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19世纪基督新教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的在华传播

【编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7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共同邀请国内外学者撰写系列稿件，向读者介绍“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力。

十字架与龙

“龙将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会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

1832年，当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写下这段雄壮的话语时，他并不是在讲述一个在当时看来已经近在眼前的美好前景，相反，面对多年以来都举步维艰的传教困境，他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执着且狂热的宗教激情。

郭士立

在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依旧光景惨淡。1858年3月，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在中国福州遇到了一名美国传教士，在攀谈中后者告诉额尔金，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他和自己的同伴仅仅使十五名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对此，额尔金的观点是，“中国人并不轻信”，要让中国人相信洋人当中还有并非一心来赚钱的人是很难的。显然，额尔金伯爵心知肚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使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抗拒愈演愈烈，从而给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另外，一些传教士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认为，中国人的一般性格是漠视宗教的，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金钱和权力，而不是哪一种宗教仪式。除了祖先崇拜，没有任何一种仪式拥有足够的约束力让人愿意为之战斗。诚然，中国人对宗教的期待通常表现为祈求丰收、排除灾害、社会太平、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已故亲人安逸等，这些世俗化的需求，让中国人既富于宗教情感，又淡于宗教信条，只要是能够满足上述需求的宗教信仰、仪式规范，皆可奉行。在强调一神崇拜的基督徒看来，对其他宗教信仰的宽容，就是对自身信条的冷漠，因此他们很难接受中国人的这种混合主义的宗教态度。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尽管十分丰富，对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而言，却并没有为传教士们带来多少帮助。

另外，从郭士立的那段话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另一个信息，那就是基督徒们普遍认为，基督的十字架要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树立起来，必须废除中国的皇帝。也就是说，十字架和龙，在这里是一组对立的概念。

皇帝，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上都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存在，一个崇拜对象。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所有罗马公民，不论你隶属于哪个宗教组织，都要在特定的时间向罗马皇帝宣誓效忠。任何宗教自由，都是以效忠皇帝为前提的。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了，而且所谓的效忠仪式也十分简单：每一名罗马公民，每年至少要有一次去凯撒神庙里敬香，并且说“凯撒是主”这样一句誓词，然后神庙会给他一份证书，证明他确实履行了这一效忠仪式。在此之后的时间里，这个人可以随意敬奉他所崇拜的其他神灵，只要不影响公共秩序。

但是在中国，皇帝与其他崇拜对象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敏感一些。

基督教自唐代进入中国之后，主要又经历了三个传播阶段——元代的也里可温教阶段，明清之际的天主教阶段以及近代的新教阶段。在每两个阶段中间，基督教都有一段和中国皇帝“分手”之后的“传教空窗期”。在空窗期里，基督教在中国或者完全消失，或者处于秘密传教的状态，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必追溯太过古远，时间仅倒退至16世纪。1552年，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孤独且无奈的死在荒无人烟的上川岛上。22年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终于醒悟，渗入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而代之以外国传教士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传教策略定型于利玛窦（Matteo Ricci），最终伴随着17-18世纪的“礼仪之争”而遭到放弃。1721年，罗马教廷发布决议，正式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祀孔。被激怒的康熙皇帝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康熙帝的严令下，许多入教的中国人必须在西方天主和中国皇帝之间做出选择。而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服从皇帝。从此，天主教的在华传播完全转入地下，直到19世纪中叶，才与基督新教一起，在帝国主义的枪炮掩护下重新公开进入中国的土地。

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十字架/基督教与龙/中国皇权之间的关系好坏，基本上决定了十字架能否在中国的大地上树立起来。

郭士立与汉会

前文已述，基督新教开启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新一阶段。基督新教发端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体系中分离而来。为了更好地传播上帝的福音，新教的在华传播在传教策略上与天主教等教派有着明显不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

一、基督新教的“圣经至上论”强调个人对《圣经》的体验和信仰，从而摆脱宗教权威——尤其是罗马教廷对信徒的影响和束缚。因此新教致力于帮助所有人有机会阅读到自己能够理解的圣经版本，也就是圣经的汉译工作对于基督新教而言至关重要。

二、由于基督教无法再单纯依靠宗教层面的感化来收纳中国信徒，他们于是更加紧密地借助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强制力来帮助自己传教。

三、新教自身在具体的传教策略和手段措施上也更加务实，更注重在平民当中传教，并且将口头宣教和大量散发传教书籍材料相结合。

1807年，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是为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从1807年到1834年，除了中途回国的三年外，他坚持在华传教二十多年，由于清朝的禁教限制，二十多年间也只洗礼了五名信徒。从这个可怜的数字上来讲，马礼逊的传教事业似乎很不成功，然而伦敦传道会派遣他来中国的任务本来就并不是要大量发展教徒，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翻译圣经，二是编撰一部英华字典。这两个任务，显然与上述的新教传教策略相贴合，其作用是为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传教奠定基础，可谓是“深谋远虑”。

马礼逊

除了完成这两个任务，马礼逊另外还基本达成了一个成就，那就是制定并实施了“恒河外方传道计划”——在南洋建立一个传教基地，既可以方便地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也可以向当地华人传教，另外生病的传教士也可以有一个养病和休息的地方。

在这项计划的运作过程中，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位华人传教士——梁发。梁发是基督新教里面第一位与太平天国产生关联的人物。他自入教之日起就在传教方面十分卖力，创作了多本中文传教小册子：《救世录撮要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圣经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祈祷文赞神诗》。

梁发

在这些宗教小册子里面，最著名的无疑就是《劝世良言》了。我们都知道，洪秀全就是通过这本小书信了上帝。但是要知道，《劝世良言》的内容只是一些截取的圣经段落，并辅以梁发个人的理解与阐释，洪秀全显然无法借此获取关于上帝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全面认知。那么洪秀全第一次阅读到完整版的圣经是在何时何地呢？该圣经又是由何人翻译而来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把视线重新投向开篇的那位狂热的传教士——郭士立。

郭士立，中文名又译郭实腊、郭实猎等。在泰国曼谷传教期间，他认宗了当地一家祖籍福建的郭姓华人家族后，为自己起名郭士立。在成为一名正式的海外传教士之前，郭曾被荷兰传道会送到伦敦培训，期间与马礼逊结识。在马礼逊的影响下，郭立志到中国传教。1829年，郭士立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一名独立传教士。不过，虽然在身份上郭士立是一名独立传教士，但他却与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密切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郭士立是在马礼逊恒河外方传道计划的框架内活动。

郭士立在传教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创办了“福汉会”（Chinese Union）。该会1844年成立于香港，又称汉会。意思是“欲汉人信道得福”。那时的中国刚刚五口通商，内地的传教限制还没有解除。郭士立建立汉会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华人自己的努力，向中国内地传教，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指导和帮助。据说郭士立的这种想法，是受到了梁发的启发。

汉会初办时只有会员21人。除了郭士立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以外，另外19个全是华人。郭士立的创会理念是倡导基督教本土化，因此他推举华人担任汉会会长，自己只担任教导。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掌握着组织的实权。他白天在香港政府工作，晚上则亲自训练他招募的中国人，并且向这些人传教。

汉会的运作模式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向成员教授基本的基督教教义，考试合格后将其派往邻近地区散发宗教传单，并作个人布道。

二、布道结束后返回汉会总部再次接受第二阶段的宗教训练，训练完成后再派往更加边远的地区传教、散发书籍。

三、第二阶段结束后返回总部，进一步接受更为深刻的宗教训练，这是第三阶段。训练合格后将其派往更远的地区。如此循环。

总结起来，汉会成员的主要身份就是“散书者”和“布道者”。汉会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向中国内地传教的新教团体，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其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两广。另外，两广地区的客家人是其重要的传教对象。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洪秀全的传教活动，上帝教的传播和拜上帝会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仅太平天国所得到的基督教书籍很多来自于汉会的散发，而且一些汉会成员在后来也直接加入了太平军。

罗孝全与洪秀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许多传教士也在汉会中工作，但大多与郭士立关系不和。不过有一个人一直是郭士立的忠实伙伴，这个人就是罗孝全。不言而喻，罗孝全与洪秀全的关系当然就更加紧密了，因为洪秀全曾经在罗孝全的教堂里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督教知识。前文提到的洪秀全在何时何地阅读到完整版圣经的问题，答案即在于此。据说，洪秀全在最终离开罗孝全教堂的时候，还带了一套圣经回家。罗孝全处所使用的圣经，是郭士立翻译的版本。

罗孝全这个人十分古怪，31岁的时候才成为一名牧师。与马礼逊、郭士立等人相比，差不多要晚了十年。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在传教才能上并不算太出众。所以当他申请去中国传教的时候，美国浸礼会并没有同意。四个评审人都认为罗孝全资质平庸，难以胜任海外传教的使命。于是罗孝全愤然脱离了这个组织。

后来他到处活动，居然神奇地募集了3万美元的资金。于是他用这笔钱自己成立了一个“罗氏基金会”，以及一个名叫“密西西比谷地中国传道会”的组织，然后以这两个组织的名义委派自己前往中国。可见罗孝全是一个资质平平，同时却脾气古怪、行事偏执的人。

罗孝全

罗孝全先是在澳门传教，后来由于性情古怪，和其他传教士不和，所以受到排挤，就去了香港。在香港，同样还是因为受到排挤，又去了广州。在广州，罗孝全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并且成立了“粤东施蘸会”这样一个组织。

蘸，即用物体沾染液体。例如食指在酒杯或水杯里沾到一点液体就拿出来。“施蘸”，就是洗礼的意思。基督教的洗礼分为浸水礼和点水礼。浸水礼要全身浸入水中，点水礼则只需要用手点取一些圣水洒在领受人的额头即可。不管是浸水还是点水，都要三次。每次分别对应圣父、圣子和圣灵。通过罗孝全的教会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采用的洗礼是“点水礼”。洪秀全最早为自己洗礼，是用的浸水礼，他模仿《劝世良言》里面谈到的洗礼方式，在家乡的一个小河里为自己浸水洗礼。但是后来他在罗孝全的教堂里学习了两个月，自然有机会了解到罗孝全采用的是点水礼的方式，所以他把罗孝全的点水礼学了过来，后来太平天国所采用的洗礼方式也主要是点水礼。这是后话。

罗孝全古怪的性格，也导致了他和洪秀全之间的矛盾。在前往广州找罗孝全之前，洪秀全曾和冯云山相约一起在两广各地游历传教。但是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基督教知识十分缺乏，传教效果不太好。另一方面，二人在外的生计也比较困难，因此洪秀全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家乡，而性格坚毅的冯云山则坚持留在广西继续传教。

有一天，洪秀全的家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这个人是一名汉会成员，名叫周道行。他听说了洪秀全信奉上帝的消息，于是邀请洪秀全去广州罗孝全那里接受系统的基督教训练。也许是受到了之前独自传教失败的影响，洪萌生了加入基督教会，成为一名正统基督徒的想法。怀着这种心情，他来到了罗孝全的教堂。

1847年，洪秀全前后共两次到广州罗孝全的教堂里学习基督教，每次一个月——前一次有洪仁玕的陪伴，后一次为独自前往。在广州的两个月时间里，洪秀全不仅详细地阅读了圣经，肯定还阅读了罗孝全自己编写的一些传教小册子，参加了各种基督教仪式，由此学到了远比《劝世良言》中更丰富的基督教知识。

开始的时候，罗孝全对洪秀全的虔诚态度十分满意，但是当时有两名在罗孝全教堂里工作的华人教徒预感到洪秀全的才干可能会影响他们在教会中的地位和营生，所以他们不怀好意地告诉洪秀全，建议他在向罗孝全请求受洗的同时征求一个教会中的工作职位。有点实在的洪秀全就按照这两个人的建议找到了罗孝全，没想到刻薄古怪的罗孝全认为洪秀全提出的这些要求说明他并非诚心入教，而只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单纯为了在教会混口饭吃。（事实上，这种“吃教”的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郭士立的汉会中亦如是。）于是罗孝全大发雷霆，赶走了洪秀全。洪秀全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狼狈地返回了花县老家。

回到家后的洪秀全听说冯云山在早先与自己分手之后并没有回家，而是一直在广西艰难传教。于是他打点行囊，决定去广西找冯云山。后面的历史我们就都比较熟悉了，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已经拉起了一个一千多人的组织，名叫拜上帝会。更重要的是，冯云山每天都跟这些人讲，我们的真正领袖是洪先生，他在广东，但是很快就会过来了，他是我们每天敬拜的上帝的儿子，上帝曾经带他上天，并且亲自教导拯救这个世道的方法。可想而知，这些广西山区的穷苦百姓每日期盼着洪先生的到来。

而洪秀全在无限落魄的情况下来到广西，忽然发现有上千人对自己一直翘首以盼，自然会备受鼓舞，双方原本绝望的心情都受到了极大的安慰。

随着拜上帝会的日渐壮大，在现实的逼迫，以及杨、萧的影响下，他们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浓，终于在1851年发动了金田起义，正式掀起太平天国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1847年洪秀全如愿当上了罗孝全的中国小助手，就不会有后来叱咤风云十四年的太平天王了。然而，仿佛是宿命一般，洪秀全还是找到了另一条通向天国的路径。上帝的中国之子，及其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改变了满清朝廷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