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厘头搞笑喜剧，是个什么鬼？

无厘头搞笑喜剧，是个什么鬼？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达叔走了，一代人的经典落幕。

周星驰说，我至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80后很少人会忘记，那段无厘头喜剧的黄金岁月。

20世纪90年代，“无厘头”喜剧电影悄然兴起，其代表人物也纷纷出现，在经过了转型与成熟后，香港喜剧电影达到了鼎盛时期。

什么是无厘头？就是以夸张的言语和肢体表现形式，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幽默，是生活中的夸张形式，但是很自然，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无厘头，它绝不只是表面“没有理发的脑袋"的意思。

在香港电影的发展史中，“无厘头”被运用于对表演风格的形象的表达中，“无厘头表演”也被看成周星驰吴孟达喜剧表演的代名词。

无准则，无来头，无意义，无逻辑，无目的，无用的状态。

“无厘头”原是广东的一句白话俗语，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本不为内地所了解的非主流的南方地域性词汇，因为周星驰、吴孟达的电影而变得时髦起来，国人也因此记住了这个既土气又洋气的词汇——“无厘头”以及它的附属产品“无厘头喜剧”。

无厘头这个名词通俗点说就是恶搞，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它往往用夸张的动作，无理性的对白，出其不意的行为来颠覆人们的传统思维。

它也许想通过滑稽，幽默的台词动作来取乐观众，或是通过夸张丑来凸显笑点，也可能是想通过笑料来达到讽刺这个光怪陆离社会的目的。

无厘头还是一种大俗大雅的反讽。

比如《唐伯虎点秋香》江南四大才子踏着模特步，一人一句吟诗曰:“山下一群鹅，嘘一声赶落河，落河捉鹅医肚饿，吃完回家玩老婆。”四大才子才艺才情如此不堪一击，也只有民间的大俗方才达到大雅。

总之，当无厘头喜剧跃然于银幕，到处都是一派反常规，反逻辑的场面。将传统与现代，正规与反常，高雅与庸俗，新奇与陈旧等多个对立项进行反转，从而导致常规期待的落空，产生意想不到的笑果。

周星驰在多部影片中标志性的“哈—哈—哈—哈”大笑，那是一种嘴张到最大，头向后仰，极为放肆、张狂的笑;又如“蟑螂小强”“阿狗旺财”，以及那些经典的“你妈贵姓?”、“我 kao”、“I服了 YOU”、“给个理由先”等后现代词语，这些统统成为周星驰影片中一种风格化的“喜剧符号”，这些经过格式化了的语言、形象，常常能够跳出内容、情节和结构的束缚，彰显其独特的制笑功能。

无厘头，因为其反常规反逻辑，它往往会颠覆以往的幽默概念，它可能更多是通过一种黑色幽默，冷幽默或者通过前后行为有较大反差的方式，抑或是利用表面毫无逻辑关联的语言和肢体动作来给人造成一种幽默恶搞的感觉，令人毫无道理的发笑。

它的发笑也许还会有个过程的，一开始可能是发愣、不解直到通过深思而最终顿悟、大笑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

通过对情节、人物、动作、语言等元素的喜剧化设计，制造令观众捧腹的效果。

无厘头，以小人物身份出现。准确的说是一个个滑稽可爱的小人物。

周星驰、吴孟达的喜剧性“无非是蕴含在丑、荒谬、滑稽、夸张、做作、俏皮、幽默和调侃等诸多矛盾现象中的普遍的思想原素。

这一思想原素，通过被期待的目标和意义的突然消解与跌落，通过虚构人物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举止，使观众意识到人、事物和理想的真实形象，从而引发出会心的笑。

周星驰、吴孟达电影中，他们身上体现了小人物的所有毛病：贪婪、无耻、卑劣。

但却又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善良、爱打抱不平。符合真实的人性，但又不失高尚美好，不是传统高大上伟光正的那一套刻板机械的装着、端着、拿着的那一套假惺惺，而是真性情的真实反映。

《一本漫画走天涯》（1990）开始，到《赌圣》（1990）、《逃学威龙》系列（1991、1992、1993）、《整蛊专家》（1991）、《唐伯虎点秋香》（1993）、《国产凌凌漆》（1994）、《大话西游》系列（1995）、《大内密探零零发》（1996）、《喜剧之王》（1999）

周星驰吴孟达喜剧的语言大多粗鄙直白，有时通篇都是谩骂，充斥着插科打诨似的调侃，这与狂欢节的广场语言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广场语言是指狂欢节庆上大众性的，狂欢性的，自由无羁性的语言体系，这些语言也是通俗甚至粗俗的。

如顺口溜、神咒等不绝于耳，而在周星驰影片中大量出现的骂人语汇，这些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的语汇在官方语汇中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与教条式的，严肃的官方风格更是格格不入，但这些语言在周星驰的电影中都被说得稀松平常，毫无禁忌。

有时恰恰是这种粗鄙的语言反倒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反过于恭敬的语言却暗示着某种距离感。在周星驰影片中常常作为搭档的周星驰与吴孟达两人之间，从来都是脏话连篇，但两人的关系往往也是最亲密的。

在这些影片中，周星驰、吴孟达饰演的人物仍然是个市井小民，他没有任何的英雄气概，在强敌面前会跪地求饶，但是在生死关头也能挺身而出。

可以说是个能屈能伸的小人物。

但正是这种能屈能伸的姿态，却符合了当时香港市民的心理气候，所以被当时观众所欣赏。

作为小市民的这种矛盾心理，那种小人物调侃自嘲的语言方式，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困惑焦虑的心理状态，恰是港人生存现境的缩影。无中心，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小人物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目的。

作为香港人集体潜意识的积淀物，充分表现出通俗性、世俗性、多元性等特点。

周星驰、吴孟达电影独特的“无厘头”风格，能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畅快淋漓的大笑，可以暂时忘却自我，在轻松欢快之余放松身心，缓解长期的精神和生活压力。

根植于香港情怀土壤中的无厘头电影，对于喜剧电影发展来说，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的。

2003年，周星驰—这个头发已经花白，面容冷峻略显疲惫的香港喜剧电影的奇迹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理由是获选了2003年的亚洲英雄。

这里所指的英雄，当然不仅仅是电影方面，事实上，毫不夸张的说，周星驰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他，是香港电影培养出来的一个当之无愧的神话。

无厘头文化源于港产无厘头影视，创造主体却是内地年轻一代。

它不仅以多种形态建构具备了一种精神文化的生成条件，亦以显在言说的方式显示着自身存在。

它又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蕴涵、传递着大陆人们尤为年轻一代的生活体验和心曲。

在很长一段时间，80后被打上负面的烙印，被称为“迷失的一代”。

80后喜欢的男港星多半是周星驰、吴孟达，无厘头文化和恶搞文化的集大成者。一部《大话西游》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成为89后青年膜拜的文化图腾。他们喜欢无厘头文化和网络恶搞文化，在互联网上更是将讽刺、揶揄的气质发挥到了极致。

80后现在可以叫前浪了，但是用不着假装深沉，其实80后的父辈们，年轻时也是一小愤青，想回城与不得不留守农村的现实，使他们产生了被社会抛弃的强烈感受，理想幻灭的失落继而又转化为强烈的愤世情绪。

“朦胧诗”“伤痕文学”成为他们抒发自己愤懑之情的工具，他们高呼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呐喊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表达着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决心。

他们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与梦幻的想象，因而容不下现实中任何的不完美。他们是一群特立独行的，散发着一种孤独的气质的人。

从不追随什么潮流，却对自由情有独钟。他们，不断地追问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活得认真且严肃。他们，热爱生命，希望用生命的热情，去完成一些意义不凡的事情。

无厘头，兼有雅与俗、传统性与反传统性、现实性与超现实性、直观性与隐喻性。

同时无厘头，又具有建构性与解构性等多种美学品质。

《逃学威龙》父子亲情几经波折，将父亲这个小人物和儿子这个富家子弟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武状元苏乞儿》更是演活了苏灿父子不离不弃的温情。

没有爱情的电影很难和青年观众达到心灵的默契、情感的共鸣，所以，电影制作人一般都会把爱情元素嵌入其中。

《武状元苏乞儿》不但大费周折将人的本性激发出来，还将爱情对人物转化的关键力量展示出来。

友情是世人生活的保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个人面对生活，特别是小人物无父无母，没有亲情，没有爱情，但一定要有友情，电影《少林足球》师兄弟之间的情义就能说明这一切。

人类历史进步是无数民众共同推动的，可是，能为历史记载的也只有民众代表——各界精英。因为，每个时代大众所做之事具有同质化——即雷同化，掩盖了大多数的民众表现。

但就具体民众而言，也只能归于小人物之列，也许由于担当的职责不同，小人物不会成为历史宏大叙事主角。

可是，电影中小人物形象丰满、活力四射，寄寓了很深的生活道理。小人物建构了人生百态的完整世界。人们的生活每天看似没有什么大变化，实则是动态的、微妙的、富有戏剧性的;可是，小人物的美好愿景是不会改变的，这就使小人物的人性充满了矛盾的张力。

小人物见证了真情珍贵的生活真谛。真情主要是在艰难中表现出来的，一般有相依为命的亲情、患难与共的爱情、关爱助人的友情等等。

如今的年轻人一出生，就置身于一个到处都被包装得五色迷离、白嫩光鲜的世界之中。见多了花花绿绿，难免审美疲劳。于是，通过随意、混搭、搞笑、体认、奇幻等多种方式，他们力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审美实践中求新求变。

人啊这辈子一辈子笑别人，偶尔笑笑自己，就像是周星驰的电影，明明是悲剧啊，大家却认为是喜剧。

就像是生活，虽然很多苦涩，但是还是要用笑容掩盖、伪装不在意与乐观。

（传媒智库——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