的脑浆都洒出来了。”

赫里多伊哭了起来。“我不能忘记他的头在我面前裂开的情景，”他抽泣着说，“那些记忆仍然困扰着我。”

拉纳广场坍塌事件造成1134人死亡、2500人受伤，是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服装工厂事故。

“在那场事故中，我失去了所有朋友，”贝古姆说，“许多人的尸体至今未找到。”

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郊区的一座建筑物发生坍塌

斯德哥尔摩时间凌晨5点，H&M可持续发展负责人海伦娜·赫尔默森（Helena Helmersson）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那头是她在萨瓦的主要负责人，正在跟她重述拉纳广场坍塌的恐怖瞬间，并向她保证，H&M没有以正式的名义在那里生产任何服装。也就是说，她被事先预警，H&M的承包商有可能把业务分包给了拉纳广场的某家生产车间；而且在事故调查完成之前，谁也没法确定。鉴于H&M是孟加拉国最大的服装出口商，即使这次H&M的外包工厂没有卷入其中，但仍可能受到劳工权利组织和消费者的抨击，以此抗议离岸外包的种种劣迹：缺乏监督和安全执法，侵犯人权，复杂而难以追踪的供应链。两个小时后，早上七点，赫尔默森与H&M首席执行官卡尔-约翰·佩尔森（Karl-Johan Persson）会面，谨慎周密地制订公司的应对措施。

H&M的回应声明里写道：“H&M没有在事故大楼中的任何一家纺织工厂代工生产。需要记住的是，这场灾难是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问题，而不涉及纺织行业特有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供应商工厂没有涉及此次事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旁眼冷观。我们会积极投入，为建设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尽一份力。”

然后，大多数品牌仍然保持缄默。

“拉纳广场事件后，没有哪家品牌会敢于出面承认它们在那里有工厂”，福克斯沃格告诉我。

为了弄清楚在那里生产的有哪些品牌，好几队研究人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瓦砾堆中寻找蛛丝马迹，搜寻标签、浏览进口数据库和工厂网站以搜寻采购信息。她说：“这是真正的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

当证据摆在眼前时，沃尔玛仍然声称公司并未授权将业务转包给拉纳广场的工厂，法国的家乐福（Carrefour）也否认在那里生产，而杰西潘尼（J.C.Penney）和李库珀（Lee Cooper）、艾康尼斯（Iconix）则毫不回应。即使确认了有十几个美国和欧洲品牌在那里进行生产，但大多数品牌还是躲避责任，拒绝向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赔偿，并且由于还没有相应的保障工人权利的协议，因此这些品牌也没有支付赔偿的义务。

这一次，在毫不留情的媒体报道的猛烈攻击之下，品牌商们开始紧张了。塔兹林火灾和拉纳广场坍塌事件的相继发生，说明事态确实很严重了。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然后，品牌商们想到了被他们完全忽略了两年的倡议——《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

在六周内，包括Primark，Inditex，Abercrombie&Fitch，Benetton和 H&M在内的43家公司签署了该协议，并将其更名为《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the 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截至10月，该协议已有200名成员，其中包括迅销公司（Fast Retailing，优衣库的母公司）和美鹰傲飞公司（American Eagle）。

大量其他品牌（主要是美国品牌）以责任认定问题为由拒绝加入。7月，沃尔玛宣布实施《孟加拉国劳工安全联盟》（the Alliance for Bangladesh Worker Safety），该安全条款与《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类似。签署的品牌包括：Gap，Target，Hudson’s Bay Company（旗下品牌有Saks Fifth Avenue和Lord&Taylor）和VF Corporation（旗下品牌有Lee Jeans，Wrangler，The North Face和Timberland）。但是该联盟条款没有法律效力，非政府组织认为它不及《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那么有效率、有诚意。福克斯沃格解释说，《孟加拉国劳工安全联盟》的“影响较小，适用于较小的工厂”。并且《孟加拉国劳工安全联盟》是自愿加入的，而经数十年来的火灾和倒塌事件证明，凡是自愿加入的组织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对拉纳广场事件的新闻报道直言不讳，也不可避免。随后的意识宣传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服装购物习惯。2013年，他们在时装方面的支出为3400亿美元，是购买新车投入的两倍多。其中大部分时装是在孟加拉国生产的，其中一些就是在拉纳广场坍塌事件之前由那些工人生产出来的。

……

塔兹林的老板德尔瓦尔·侯赛因（Delwar Hossain）最终被捕，并被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这意味着他知道自己对工厂安全的无视可能会导致人员死亡。这个案子2015年就开始审理了，但由于原告找不到证人出庭，就一直拖到2018年11月（也是塔兹林事故六周年纪念日）都还没有结束。

2016年，索赫勒·拉纳和其他17个人，包括其父母、拉纳广场的工程师、萨瓦市长、三名政府监管员及城市规划师，均被指控犯有包括杀人罪在内的多种罪行。一年后，拉纳因未向反腐败委员会透露自己的真实财产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由于罪犯向上级法院上诉，因此针对谋杀罪名和其他指控的审判仍旧悬而未决。尽管效率不高，但这两起案件的审判在孟加拉国服装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吉尔哈特（Gearhart）告诉我，在1998年的时候，只有大约15%的公司在公司行为守则中包含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条款，而现在这两项都是常规条款了。各大品牌都在将生产厂商公布出来（这在5年前想都别想），甚至当有工人死亡时，他们还会支付赔偿金。

与孟加拉国服装制造业其他方面的进步一样，其推动力都是拉纳广场事件。事故过后，品牌商们突然觉得压力重重（有可能是真心出于内疚，但更可能的是害怕声誉因此受损），不得不为死去和致残的工人支付点钱。“但他们不管这叫‘赔偿金’，”福克斯沃格补充说，“这叫拉纳广场抚恤金。”由洁净服装运动组织反复商讨确定下来的这笔3000万美元的捐赠，由品牌商承保，以减轻死者家属和遭受毁灭性创伤的工人的负担。但是想要获得这些钱没有这么简单。

希拉·贝古姆的伤势很重：她必须穿医用紧身衣，右前臂上缠上矫正带。 她告诉我：“我的肾脏被压到，严重受损。我几乎不能用右手。”她还说她没有得到政府补偿，也没有得到任何品牌的赔偿。现在她残疾了，没办法工作，她丈夫又去世了，她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这迫使她不得不让她14岁的女儿辍学。虽然教育是免费的，但她再也负担不起书籍和午餐等杂费。对于日常开支，她承认：“我得乞求家里人给点钱。”她开始哭泣。她看着我们面前空空荡荡的拉纳广场，说：“我不想活了。”

新婚的赫里多伊拄着拐杖走路，还饱受头痛的困扰。有时他睡着的时候会使劲扯自己的头发。在他漫长的康复期间，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并堕了胎。“那场事故毁了我的生活，”他边说边擦了擦眼角的泪。

事已至此，赫里多伊还是努力地重新生活。赫里多伊是我在萨瓦遇到的几十名幸存者中唯一一个成功从拉纳广场善后信托基金中争取到自己的赔偿金的人。他用那些钱开了一家小药房。他还成立了萨瓦拉纳广场幸存者协会，该协会由300名成员组成，每个月在他的药店里小聚一次，以互相帮助，走出困境。有时，这样的友情帮助还不够：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两名协会成员在自家客厅里上吊自杀了。

政府仍然反对结社和工会自由。工厂中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仍然猖獗。等到工厂都垮了，工人们还没拿到赔偿金。

即使是与品牌商签了合同的，但在他们面前，工人和工厂主还是显得软弱无助。20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群激进分子持枪袭击了达卡一家海外侨民和外国人经常光顾的精品咖啡店，劫持了40名人质，并杀死了20人。从那以后，孟加拉国就常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在继而展开的营救中，五名武装分子、两名警察和两名咖啡店员工被杀。时装销售代表立即取消了预定的行程，并撤出了在该国的工作人员，这使那里的工人和工厂主都慌了神。“如果他们不来孟加拉国生产衣服了，我们该怎么办啊？”一位缝纫女工大哭起来，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西方人光顾的连锁酒店用水泥筑起了屏障，搭设了金属探测器、X射线机，安排了警卫用炸弹探测棒对进出人员搜身检查。服装制造业又回到了以前的老样子。

随后就是工人争取工资权益的长期抗争，要求工厂主支付的工资起码能养家糊口。2016年，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加薪。工厂主和政府对此进行了报复：有55家工厂关闭了一周；1500名工人被解雇；35名工人被抓进监狱，24人还不能被保释。“那真是太黑暗了，”吉尔哈特回忆道，“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过，这么多的工人被逮捕或拘留了那么长时间，或被拒绝保释。”

宾夕法尼亚州全球工人权利中心主任马克·安纳（Mark Anner）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服装行业十分在意季度收益”。“如果每三个月股东就跟你提一次要求更多利润或威胁要退股，你怎么去制订长期计划呢？这种涓滴式的运行机制对工人有何影响？”或对整个孟加拉国有何影响？吉尔哈特说：“如果工人赚得体面的工资，经济就会增长，因为这样他们才有能力买午餐和理发。如今我们对工人的投资体现在哪里？他们真的只是整个行业运行体系里的小小齿轮吗？”

注释

1.美国消费者联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该联盟成立于1899年，是一家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职责是团结当地的消费者组织。

2.美国国家劳工委员会：NLC，后来称为全球劳工和人权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Labour and Human Rights。

本文摘自黛娜·托马斯的新作《时尚都市：快时尚的代价与服装业的未来》，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时尚都市：快时尚的代价与服装业的未来》，【美】黛娜·托马斯/著 刘丽萍/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